序言

这本书产生于一系列充满好奇心的观察。作为一名科学史学家，我主要研究绘画和摄影在天文学中起到的作用。我注意到了一个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却未被前人认识的主题：天文学家在操作望远镜时所使用的专用观测椅的各类示意图。自注意到它们起，我就发现它们其实无处不在。有些图展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坐在定制的椅子上；在另一些图中，这些定制的椅子上没坐人，但与其他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放在一起。我找到了14世纪天文学家坐在各种各样仪器旁边的图像，但我注意到19世纪以后，在各种资料里，这类经过特别设计的椅子显著增多。我找到了数百张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的类似图像，发现图像的激增与天文学家自身对这种椅子的使用、设计和制造的日益关注是一致的。

我感兴趣的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些图像和设计到底说明了什么。考虑到天文学家如此热衷于布置观测椅并在上面摆出姿势，我想知道他们究竟试图向观者传递何种信息，19世纪的观者是如何解读这些行为的，天文学家自己是如何理解观测椅的功能和设计的，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天文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文化地位。我发现的这些内容既令人惊讶又引人深思。通过把这些图像嵌入厚重的文化背景，《天文学家的椅子》一书将观测椅视为一种传统主题，认为其指向远非我们看一眼就能明白的那种事物。我还会用跨学科的方法，讨论一些学界已经关注的经典话题，如性别、历史主义、劳动、种族，并将其与“长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文化史联系起来。

虽然在开篇我会从一种更长时段的图像志（iconography）角度出发研究天文观测椅，但之后我将主要关注19世纪的图像。具体任务是重建一种有价值负载的传统视角，这种视角为当时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层观者所接受。我还会拂去另一个视角上的灰尘，看看机械可调节的观测椅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我还想研究它们反过来为这种深深植根于图像的文化提供了哪些意义。一开始，我们会看到这些观测椅——包括它们独特的设计、技术性细节和使用者的别致姿态——是如何被置于资产阶级的视角和特定的历史以及帝国的框架中的。天文学家为了描述他们眼中的科学而准备了天文观测椅这样一个舞台，并在上面摆出各种姿势。于是，他们就可以在椅子和坐姿交织成的视觉、道德和认识经济的基底上，勾画出一种特定的理想状态下的科学。我会识别出这些经济结构中的线索，并追寻其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轨迹，希望能解码“什么样”的科学能被有意地展示和操作。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仔细地重绘那个特定时代的坐姿的道德面貌，以阐明天文学图像所蕴含的更广泛的文化意义。我尤其关注那些天文学家和中产阶层观者在面对观测椅时能够产生一致感受的理想状况。我仔细研究了那些共通的内容，比如，在那个时代，不论是对天文学家还是对资产阶级来说，“舒适”的观念都是非常典型的。这不是在问观测椅是不是真的舒适，而是在探讨，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认为它是舒适的，尤其是，这种评价与人们对一般意义上中产阶层家具的评价、展示和接受方式有何联系。因此，我不会追问天文学家及观者的共识怎样才会破裂，哪怕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本书试图做出初步阐释，为此，我仍然将重点放在更广泛的主题、叙事和假设上。因为当我们认为两者达成一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这些主题、叙事和假设仍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研究的这些更广泛的叙事和假设，与历史、自我和他者（other）有关，我希望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天文学家形象，并确定这些叙事在20世纪头20年具体是如何瓦解的，其影响因素包括天文台的创新，以及关于自我、设计和历史的一些新理论的产生。

尽管我确实展示了很多椅子的细节，但作为一项一般性的研究，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具体的观测椅。这项研究也不是天文学史上观测椅的清单或目录。尽管其原始研究及发现与天文学史有一定的关联，但《天文学家的椅子》首先是一部文化通史，它与天文学等科学中椅子的表现形式有关，尤其关注视觉（有时也包括文本）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关于视觉文化的研究。19世纪的人在面对新设计的机械椅时，有意描绘并阅读了与历史有关的资料。本书推动了关于这些史料的解释。我试着剖析在德国和法国，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传播得相当广的图像是如何应运而生的。我的任务是根据一组与现代性和帝国相关的文化符号来解释这一现代景观。

与此同时，我不仅尝试运用我的解释阐明这些图像本身的作用，而且从技术设备和表述行为的姿势的角度分析观测椅的设计。因此，这项研究成果从文化基础的角度，不但澄清了观测椅作为一种设计产品自身的属性，而且解释了观测椅是一种为科学观测而诞生的特制器材。我将这些服务于特定任务的椅子的图像及其功能联系起来，并试图表明，天文观测的认识论既与身体舒适度、姿势有关，又与知觉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已经有学者揭示出身体不适感对“男性气质的科学”十分重要的情况下，这项研究既是一种对比，也是一种补充，我展示了舒适感如何也被认为与男子气概的某些理想状态有关。这一点是通过观测椅图像和实物的去殖民化来实现的，这让我找到了另一个与19世纪欧洲男子气概进行对比的要点：被阉割的东方人（the emasculated Oriental）。因此，本书是在回应近来人们的呼吁，即不仅要对我们的历史书写进行去殖民化，而且要对构建历史的博物馆藏品和图书馆档案去殖民化。

我将天文观测椅置于这种混合视角进行考察，能为更加成熟的19世纪科学、设计、文化和帝国的历史叙事与文献记录贡献一些新的内容。虽然读者会在书中读到几种关于这一时期的标准观点，但我的跨学科和综合性尝试旨在为未来的科学史和设计史研究开辟并激发出新的领域和方向。比如说，对“他者”具体结构的认识，不仅事关科学仪器、实践和人物，也涉及表现、劳动和姿势等后来被认为可行的认识论路径。我将那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并重新进行编排，我往往采用原创研究与理论综合的方法，以获得不同的视角。我希望能够通过椅子及其图像这种看似平凡的视角，来增进我们对于19世纪的理解。我将展示这些实物和图像是如何作为一种指示性网络（indexical nets），帮助我们找到从康德到病人之椅，从科学探险到牙医的椅子，从历史主义到温莎的椅子，从殖民主义到扶手椅上的科学，从精能[1]到启蒙运动，从资产阶级的餐厅到盘腿的东方人等一系列观点、范畴和臆断。这部著作揭示、列举并追踪了大量关键线索，正是这些线索将天文观测椅的意义编织成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象征。

然而，《天文学家的椅子》远不是一项面面俱到、一网打尽的研究。毋宁说，这是一个简短的开始，旨在激发在该领域进一步的调查工作。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这篇篇幅达到一本书的论文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科学史学家和设计史学家在一些共同领域的前沿研究：科学史上的家具和设计，天文观测椅的图像史，以及除了天文学家，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的身体劳动是如何被表征的，事关在天文台以外各种科学空间中科学家的身体与家具的关系。本书可以被认为是对以上诸多主题的反映，也是对更深入研究的邀请。我希望它能作为未来进一步探索的路线图，它所通向的是一个人迹罕至但内容极其丰富的知识领域。

最后，我非常高兴地感谢我在写这本书时有幸遇到的一些同事。当我开始出现急性“椅子发烧友”的征兆时，我在肯特大学的同事，尤其是贝姬·希吉特、夏洛特·斯莱和菲尔·斯莱文，都给了我宝贵的鼓励和建议。当我转任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现在的职位时，这种“发烧”已经变成慢性的了。我要感谢我的同事马库斯·哈恩，他用富有营养的对话支持了我的研究，对这本书贡献良多。还是在这里，我的研究生们在2017年的硕士研讨会上听到了初稿的内容。他们坦诚的反应帮助我澄清了我想表达的内容。我想特别感谢那些为这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做出贡献的学生：托尔斯滕·本德尔、马克西米利安·布吕克纳、桑德拉·约内、保罗·席林格和金-杰拉尔丁·舒伯特。

这本书的初稿还被寄给了一些同事，我想在此感谢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智慧：谢蒂尔·法兰、安克·特·黑森、伯尼·莱特曼、格蕾丝·李-马菲、罗宾·雷姆、克里斯蒂安·赖斯与西蒙·谢弗。我想对他们所有人提供的见解、批评和评论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要特别感谢迈克尔·哈格纳，他仔细阅读了这部作品的早期版本，给出了犀利的评论。这迫使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部分，进而激发了其他部分的写作。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匿名的评审人，他们对我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促使我进一步强化论点。我想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的编辑杰米·马修斯，他从头到尾都坚定地支持这本书的出版。我要感谢约翰·奈特，他的编辑令文本增色不少。我还要感谢西蒙·布里坦帮助我校稿。以上所有人都帮助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但不用说，在书中你发现的所有错误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对椅子的热情看来也感染了其他人。我最想感谢那些特意与我分享各种有趣椅子图像的人：鲍勃·阿盖尔、卡塔琳娜·比克、菲利普·科德斯、戴维·德沃金、贝姬·希吉特、克里斯汀·纳瓦、肯尼思·S.拉姆斯泰、西蒙·谢弗和苏珊·斯普林特。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尤其大的是丹尼尔·贝尔塔基。在为其博士论文挖掘档案时，他让我了解了他碰巧遇到的所有观测椅。我也要感谢英国皇家天文台高级策展人路易丝·德瓦伊，她和我（以及丹尼尔）在基德布鲁克的仓库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我们在那儿仔细察看了一组历史悠久的观测椅。我在英国皇家天文台遇到任何关于椅子的问题时，路易丝都是可靠的咨询对象。

我曾被邀请在工作坊、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上宣读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它受益于所有这些不同听众的关注和参与。第一次是在慕尼黑大学的会议上，斯蒂芬·卡默在那里组织了写作研讨会。在慕尼黑，这本书的核心论点第一次被展示给和我一样热爱家具和知识的人。随后，我在安克·特·黑森于柏林举办的一场饶有趣味的知识史研讨会上展示了这些材料。安克在会上给出的细致调整建议激励了我，促使我更加进取。在哥本哈根，我遇到了一个相当宝贵的机会，以演示文稿的形式，将研究成果投到了城市天文馆的巨幅银幕上。我要感谢卡斯普·里斯比耶格·埃斯基尔森和马斯·克林组织了这个奇妙的活动。最后，在美国圣母大学举办的第十四届天文学史研讨双年会上，我很荣幸地在开幕演讲上展示了这项工作。在那里，我的天文学史同事热情而幽默地参与了我的研究：像我一样，他们也开始感到观测椅随处可见了。

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表示衷心的感谢。她的支持和热情存在于本书的每一页上。与埋头写书的学者一起生活，哪怕是在最好的时候也不容易，更何况在2020年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都过着隔离生活。但多亏了妻子的耐心、幽默和慷慨，我们家不仅成了滋养这本书的地方，还成了滋养更多事物的地方，包括松鼠、鲻鱼、煎锅和斯卡布罗集市的……欧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我愿把这本书献给娜塔莉。

奥马尔·纳西姆

2020年9月，于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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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energy”一类的词，译者一般直译为“能量”。尤其强调男性主义科学的部分，译文会根据语境翻译为“精能”以示性别区分，并凸显其作为内在精神能量的特征，请读者朋友注意。——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脚注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