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館詞林》是唐中書令許敬宗等奉高宗之旨編纂的一部總集，共1000卷，分類纂輯自先秦到唐代各體詩文。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雲“顯慶三年（658）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玉海》卷五四據此也作了記載。唐王朝建立不久，太宗李世民就下令有計畫地將前代文化遺產彙集整理，進行大規模的官方編纂，經、史、子、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文館詞林》的編纂便是這一事業中之一項。

關於該書情況，《舊唐書·經籍志·總集類》記道“《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新唐書·藝文志·總集類》同之[1]，加署“劉伯莊”同撰。同時兩《唐書》中還有關於所收詩文作者的傳記，《舊唐書·經籍志·雜傳類》記道“《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同之。

《文館詞林》及其《文人傳》的編纂者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陽）人。隋大業（605-618）中秀才，唐初召補秦府學士，貞觀（627-649）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官至中書舍人，高宗時爲弘文館學士，升禮部尚書，因支持廢王皇后立武則天，甚得寵信，拜侍中，封郡公，又遷中書令，位極人臣。以他領銜撰纂的書甚多，《文館詞林》外，有《五代史》《晋書》《實錄》等，并有《許敬宗集》60卷[2]，《舊唐書》卷八二、《新唐書》卷二二三上有傳可詳。劉伯莊，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後爲弘文館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參修《文館詞林》，後終崇賢館學士，《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新唐書》卷一九八亦均有傳。

《文館詞林》收作品1000卷，數目巨大，然只是將遺留下來的作品進行彙編而已。在印刷術還不發達的唐初，書寫這1000卷很不容易。因此，該書當時深藏秘府，鮮爲人知，唐代文獻中幾乎不曾言及。經唐末五代之亂，至宋初全書已佚，僅存個别殘卷，其後幾乎連書名都不爲人所知了。見於著錄的有：《崇文總目》卷五“《文館詞林·彈事》四卷”，《宋史·藝文志·總集類》“《文館詞林·詩》一卷”。記錄書名的有：宋鄭樵《通志·藝文略·總集》、明焦竑《國史·經籍志》。《通志》、《國史》不過從古今書目中採集書名加以著錄而已，并未親見其書，這可從二書對其他書著錄情況加以對比得到證明。宋以後的記載表明，此書宋初已佚，彈事四卷、詩一卷大概都是些殘卷，而後連這些殘卷亦不見著錄，可能散失已盡。唐時國力強大，經濟、文化、商業、交通等均很發達，各國常派人來長安學習，長安遂成當時世界文化中心。隨著中外外交關係的發展，中國許多典籍開始傳向外國，《文館詞林》也不例外。《舊唐書·東夷列傳·新羅》載：垂拱二年（686），新羅王政明遣使入唐，武后令賜《文館詞林·規戒》五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總集部》著錄：“《文館詞林》千。”流傳到朝鮮的書後來如何，不得而知，而傳至日本的《文館詞林》，有一些殘卷是確已有幸保存下來了。

關於《文館詞林》在日本轉抄、流傳、失佚及殘卷重新發現之經過，日本學者阿部隆一先生《文館詞林考》一文言之甚詳，今譯摘要點如次。

《文館詞林》1000卷曾完整地傳入日本，收藏在“冷然院”，此院收藏有許多中國秘笈。藤原佐世時代[3]，冷然院失火，燒掉了相當數量的中國典籍，而《文館詞林》等書卻被搶救了出來。現留存的《文館詞林》殘卷，上有“冷然院”和“嵯峨院”印章，還寫着“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然院書”字樣。可知，這部書是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年，也即唐穆宗長慶三年）組織人在校書殿抄寫的。

日本得此書後，開始并不重視。直至承平年間（931—937），源順撰《倭名類聚抄》，寫道“至於和名，棄而不屑，是故雖一百帙《文館詞林》、三十卷《白氏事類》，而徒備風月之興，難決世俗之疑”云云，才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在冷然院被火後，《文館詞林》轉移到名山大刹并一直藏在那裏。但在名山大刹中，《文館詞林》被當作一部無用的書，當時佛教盛行，紙很貴，而弘仁抄本的紙張品質特別好，是黃麻紙，於是和尚們把《文館詞林》拆開，用它的反面來抄《法華三宗相對抄》。《法華三宗相對抄》是千觀和尚（卒於永觀元年即983年）所撰。抄《法華三宗相對抄》大約是院政時代（1086—1191）的事。《文館詞林》一經拆開，卷次就亂了，現在日本找到的殘卷是後人花了很大力氣才拚合起來的。

元祿十三年至寶永元年（1700—1704），高野山補陀洛院和尚義剛看到了當時高野山如意輪寺收藏的弘仁抄本《文館詞林》，以爲珍貴，手抄了一份，當時也未引起人重視，直至他死後150年，才重新被人注意，這個抄本殘卷後被稱爲“義剛本”。

《文館詞林》經過1000多年的銷聲匿迹，再度出現在人們面前，引起重視，那已是弘仁以後1000年的江戶時代（1603—1867）的事了。這與江戶時代文獻學、考據學的興起有關。寬政九年（1797年），狩穀棭齋在遊覽京都時購得《文館詞林》卷668殘本，他有個同學的長輩叫弘賢的看到這個殘卷，查了《倭名類聚抄》、《楊文公談苑》、《玉海》，考證出這是曠代奇書，寫了一篇跋文，作了介紹，并認爲這部書尚藏在關西大刹。兩年以後，橋本經亮在京都書肆竹苞樓發現了《文館詞林》卷695和卷348，考證出這是福勝寺藏本，也作了一篇序跋，并記入他自己著作《桔窗自語》。

寬政、享和年間林衡（即林述齋，1768—1841年）輯編《佚存叢書》，凡六帙，十七種，均系中國久已散佚之典籍，其中第二帙收了《文館詞林》卷662、卷664、卷668、卷695，内卷662、卷664以前未見，未知出自何處，林衡在序言中未作說明。

《佚存叢書》發行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尋覓和研究《文館詞林》也成爲一時的風尚。在日本，人們都知道高野山收藏著《文館詞林》。森鹿三教授根據調查，得出“嵯峨院”的印章和抄本均藏在高野山大覺寺的結論。接着有人發現了《文館詞林》卷158、卷348、卷507。到了嘉永三年（1851），乙骨耐軒等十人聯合刊行了一個本子，所據是成島氏凝紫樓舊藏“義剛本”。此本發行後曾引起人們極大興趣。隨後攝津三田等人又發現二卷：卷453、卷459，專收碑銘，上有兩院印章和“校書殿……”字樣，可肯定是弘仁抄本。森立之所著《經籍訪古志》是江戶時代一部文獻學名著，内中著錄《文館詞林》十卷：卷158、卷452、卷453、卷459、卷662、卷664、卷668、卷691、卷695、卷699，并就每一卷内容作瞭解題介紹，還寫道：“今零卷散在諸處，高野山藏尤多，現在20多卷（一說16卷）。”

至於《文館詞林》重新傳回中土，首先有賴《佚存叢書》。日本寬政、享和年間正當中國清朝嘉慶（1796-1820）年中，孫星衍《續古文苑》採擷了該書，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二著錄了該書。文士們看到中土早已失佚的《文館詞林》四卷和《樂書要錄》、《李嶠雜詠》等書，大喜過望。咸豐三年（1853），伍崇耀輯《佚存叢書》中《文館詞林》四卷於《粵雅堂叢書》（道光三年至光緒六年，即1823年至1880年陸續編刻）中刊行，這是中國第一次翻刻《文館詞林》殘卷。嚴可均看到此四卷《文館詞林》，將其中有關内容收入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再度引人注目的是《古逸叢書》的出版。光緒六年（1880），黎庶昌、楊守敬隨清駐日公使何如璋東渡日本，廣爲搜集，得到日本保存的中國古籍26種200卷影印回國，於光緒六年開刻《古逸叢書》，兩年後功成。内中所收《文館詞林》，先得6殘卷，後得9殘卷，共15殘卷，分大、小字本刻出。大字本收卷452、卷453、卷459、卷665、卷666、卷667、卷691、卷695；小字本收卷156、卷157、卷158、卷347、卷457、卷666、卷667、卷670、卷690。其中卷數相同者内容不重復，如卷667，大字本收前小半殘卷，小字本收後大半殘卷；卷691，大字本收後半殘卷，小字本收前半殘卷。《古逸叢書》公開刊行後，日本學者町田文成將其收集到的五個殘卷：卷152、卷346、卷414、卷665、卷669，送給楊守敬，由其族弟楊葆初在光緒年間刊行。

董康在日本避難期間，曾見到一個大覺寺本《文館詞林》，抄錄了回來。回國後將它與《佚存叢書》、《古逸叢書》進行比較，發現内中頗多以上兩本未收者，便也刻印了出來。董康本共收18殘卷：卷152、卷156、卷157、卷158、卷160、卷346、卷347、卷453、卷457、卷459、卷664、卷665、卷666、卷667、卷669、卷670、卷695、卷699，另有二不明卷次之殘卷。

1914年，張鈞衡編《適園叢書》，收《文館詞林》23殘卷：卷152、卷156、卷157、卷158、卷160、卷346、卷347、卷414、卷452、卷453、卷457、卷459、卷662、卷664、卷665、卷666、卷667、卷668、卷669、卷670、卷691、卷695、卷699，另有二不明卷次之殘卷。

1936年，商務印書館王雲五等編《叢書集成》，收《粵雅堂叢書》、《古逸叢書》中《文館詞林》18殘卷。

日本、中國學者爲搜尋、刊印《文館詞林》殘卷做出了極大努力，搜集到的卷子都是非常珍貴的，各種刊本都值得重視。然而，這些本子中有的卷子殘缺得太厲害，且輾轉抄錄，舛誤不少。昭和四十四年（1969），日本古典研究會將現在其國内所能見到的所有《文館詞林》殘卷，包括弘仁抄本、影印本、摹寫本、摹刻本、寫本、刊本全數收集，擇善而取，整理出版了《影弘仁本〈并文館詞林〉》，這是至今最好、最完備的《文館詞林》印本。與以前各本相比，影弘仁本《文館詞林》有以下兩大優點：

一、數量多。將在日本至今所發現的殘卷總匯於此，共計30卷。内卷次已詳者27卷：卷152、卷156、卷157、卷158、卷160、卷346、卷347、卷348、卷414、卷452、卷453、卷455、卷457、卷459、卷507、卷613、卷662、卷664、卷665、卷666、卷667、卷668、卷669、卷670、卷691、卷695、卷699；卷次不明且殘缺者3卷。其中卷348、卷455、卷507、卷613和一卷次不明之殘卷爲以前各本所未載。各卷的數量作了盡可能多的收集，如卷459的部分内容，日本得而復失，現據董康本和《古逸叢書》大字本補入。

第二，最接近原本。直接采用弘仁抄本的達23卷，其次才用影印本、摹寫本、摹刻本等，是到目前爲止最接近原來面貌的本子。此本避“淵”作“泉”，“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而不避“顯”“旦”“隆”“基”等，又用武後造字，“地”作“埊”，“月”作“”，“日”作“”，“人”作“”，“載”作“”，“聖”作“”，等等，可知抄自許敬宗所編原本。

此書後所附，有木村正辭《文館詞林盛事（附尚古圖錄收跋）》，所收資料甚多，可供研究之用；阿部隆一先生《文館詞林考》，考證了本書流傳及日本現存情況，嚴謹翔實，彌見功力，有辯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妙；尾崎康先生《文館詞林目錄注》，考核全書各篇存佚情況，逐篇加注，篳路藍縷，程功實多，但亦偶有可補正者，如卷507殘卷下注“作者題不明一首”，今考得此文見於《周書》卷六，又見於《全後周文》卷二武帝名下，題作《師次并州詔》，《文館詞林》卷662有後周武帝《伐北齊詔二首》，第二首即此詔；又如，卷662唐太宗《伐遼手詔》，題下無注，實此詔已收於《全唐文》卷七，題爲《親征高麗手詔》，又見於《唐大詔令集》卷130；再如，卷662東晋明帝《北討詔》當在《全晋文》卷九，現作卷五，東晋安帝《征劉毅詔》當在《全晋文》卷十二，現作卷十；書後還有《文館詞林參考資料圖錄》。

影弘仁本《文館詞林》）（以下簡稱《詞林》）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30殘卷中，有詩、頌、七、碑、詔、令、敕、教、表諸種文體，内中頗多先唐佚詩和先唐唐初佚文。試分體論之。

詩

卷152、卷156、卷157、卷158、卷160均爲詩。共五卷。頗多爲明馮惟訥《詩紀》、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晋南北朝詩》所未收者，近人逯欽立先生已據董康本和《適園叢書》本《文館詞林》收入《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茲不贅述。

頌

共三殘卷。卷346爲“頌一六·禮部五·巡幸”，存頌文九篇。卷347爲“頌一七·武部上”，除作者和題不明一首（存殘72行）外，存頌文二篇。卷348爲“頌一八·武部下”，系首次傳回我國，内有西晋張載《平吳頌》，餘三篇有目無文。

漢魏六朝時期，頌是一種極爲盛行的文體，梁蕭統《文選》收有五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以下簡稱《全文》）輯錄雖多，但原文整篇全存者無幾。今《詞林》此三殘卷11篇頌文中，全然不見《全文》者有三篇：後漢劉珍《東巡頌》、後魏高允《南巡頌》（以上卷346）、東晋曹毗《伐蜀頌》（卷347）。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東漢著名文學家，《後漢書·文苑列傳》有傳，“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作《東觀漢記》，《全後漢文》卷五七收有其所作之文。今得此頌，彌足珍貴。高允《南巡頌》可證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461）南巡之事。

另八篇《全文》只輯得片斷殘文，而今在《詞林》中可得見全豹。後漢崔骃《東巡頌》、《南巡頌》、《西巡頌》、《北巡頌》，《全後漢文》每頌都只輯得一二殘句，且排列有誤，文字有錯，可據改。如《東巡頌》，《全後漢文》據《藝文類聚》作“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紫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而《詞林》該句作“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之紫庭，延儒林以諮詢；征岱嶽之故事，稽列聖之遺塵”。《初學記》卷十三有前四句，除“儒林”作“儒材”外，餘同《詞林》，也可證《詞林》爲是。《西巡頌》，《全後漢文》據《禦覽》作“惟永平三年八月己醜，行幸河東”，《詞林》“永平三年”作“元和三年”。考《後漢書》卷三記此事，正作“（元和三年）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李賢注曰：“許慎雲：‘河東鹽池，袤五十一裏，廣七裏，周百一十六裏。’今蒲州虞鄉縣西。”蒲州在洛陽之西。又按：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元和三年八月壬寅朔”推算，此處當以“乙丑”爲是。再如，《北巡頌》，《全後漢文》作“元和二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於河内，……禮北嶽”。《詞林》作“元和三年正月”，查《後漢書》亦作“三年春”，《詞林》與《後漢書》略同。從《詞林》可正《全後漢文》所記時間之誤。馬融是東漢著名經學家、文學家，劉勰《文心雕龍·頌贊》中對其所作的頌文評價甚高，其《東巡頌》，《全後漢文》只輯有一段，今在《詞林》中全存。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共有十二章，《全宋文》據《藝文類聚》輯得第四（半）、六、八章，今可據以補足。以上所述諸多頌文全文的發現，對於我們瞭解頌這種文體的演變，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七

僅卷414一殘卷，下標“七四”，存七文三篇：後漢王粲《七釋》、魏曹植《七啟》、魏傅巽《七誨》。《七啟》賴《文選》得以全存，《七釋》、《七誨》在《全三國文》中只存片斷殘文。

從文學史角度來說，這類文中最可珍貴者當推王粲《七釋》全文。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論七體文之演變時，對《七啟》和《七釋》評價甚高。《七釋》原文中土早佚，從明張溥輯《王侍中集》、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丁福保輯《王仲宣集》，到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新校點本《王粲集》，均只收有從各類書中輯出的《七釋》片斷殘文，且多缺字及舛誤，1984年中州書畫社出版《王粲集注》，注者注云：“《七釋》似有佚文，‘中華新校本’雖廣爲搜求，多處增補，但仍有多處無法銜接，故不好理解。”今得原文，爲研究王粲投曹後的思想和七體文的演變提供了可貴的材料。一般認爲，《七釋》系《七啟》的命筆之作，二文均作於建安十五年（210）左右曹操下《求賢令》後，文中假借文籍大夫（“文籍”二字各本闕）和潛虛丈人的回答，指出士人要積極仕進，批評了隱居不仕不願爲當前政治服務的思想。文章配合曹操的政治意圖作了有力宣傳，顯示了建安文學與政治的密切聯繫。如果說《登樓賦》代表了王粲依劉表時不得志的抑鬱心情，那麼《七釋》則反映了他投曹操後由於受重用而採取的積極態度。從風格上來說，《七釋》“致辨於事理”，與“取美於宏壯”[4]的《七啟》不同。

將《詞林》中《七啟》與《全三國文》中《七啟》相較，異文頗多，幾乎隨處可見。《全三國文》據《文選》及《藝文類聚》，兩書屢經翻刻，難免有誤。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植集校注》，世稱善本，但《七啟》仍據原舊。以兩書相對校，有些異文，自可兩通，然其中頗多原本訛誤，《詞林》本爲是者。如原本“琴瑟交揮”，《詞林》“交揮”作“交徽”。徽，有彈奏義，《淮南子·主術訓》：“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此“交徽”猶言交奏，以作“徽”爲是。原本中有前後顛倒的文句，如“緄佩綢繆，或雕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詞林》末兩句倒作“周旋馳曜、雍容閑步”。按：錯屬鐸韻，布、步同屬暮韻，鐸、暮古同魚部。從全文的用韻看來，自以《詞林》爲是。值得注意的是《七啟》的序言，原本是“餘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詞林》作“餘有慕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等并作焉”，多“等并”二字，可見當時奉命作“七”體文者不止王粲一人。《詞林》中《七釋》、《七啟》後收傅巽《七誨》，傅巽與王粲同時，同在劉表手下供職，皆因勸劉琮降曹有功受封，兩人又都是鄴下文人集團成員，與丕、植交往甚密，《七誨》可能是與《七啟》、《七釋》同時所作。

碑

共五殘卷。卷452，下標“碑三二·百官二二·將軍二”，四碑全存。卷453，“碑三三·百官二三·將軍三”，四碑全存。卷455，“碑三五·百官二五·將軍五”，殘存張某碑銘24行。卷457，“碑三七·百官二七·都督一”，五碑全存。卷459，“碑三九·百官二九·都督三”，現存四碑。以上共計碑銘并序十七，可補《全文》者九，《全唐文》者八。這些碑銘并序對碑主生平記載甚詳，史料價值很高。對照史書，十七碑可分爲四類。一是碑主在史書中有詳傳的，如東晋孫綽《江州都督庾冰碑銘并序》、張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銘并序》、伏滔《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銘并序》、唐李百藥《洛州都督竇軌碑銘并序》、《荊州都督劉贍碑銘并序》，碑主庾冰、庾翼、王坦之在《晋書》，竇軌、劉贍在兩《唐書》有傳甚詳，孫綽、張望、伏滔、李百藥分別爲碑主同時或相近時代之人，所述可補各本傳之不足。二是碑主在史書中有傳但甚簡者，如隋薛道衡《後周大將軍楊紹碑銘并序》、《大將軍趙芬碑銘并序》、李德林《秦州都督陸杳碑銘并序》，碑主楊紹在《周書》和《北史》、趙芬在《隋書》和《北史》、陸杳在《北史》有簡傳，現碑銘并序所述甚詳，可據以考訂碑主生平及主要事蹟。三是碑主雖在史書無傳，但史中敘及事蹟者，如唐褚亮《左屯衛大將軍周孝範碑銘并序》、《隋右驍衛將軍上官政碑銘并序》，周孝範，兩《唐書》作周範、周紹範，《新唐書·表十四下·宰相世系四下》“永安周氏”條下，有“紹範，左屯衛大將軍，譙郡公”，《舊唐書》卷一九四上載：“（武德九年七月），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同卷又載：“（貞觀三年），突利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因令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眾來奔。”可見周孝範是唐太宗手下一要員，史未立傳，其生平事蹟於碑文中可見一斑。上官政，《隋書》亦只三處提及，曾爲慈州刺史，餘皆無載，亦可詳見碑文。四是碑主不但在史書無傳，而且史書中連姓名也很少或無提及者，如梁元帝《郢州都督蕭子昭碑銘并序》、北齊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并序》、《兗州都督胡延碑銘并序》、唐薛收《驃騎將軍王懷文碑銘并序》、唐虞世南《左武候軍厐某碑銘并序》、唐褚亮《隋車騎將軍莊元始碑銘并序》、唐李百藥《夔州都督黃君漢碑銘并序》中蕭子昭、和安、胡延、王懷文、莊元始、黃君漢等人即此，但他們生前曾擔任過相當的職務，又有一定功績，碑文中所述碑主的生平事蹟對正史所載當有幫助考訂、補充說明的作用。如王懷文，碑文載其武德三年（620）授驃騎將軍，受命偽降王世充，甚得信任，武德四年（621）三月，秦王李世民率唐軍與王世充對陣決戰，王懷文於王世充陣内發動，殺王世充前線指揮官，唐軍大勝，而王懷文則在混戰中身亡。總之，這些碑銘有著很高的史料價值。

詔[5]

共八卷。卷662，下標“詔三二·征伐上”，存23首。卷664，“詔三四·撫邊”，存14首。卷665，“詔三五·赦宥一”，全存29首。卷666，“詔三六·赦宥二”，存37首。卷667，“詔三七·赦宥三”，全存26首。卷668，“詔三八·赦宥四”，存27首。卷669，“詔三九·赦宥五”，存21首。卷670，“詔四十·赦宥六”，存31首。許多詔書，正史未收，亦不見於《全文》、《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遺》）者，計有140首，其中先唐123首，唐代17首，這些詔書在歷史上起過一定作用，值得治史者重視。南朝各小朝廷君主歷來被史家譏爲偏安江左、不思進取的碌碌之輩，而今《詞林》“征伐”類詔書中收有許多史書及《全文》所未收的東晋、宋、齊、梁各朝的北伐詔和西討詔，從内容來看，可知他們中也有人曾對一統中國作過一些努力。

“撫邊”詔也值得注意，南北朝隋唐統治者繼承漢代政策，重視與少數民族、鄰國之間的關係。現存《詞林》中後魏孝文帝《與高句麗王雲詔》、隋文帝《頒下突厥稱臣詔》，唐武德年中《鎮撫四夷詔》，貞觀年中《安撫嶺南詔》、《慰撫高昌文武詔》、《巡撫高昌詔》、《撫慰處月處蜜詔》、《撫慰百濟王詔》、《撫慰新羅王詔》都是當時實錄，可供考史之助。

餘甚多“赦宥”之詔，包括郊祀、籍田、巡幸、平叛、受降、地震等赦詔，對於瞭解當時的政治等各方面情況，也是很有作用的。内收有唐太宗《貞觀年中幸國學典恩詔》、前所未見，考《舊唐書·唐太宗本紀下》：“（貞觀十四年）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釋奠，赦大理、萬年系囚，國子祭酒以下及學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級，賜帛有差。”《新唐書》略同。此詔當作於是時。詔書後半是赦宥的内容，前半部分則寫道：“古先哲王君臨天下，何嘗不開設庠序，闡揚經籍，陶鈞萬類，亭毒九區。導生靈之性情，移率土之風俗，詳求務本，莫此爲先。朕嗣膺寶命，思播鴻烈，崇勸學之典，重尊師之風，廣集生徒，納諸軌物，載佇賢俊，共康億兆。今仲春在節，上丁統辰，爰命有司，備釋奠之禮，朕親帥儲貳，逮於庶寮，巾卷成行，纓佩在列，見講肆之容，聽論說之奧。”詔中體現了唐太宗重視文化教育的思想。唐代文化之所以能發出那樣燦爛的光輝，與唐太宗的褒揚獎勵提倡是分不開的，唐太宗不失爲封建帝王中的英主。

《詞林》中一部分詔書雖已爲《全文》、《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遺》）、《唐大詔令集》所收，然頗多誤處，今可據改。如《全梁文》卷二武帝《又北伐詔》中“曾陽”，《詞林》作“魯陽”。按：“魯陽”即魯陽關，也叫魯關，以作“魯陽”爲是。《唐文拾遺一》中有《貞觀年中立皇太子大赦詔》（據《文館詞林》某本），内“三□既隆”，“三”下缺一字，《詞林》不缺，作“善”；“貞觀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詞林》作“貞觀十七年四月七日”，考《舊唐書·太宗本紀下》，作“夏四月庚辰朔，……丙戌，立晋王治爲太子，大赦”，據“庚辰朔”，可推知“丙戌”爲“七日”，《詞林》本爲是。此類例子甚多。

敕

僅卷691一卷。下標“誡勵、貢舉、除授、黜免”，收敕29，内可補《全文》者24，可補《全唐文》者1。最精彩者可推隋文帝的《答蜀王敕書》，此敕《隋書》、《全隋文》刪節甚多，《詞林》中保存全文。此是文帝廢其四子楊秀時所作，秀原封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有膽氣，精武藝。太子勇被廢，廣繼爲太子，秀甚不平，爲廣所忌。廣恐秀終爲變，設計陷害，陰作偶人書文帝及文帝五子漢王瓊姓名，縛手釘心，令人埋於華山下，令楊素發之上報，文帝大怒、廢秀爲庶人，幽内侍省，秀憤怒不知所以，上表自辯，文帝愈怒，作此敕以答。秀終被禁錮，煬帝死後遇害。此敕語氣嚴厲，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内部爭權奪利、骨肉相殘之酷。

另有卷次不明之殘卷一卷，岑仲勉先生據《適園叢書》本考定當爲唐代兩敕，定名爲《貞觀二年與馮盎敕》和《貞觀年中與馮盎敕》。[6]

令

僅卷695一卷。下標“移都、毀廢、祭祀、崇學、田農、政事、舉士、賞罰、軍令、赦令、雜令”，共35首，内可補《全文》者十、補《全唐文》者一。梁孝元帝《議移都令》、《勸農令》、《策勳令》等正史中都未提及。

教

僅卷699一卷。下標“悼亡、褒賢、顯節、終復、毀廢、禱祀、崇法”，共41首，内整篇可補《全文》者27，可補足《全文》者3。後漢李固（子堅）因反對外戚專權被梁冀所害，爲世所重，今有其《恤奉高令喪事教》、《祀胡母先生教》得存，最可珍貴。梁簡文帝《三日賦詩教》顯示了梁統治者對三月三日曲水邊賦詩活動的支持。餘不一枚舉。

表

僅殘存一卷。卷次未明。内收後梁蕭佽《讓侍中表》，沈君攸《爲王湜讓再爲侍中表》、《爲安成王讓加侍中表》（存目），可補入《全文》。

另有一卷次不明之殘卷，文體、内容待考。

總之，《詞林》對先唐及唐初文獻有著重要的拾遺補闕和訂正糾誤的作用：

一、可補《全文》的有頌3篇、碑8篇、詔123篇、敕24篇、令10篇、教27篇、表2篇，共計197篇。内後漢文3篇、晋文44篇、宋文25篇、南齊文10篇、梁文49篇、陳文3篇、後魏文12篇、北齊文23篇、後周文5篇、隋文23篇。

二、可補《全唐文》的有碑8篇、詔17篇、令1篇、敕1篇，共計27篇。

三、《全文》從《初學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禦覽》等類書輯得片斷殘文，今可補足者，有頌7篇、七2篇、碑1篇、詔5篇、敕1篇、教3篇，共計19篇。内後漢文6篇、三國文1篇、晋文4篇、宋文2篇、梁文2篇、後魏文1篇、後周文2篇、隋文1篇。

四、許多詔令，《全文》收在發佈的皇帝名下，今據《詞林》可得原作者。

五、將《詞林》與《全文》、《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遺》）、《唐大詔令集》相較，頗多異文，内中甚多可據以校正地名、人名、時間、文字之誤者，又甚多可補所闕之文字者。正因爲如此，故《詞林》雖也有它的缺點，如不乏脫字、衍字，個别殘卷甚至舛誤之處甚多，然終是一部文獻價值很高的珍貴典籍。目前，日本已宣佈將其原件定爲國寶，其影印本更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注釋

[1]《新唐書》作《文館辭林》，“辭”同“詞”。

[2]此據《舊唐書》，《新唐書》作“八十卷”。

[3]858年奈良時代開始至11世紀。結合上下文看，泠然院失火當在858—937年間。

[4]劉勰《文心雕龍·雜文》。

[5]卷507如上文所述該入“詔”類，然序數不符，不知爲何，待考，故暫不入該類。

[6]岑仲勉：《唐史餘瀋》卷一。

（原載《杭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題为《日本影弘仁本〈文館詞林〉及其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