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史的辩证

耿占春

如果说整个诗歌史构成了一系列见证，那么宁夏的诗歌史构成了对宁夏的人文、历史和精神层面的见证。然而，诗与史的相遇总是瞬间的，一段历史会在时间和记忆中淡忘，唯有诗留在世界上，参与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现实性最永恒的一部分，与之同时，也成为我们内心生活“不可表达性”的核心。是的，现实陷入虚无，诗歌再次真实。诗歌与历史构成了我们内心生活的两极，诗歌文本中既有历史的经验性刻度，又能够超越其文本的既有语境而散发着某种永恒气息，诗歌（文学）最令人流连的特性，在于保持既有社会历史语境的同时，它可以向其他文化语境与社会语境的读者敞开其文本的意义，而这是诗歌话语的永久魅力所在。就这样，诗歌、现实与历史，成为一种充满悖论的辩证结构。

李生滨作为处在宁夏诗歌现场的观察主体，他处理着关于宁夏诗歌、现实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如果说他作为一个观察主体处在诗与史的核心位置，这既是一种幻觉又是真实的。李生滨的《当代宁夏诗歌散论》，对于他本人而言，是一次沉浸于语言的象征森林的诗意之旅。而对其他诗学研究者而言，也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参考文献。在李生滨对当代宁夏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中，他深刻感受着当代宁夏诗人对诗歌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并在一种阅读共情中变得温柔、深情、细致、安静，这是诗的净化力量。他秉持不能“让诗歌评论远离了作品和读者”的文学批评观，以一种在场和俯瞰的批评视域，深入当代宁夏诗歌的现场，他研讨和评述的内容涵盖当代宁夏诗歌、今人写的革命情志和现实意义并重的旧体诗词。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讨论当代宁夏诗歌，对宁夏的诗歌历史脉络和当下现状作出一种现代性省察和诗学批判，并对宁夏诗歌的未来发展趋向作出某种预想。他的总体观照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思路，展现了研究者的文献梳理能力和深入修辞层面的文本细读能力。

地域的意义——对于批评家或同样对于诗人——都不是决定论的，因为，经验的形成总是在一个经验环境中，我们的感受与情感也产生于事物的秩序中。诗歌的地理学一方面是关于情感（经验）的认知，经验自身所包含的人文地理因素为情感表达提供了修辞；另一方面，诗歌的地理学涉及空间、场所与事物的意义，它是关于人文地理对人的经验的构成作用，以及地理空间对主体意识建构作用的认识。因此，谈论宁夏当代诗歌，就离不开对宁夏这块土地在多大程度上为修辞和经验建构起到的作用，也离不开对宁夏当代诗歌本身的质地，以及它异质性的归纳。

诗歌的知识如同血液中的一种元素，印证一种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世界的回忆，体验一种失去的经验。一首诗恰好就是世界过程的瞬间停顿，具有瞬间的感知结构。诗是一种反能量耗散的话语结构，它一直保持着一种历经千年而不衰竭的意义结构。诗歌投射或记录着历史性的经验，而又在瞬间体验中超越了时间性。李生滨对当代宁夏诗歌的研究，犹如生化学家在辨认和透析“血液中的诗歌的元素”，也像是一个诗学的结构主义理论家，面对纷繁众多的诗歌文本，进行分类、比较和阐释，透视当代宁夏诗歌话语中携带着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的能量，观察宁夏诗人跟自己出生、成长的地域之间的伦理和道德关系，把诗人的内心元素还原为历史的存在，从而生发出一种带有宁夏特色并能影响未来写作的一种诗学。

此书名为《当代宁夏诗歌散论》，却比较完整地梳理了20世纪中期以来宁夏的诗歌发展脉络，清点出不同时期宁夏诗坛操持着不同诗体的“各路神仙”，名家名作纷纷出现而条理井然，实际上已然构成了一部“当代宁夏诗歌史”。一般来说，“散论”的写法和“史”的写法略有区别。散论可以散点透视，不求系统，仅就交游所及或目力所及而加以论列，哪些诗人能进入视野，哪些诗人可能被遗漏，常来自各种各样的机缘。这种写法更突出论者的个人趣味，从中更易于看出论者个人诗学观念与审美旨趣。而“史”的写法则更加诸种现存文献，力求客观、系统、具有整体性，尽最大可能搜集各种类型的材料，克服撰史者的个人偏好，务必涵纳不同的诗歌风格与诗学派别，甚至对于一些诗学价值略显薄弱而诗史价值十分突出的诗人诗作也要给予应有的关注，如对张贤亮《大风歌》给出了适当的篇幅，甚至要加以重点剖析。作为史论性的散论，本书分为六章，既有提纲挈领的总述，又有兼顾时代线索、题材类型和艺术思潮的分述，正如《凡例》所言，本书是“总体观照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因而“以时间逻辑，在时代语境与诗人风格交互表现中分章节散论”，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散论”，撰写一部“当代宁夏诗歌史”的雄心已经表露无遗。之所以著者还要将其命名为“散论”，或是因为意欲“求实考论，避免理论的宏大阐释，打破教条框范，亦不求章节内容过分统一”，这样才能让认知主体保持一定的写作自由吧。

本书作为地域文学论著，以一支彩笔描绘了活跃在大西北城市和乡间的行吟者群像，而其意义则远不止于地域，诗歌、诗人的面貌与地貌之间的隐喻性关联才是最处在诗歌核心的要素。其中令人最为动情的总是西海固，是西海固的王怀凌、单永珍等诗人，是他们的诗歌所显示的情感体验与人文地理之间的微妙关联。著者这样评价说：“无论怎样，王怀凌的诗歌里少有廉价的歌颂，多的是贴近生活和土地的悲悯。其诗歌语言和意象虽然显得朴素、隐忍，但内在的生命意识却十分尖锐，处处流露出人世的沧桑，感到一种缓慢、滞重的笔力渐渐刻入读者灵魂。”而以王怀凌等为代表的西海固诗歌的意义更在于：“与时下众多以乡村为抒情母体而深陷入泛抒情、伪抒情的写作者相比，王怀凌的诗就像一股从大自然吹来的清风，给混沌热闹的诗坛带来几许清凉之气。”（见第四章《后乡土时代的悲辛关照》）比起一般的诗歌史式的概要论述来，在论述诗歌个案的时候，更能见出论者的诗学与批评的洞察力。

本书另一大特点是在“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讨论当代宁夏诗歌，他将今人写的革命情志和现实意义并重的旧体诗词一并纳入研讨和评述”。虽然学术界近年开始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旧体文学，将其与新文学一起写入统一的现代文学史的呼声颇高，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对于互为异质的旧体诗词和现代汉诗来说，这种统合就难上加难。或许，这也是著者一定要将此书命名为“散论”的缘由之一；而其统一之处，则正如著者在书末所说：这“不仅是诗歌和文化认同，更是诗人情志深层的家国认同，沟通了华夏几千年文化书写的历史传统，丰富了当代诗歌地域风情的审美呈现。”史论倚重文献，也倚重地方经验与家国概念，而诗则是一种“元叙述”，一种倚重个人感受力与想象力的话语形式，李生滨的这部著述力图在散论的自由中兼顾地方诗歌史的脉络，或在史的梳理中兼顾散论的诗学旨趣，这或许也是关乎诗与史的一种辩证结构的呈现方式。

2021年初夏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