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至清末的研究

1.唐宋时期

这一时期对《拾遗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和作者两个方面。由于唐宋两代官修的正史《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的许多私修书目都把《拾遗记》著录在史部的杂史类，因此，唐宋两代研究志怪小说的学者，大都站在史家的角度来评论《拾遗记》。他们把《拾遗记》与历史进行对比，发现“十不一真”，于是，就对书中所记内容大加批判。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也。”他认为小说的价值应在于“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此外，宋晁载之《续谈助》引张柬之《洞冥记跋》也说此书“操觚凿空，恣情迂诞”。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这一时期则多有争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同时著录《拾遗录》和《王子年拾遗记》两书，前者注明王嘉撰，后者则归属萧绮。晁载之《续谈助》引张柬之《洞冥记跋》则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就王嘉本人而言，其籍贯在这一时期也有两说。《晋书·艺术传》《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洞仙传》都曰“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但《高僧传·释道安传》附《王嘉传》则曰：“嘉字子年，洛阳人也。”

2.元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对《拾遗记》的研究，在关注内容的同时，人们开始注意《拾遗记》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所具有的独特的语言特色。内容方面，仍有许多学者站在史家的角度，批判《拾遗记》内容的荒诞。明代杨慎《丹铅总录》云：“今世所传《拾遗记》，嘉所著也。其书全无凭证，只讲虚空。首篇谓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为悖乱。嘉盖无德而诡隐，无才而强饰，如今之走帐黄冠，游方羽客；伪荐欺人，假丹误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笔札，世犹传信之，深可怪也哉！”王谟的《拾遗记跋》甚至把《拾遗记》荒诞无稽的内容与王嘉的死联系在了一起，他说：“其甚者，以至以《卫风·桑中》托始皇娥，为有谣佚之行。诬罔不道如此，其见杀于苌，非不幸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小说家类也云：“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嬿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忤。”除此而外，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小说家类以及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卷六十六等也都站在史家的角度，认为《拾遗记》所记，事迹奇诡，十不一真。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拾遗记》所记并非全都乖迕，与史不合，仔细阅读，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的。顾春在其《世德堂本拾遗记跋》中就指出《拾遗记》所记远方异国，奇禽异兽，并非都是怪诞无稽的，他说：“邵伯温有云：‘四海九州之外，何物不有，特人耳目未及，辄谓之妄’；矧邃古之事，何可必其无耶？博洽者故将有取矣。”在顾春看来，人们之所以批判《拾遗记》中所记，十无一真，是因为王嘉所记的东西都是当时人耳目所未及者，因此他批判时人对《拾遗记》内容的不公正评价，认为《拾遗记》所记内容都是可取的。另外，谭献《复堂日记》卷五也说：“（《拾遗记》）文富旨荒，不为典要，少予时之论如此。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谏之辞，兴亡之迹，三致意焉。”

从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将《拾遗记》列入小说开始，人们对《拾遗记》的研究就不单单局限在内容方面，而是较多的关注《拾遗记》所具有的独特的语言特色。如胡应麟在批评《拾遗记》“所记无一事实者”的同时，又指出“皇娥等歌，浮艳浅薄，然词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3]。顾春的《拾遗记跋》也称赞《拾遗记》“辞藻灿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华丽辞藻对后代词人的影响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拾遗记》“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则说《拾遗记》“徒以辞条丰蔚，颇有资于词章”。此外，谭献的《复堂日记》卷五也认为“《拾遗记》，艳异之祖，恢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这一时期大都认为是王嘉，只有胡应麟认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