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国初年至今的研究

1.民国初年至1980年以前

这一时期在小说研究方面，除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外，80年代以前，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的学者只有范宁、刘叶秋等少数几个人，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范宁的《论魏晋志怪小说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刘叶秋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等，特别是刘叶秋，在1961年还出版了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小说》。上述论文或专著，在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综合研究的同时，也都涉及了王嘉的《拾遗记》。鲁迅先生认为《拾遗记》“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5]。范宁通过对志怪小说作者思想的分析，认为王嘉“和嵇康张华干宝等人一样将神异的现象作为题材，只是写作的态度改变了，不是信仰而是玩赏”。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说：“王嘉《拾遗记》里面的人物生活表面是名士的，而实质上是方士的。”在内容和艺术方面，他的见解尤为独到，他说，《拾遗记》中的某些篇章，开始出现了一点细节描写，这是技巧上的进步。“至于内容方面，就题材说还是神异的，不过这些神异的东西不是超现实的，而是富有人间烟火气，有人情味。”[6]刘叶秋运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法对《拾遗记》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总结，认为《拾遗记》“融合神话传说，夹杂谶纬瑞应，为古代野史杂传之发展”[7]。作者方面，苏丰、江夏的《志怪小说作家王嘉》一文，可谓这一时期专门研究王嘉的文章，通过对王嘉生平经历及其著作《拾遗记》的探究，苏丰、江夏认为：“王嘉的一生及他的《拾遗记》，可以说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表现。”[8]

2.1980年迄今

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30多年来，对《拾遗记》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者研究

这一时期，在对《拾遗记》的作者有着较为一致观点的前提下，对王嘉的籍贯、生卒年等则存在着较大分歧。在籍贯方面，王嘉系陇西安阳人并无疑义，但对于现今陇西安阳的归属，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李剑国、侯忠义、王枝忠等认为陇西安阳乃今甘肃渭源；刘叶秋、颜廷亮等则认为陇西安阳即今甘肃秦安。王嘉的生卒年，学术界迄今也无定论。王嘉楼观道大师的身份，使得他的生卒年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就已经扑朔迷离。唐修《晋书》在他的本传中没有说明其生卒年即是明证。目前关于王嘉的生年有二说：

①西晋末年说。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持此说。

②前赵中后期说。王枝忠《试论王嘉的〈拾遗记〉》一文从此说。

卒年则有以下几说：

①“公元390年左右”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等从此说。

②“公元386年前后”说。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从此说。任先生认为，据《高僧传·释道安传》，安当卒于公元385年，“次年四月姚苌入长安称帝，十一月苻登亦称帝，与姚苌相拒”[9]，而王嘉正是在姚苌与苻登相拒之时被杀。据此，任先生认为，王嘉之死当在公元386年前后。

③“太元十二年（387）”说。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等从此说。该说认为：“王嘉被杀最早也应在太元十二年。”[10]

④“公元386年至393年之间”说。邵宁宁、王晶波《说苑奇葩》、颜廷亮《王嘉》等，均从此说。该说认为：“按王嘉384年冬入长安，386年姚苌攻取长安，逼嘉自随，姚苌死于393年，则王嘉之死必在公元386年至393年之间。”[11]

⑤“公元384年至公元393年之间”说。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等，均从此说。

这一时期，对王嘉籍贯、生卒年的探究，虽仍无定论，但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关于王嘉的思想，齐治平、李剑国、侯忠义、颜廷亮、王枝忠等都有进一步的探究，但普遍认为，“王嘉是一个道教的方士，虽一生大半时间隐居山中，但并非于世事绝不关心。实际上，他恐怕还是相当注意政局变化的”[12]。

（2）文本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拾遗记》的研究出现了向文本转向的新趋势，并向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使得对《拾遗记》的研究，除继续运用传统的内容、艺术成就两分法来解析文本外，也开始借助文化学、民俗学、叙事学、历史学、美学等多重视角来重新观照与审读文本。齐治平、李剑国、侯忠义、吴志达以及宁稼雨等诸位先生都运用传统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拾遗记》的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陈文新的论著《中国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13]、王晶波的论文《论〈拾遗记〉的唯美倾向》[14]从美学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拾遗记》，认为《拾遗记》不论是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叙事语言，还是体例，都具有唯美的倾向。杨义则借用文化学、叙事学的方法，对《拾遗记》作了更加深入的探析，他说：“干宝的《搜神记》和王嘉的《拾遗记》至有成就，从中足以窥见志怪小说的叙事神采、艺术渊源和作者类型。”通过对《拾遗记》卷五“怨碑”一事的分析，杨先生进而认为“（怨碑条）行文是以金凫和匠人为两个基本意象，切割、折叠合贯串时间因素，把秦世、汉初、盛汉等几个时代，以及秦始皇冢内、冢外两个空间聚于一炉，显示了当时小说中相当出色的叙事操作能力”[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邵宁宁、王晶波两位老师的《说苑奇葩》一书，对《拾遗记》从传统文本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同时，在内容方面涉及了神话与传说、女性、名士生活轶事等几个前人未曾关注的方面，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另外，薛克翘的《〈拾遗记〉杂谈》[16]一文从宗教学角度，薛瑞泽《〈拾遗记〉中洛阳史事述要》[17]一文从历史学角度等都对《拾遗记》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析。除了从文本角度研究外，这一时期，齐治平的《拾遗记》校注本，陈君丽的《〈拾遗记〉校勘》[18]一文等力图从校勘学的角度解读《拾遗记》。关于《拾遗记》的版本，李剑国、齐治平都有初步的探讨。张侃的《试谈萧绮对〈拾遗记〉的整理和批评——从小说批评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一文，则是目前所见，从小说批评史的角度对萧绮的“录”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的文章。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研究王嘉及《拾遗记》的多篇硕士毕业论文也从各个方面对王嘉及《拾遗记》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陈君丽的《〈拾遗记〉校勘及语词分析》[19]、李倩的《〈拾遗记〉副词研究》[20]、谭晓花的《〈拾遗记〉名词研究》[21]等从校勘学或语言学的角度，张春红的《〈拾遗记〉考论》[22]、吴蓉的《〈拾遗记〉研究》[23]、朱莉莉的《〈拾遗记〉作者、版本及文学性研究》[24]、孙勇的《王嘉及〈拾遗记〉研究》[25]、姜乃菡的《〈拾遗记〉研究》[26]、杨寿苹的《〈拾遗记〉三论》[27]等均从作者与文本的角度对王嘉及《拾遗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

回顾前人对《拾遗记》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目前所见有关《拾遗记》的材料有限，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就王嘉的生平而言，其卒年籍贯等问题长期以来就一直难以弄清。此外，《拾遗记》的体例、历代的著录及版本情况，《拾遗记》在内容方面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女性、神话，《拾遗记》的语言艺术，萧绮的《拾遗记录》等方面都没有给予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待来日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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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 张侃：《试谈萧绮对〈拾遗记〉的整理和批评——从小说批评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3]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2001年版。

[4]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2001年版。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6] 范宁：《论魏晋志怪小说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7] 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8] 苏丰、江夏：《志怪小说作家王嘉》，《甘肃日报》1961年5月27日。

[9]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10]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11] 邵宁宁、王晶波：《说苑奇葩》，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2] 颜廷亮：《王嘉》，《甘肃文艺》1980年第5期。

[13]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5] 杨义：《汉魏六朝志怪书的神秘主义幻想》，《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

[16] 《南亚研究》1996年第Z1期。

[17] 《中州古今》1994年第6期。

[18]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年第4期。

[19]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3年。

[20] 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

[21] 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1年。

[22] 硕士学位论文，西藏民族学院，2008年。

[23] 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

[24]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

[25] 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0年。

[26] 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

[27]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