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迎春判词写的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判曲《喜冤家》写的是：“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
“中山狼”这个词来自“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用来形容忘恩负义的人。
迎春的丈夫孙绍祖虽然暴虐，但用“中山狼”来形容并不贴切，因为贾家对孙家并无多大恩情，至少小说没有细说，只是简单提及：“当年不过是彼祖希慕荣宁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按照孙绍祖自己的说法：“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足见贾府对孙家未必有什么恩德。
《红楼梦》整部书中，最担得起“中山狼”称号的无疑是贾雨村。甄士隐资助他赴京赶考，他担任知府后，明明遇到恩人失散多年的女儿，本来举手之劳就可搭救，却置之不理。
贾雨村影射的阮大铖，正是弘光朝的第一号权臣——虽然马士英是首辅，但真正拿主意的却是阮大铖。历史上的阮大铖也担得起“中山狼”这个称谓。
弘光政权覆灭后，阮大铖又赴浙东投靠鲁王，在钱塘江防线攻破后，他便投降了清军。刚投降他便急于请缨带兵攻打福建，途中在五通岭上突然头面肿胀，贝勒劝他留下养病，他还一门心思立军功，说：“我哪里有病，我虽然六十了，但能骑生马、挽强弓，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后来在军旅途中僵卧石上病死。
阮大铖受皇恩、食皇禄，加之阮氏一门为桐城望族，祖上不乏朝廷大员，是世受皇恩的家族。古代观念中，世受皇恩的官员不比普通官吏、底层百姓，他们有更多为帝王尽忠的义务，阮大铖主动投靠满清、还急于立下军功，便妥妥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了。
迎春判词中“得志便猖狂”五个字更是为阮大铖量身定做。
阮大铖赋闲十七年，掌权后别的正事都不理，唯独热衷打击报复得罪过他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复社相当于东林党的青年预备队。
阮大铖复出不久，便编写《蝗蝻录》，以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收录一百四十多人，欲将其一网打尽。又编写《蝇蚋录》，以附和东林党者为蝇蚋，收录九百余人，欲加报复。
阮大铖在天启朝时曾投靠魏忠贤，在崇祯朝被列入“逆案”名单，这位戏剧家掌权后就戏谑的炮制了一个与“逆案”相对的“顺案”，名义上是要清洗弘光朝中曾经投降“大顺”的官员，但遭受打击的其实都是《蝗蝻录》所列之人。
弘光朝发生过一个奇怪的“大悲案”，有个大悲和尚跑到南京自称是亲王，大肆宣扬潞王有贤才，弘光帝无德云云。此事扑朔迷离，很可能这个和尚是个精神病患者，但阮大铖借此大作文章，要大悲和尚承认是受人指使，欲推翻福王、拥立潞王，还列了一百多人名单，许诺如果和尚指认名单上的人，便可保他不死。
弘光元年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的周年祭，阮大铖发挥其戏剧家天赋，祭典上当着满朝文武在崇祯灵位前痛哭欲绝，然后高呼：“害死先帝的是逆贼，但更是东林党人呀！”搞得东林党人人自危。
此后阮大铖启动了一个重修《三朝要典》的项目，《三朝要典》是一部站在阉党视角评述东林党与郑贵妃斗争历史的文献，崇祯时被禁毁，重修《三朝要典》就等于为郑贵妃翻案，将东林党列为逆党。
由于弘光帝、马士英并不认同阮大铖这些疯狂操作，有意无意出手阻止，实际受陷害致死的东林党人仅五六人，与阮大铖预期相差甚远。但阮大铖掀起的党争把朝廷搅得乌烟瘴气，大量优秀人才被排挤出朝廷。更重要的是，军阀左良玉与东林党渊源颇深，党争激起了左良玉“清君侧”的兵变，最终导致弘光政权崩溃。
阮大铖痛恨东林党完全到了魔怔的程度。他投降清军之后，对打击东林党仍念念不忘，随清军征福建途中生病，别人劝他休养，阮大铖仍说：“我没病，定然是有东林党人陷害我，不让我带兵打仗！”，清军将领茫然，不知东林党为何物。
为何阮大铖如此痛恨东林党呢？追溯阮大铖与东林党、复社的恩怨，就不难理解阮大铖为何如此魔怔了。
阮大铖在崇祯元年遭东林党参劾而被罢官，但他闲居南京时，还是一心希望修复和东林党、复社的关系，哪知热脸贴了冷屁股，复社一百多人联名发表了一篇专门声讨阮大铖的檄文叫做《留都防乱公揭》，在文人士子中广为传播。
阮大铖创作的戏剧当时在南京广受欢迎，本来已经在文人中颇有名望，檄文揭了他的老底，在南京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把阮大铖搞出了社交恐惧症，躲到南京郊外的牛首山销声匿迹。
据说在一次孔庙祭孔活动中，阮大铖遭到复社成员群殴。蓄了一捧美髯，有“阮髯”之誉的阮大铖，还被复社成员拔光了胡子。
遭遇如此奇辱，无论换了谁，大概都意难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