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允锡和张煌言有很多相似之处。
堵允锡十一岁前父母双亡，张煌言十二岁母亲就过世了。二人都是科举出身，都一心恢复朱明江山，都不去卷入无谓的朝廷内斗，对于南明局势都具有清晰的战略眼光。
二人都爱惜百姓。堵允锡率师围攻荆州，久攻不下，有人建议决水灌城，堵允锡说：“我何忍百姓淹溺水中？”未采纳这个建议。张煌言率领的义军军纪严明，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义军所过之处，父老争相犒师。
“霁月光风”是指雨过天晴时的景象，比喻人的品格高尚，胸襟开阔。《乐中悲》的“霁月光风耀玉堂”一句正是堵、张二人的真实写照。
在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有这样一段对堵允锡和张煌言的评价：
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在史书上，人们习惯于把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列为南明最堪称赞的政治家，其实，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锡、张煌言相提并论。
《红楼梦》作者将堵允锡和张煌言选入十二钗正册合为一传，并将其塑造为群芳中最完美的形象，看来他与三百年后南明史专家的眼光完全一致。
堵允锡比张煌言大十九岁，堵允锡病逝时，张煌言才刚露头角。
张煌言自幼慷慨侠义，喜作诗、善骑射、爱论兵法，二十二岁考中举人，曾经在考察骑射时三箭皆中靶，举座皆惊。正如《乐中悲》所言：“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弘光政权覆灭后，张煌言毅然参加了浙东义军，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从此以后一直忠心耿耿追随鲁王。
朱以海在金门自去监国后，以张名振为首的鲁王旧部，北上长江口的崇明、沙舟一带，以此为根据地发动了三入长江的战役，天下振动。但张名振在三入长江后猝死，死前将军队指挥权交付张煌言。
史湘云在玩牙牌令时引了一句“日边红杏依云栽”，这一句也出现在探春的花签之中，表示在朝日升起的东海之滨坚持抗争。
张名振与张煌言率领的义军，对清廷在东南地区的统治造成威胁，有效牵制了清军力量。尤其第三次入长江时，率两万水军、战船千艘，浩浩荡荡直抵南京城下，对南京形成巨大战略威慑。
史湘云与黛玉在中秋联诗前，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你可知宋太祖说的好：“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酣睡。”他们不作，咱们两个竟联起句来，明日羞他们一羞。
意思是说我们作起诗来，让诗社其他人不得安睡。但这里引这个典故显然极不恰当，《红楼梦》突兀处必有考证。
宋太祖这个典故，说的是宋军兵临金陵（南京）城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希望能继续留在金陵，于是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酣睡”，拒绝了李煜的要求。《红楼梦》突兀的引用这个典故，就是隐喻张煌言的义军，对清军在南方的禁脔南京城造成威慑，让清廷统治者寝食难安。
《红楼梦》引一个典故便把张煌言义军在南明抗清局势中发挥的作用描述清楚了。
事实上，南京确实险些被攻破。1959年，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攻入长江，突破清军江防防线，一举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郑成功大军围困了南京城，这是自1645年丢失南京后，明军最接近收复南京的一次战役，也是南明历史上仅次于李定国两蹶名王的辉煌战绩。
遗憾的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自负轻敌，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而错失战机。攻打南京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郑成功部溃败后退回海上，张煌言义军在芜湖腹背受敌，最后焚舟登岸，率几百残兵走陆路，经过艰难跋涉，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
之后在郑成功协助下，张煌言再次募集义军。但清军加强了海防，采用坚壁清野的措施，沿海地区居民全部内迁数十里，使得义军补给困难，颓势难挽。
1662年，永历皇帝被清军俘获后，张煌言又多次联络身在金门的鲁王朱以海，希望他能称帝，以继续领导抗清事业。无奈朱以海、郑成功、李定国都在这一年去世，张煌言看大势已去，便解散了义军，自己隐居海岛。
史湘云作的《对菊》有一句：“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应该就是描写鲁王过世后，张煌言的无奈之态。
1664年，张煌言因部下出卖被清军俘获，断然拒绝清廷招降后在杭州就义。
张煌言殉国标志了一个时代结束。
南明抗清的风云人物，朱由榔、朱以海、郑成功、李定国都于1662年离世，钱谦益、李来亨死于1664年，先于张煌言。可以说张煌言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南明抗清英雄，张煌言殉国，也就意味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撤底结束了。
史湘云的花签是海棠花，花签上的诗句是：只恐夜深花睡去。其寓意应该是：张煌言是华夏最后的忠魂，张煌言逝去了，花夏的抗争也就结束了。
最后还是以顾诚先生的话来纪念这位伟大爱国诗人：
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