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

习李新政与社会改革^[1]

报告人：王名

评论人：马庆钰、刘培峰

主持人：马剑银

【主编按语】十八大以来，力倡改革的习李新政全面展开。本卷以“社会改革”为题，特刊三篇专论热议这一主题。“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话语回归主流，是数月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两年前席卷广东的社会改革先行先试不仅得到全面肯定，而且以立法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表现为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南风北渐”过程，是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里程碑。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一个以社会为大舞台的改革新篇章业已开启，中国的未来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绚烂图景。

马剑银：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和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清华大学NGO学术沙龙第203期暨明德公益论坛第1期”的现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连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名教授。王名教授是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和政策倡导者，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习李新政和社会改革的报告，这是他参加今年两会之后的新鲜体验，也是多年来在社会改革领域长期浸润的研究心得。今天到场的两位评论人也都是该领域著名的学者——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马庆钰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刘培峰教授，他们还分别担任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的副主任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政法学教研中心的主任。我们先有请王老师作主题发言，然后请两位评论人一起上台与王老师共同探讨关于社会改革方面的话题。

有请王老师。

王名：各位同学上午好，我稍微补充一下，本次讲座还是公共管理学院党员干部学习两会的专题讲座，同时也是《非政府管理概论》和《政府组织》两门课的集中授课。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启动第二轮改革的宣言书

今年是我作为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次参加两会。这次两会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换届——改革信号的发出及改革信心的确立。本次会议标志性的、具有法定意义的文件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人大的工作报告，而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个方案我一直在学习、研究。今天与大家分享我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我把这个方案看作是习李新政的改革宣言书。新一届政府起步了，他们的观点、思路战略用什么东西来表达？两会期间，我一直在摸索，什么是他们的思路，什么是他们的战略？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和政协的报告我都认真研究了，但我觉得那基本代表对上一届政府的总结，以及对下一届新政的建议，那新政的思想在哪里？

马凯同志在做方案的说明时，我听到一半就发现这个方案非同寻常，这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方案，它实际上是习李新政的基本表达，阐述了两会闭幕后政府工作的起点。我的理解是通过两会这个非常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的平台来表达、来宣示习李新政的思路，尽管它的标题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这个方案虽然是一个工作性的，是一个操作层面的，看上去是一个机构改革的方案，但这个机构改革的方案在新的战略性表述出现之前，它最具指导意义，我觉得这值得大家一起从这个方案中来学习、来体会、来把握习李新政的基本思想、基本脉络和基本目标，因为作为第七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它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和一个新政组织——新一届政府的诞生结合在一起，而且跟我们制度设计的不完善结合在一起。

当我拿到这个方案时一开始并没有认真看，等马凯同志在将方案说明到一半时，我好像有了一种新的感觉，有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感。之前参加两会我的原则是尽量不躲记者，从入住酒店开始所有的记者采访，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小报，我全都接待，但是我不会主动找记者。但当马凯同志报告完毕之后，中午我就开始给记者打电话，发短信，除了我发言的时间之外，我就找记者，跟他们谈。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想跟记者表达，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想找找不到，但看到这个，好像这是一种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不是我的表达方式——是新政的表达方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比它更具有公开性、权威性、战略性或者法律性的表达。

我认为，这个方案，这个文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很值得认真研究。我今天在这里将我的解读，将我从这个报告里看到的习李新政——关于改革的整体战略、思路、方向、目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主要谈这样几个问题，然后我们请两位老师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观点。首先我谈什么是习李新政，然后谈习李新政的改革方案，再接下来进一步谈我从方案中找到的，我所理解的内容。

机构改革方案标志着改革回到“小政府、大社会”主线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可以从三个层面解读。首先是机构改革，具体可称之为大部门制改革方案。机构的撤并和整合是一条主线，方案的两个关键词是“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改革之形，那职能转变就是改革之实。

马凯同志在两会上对方案做说明时非常强调职能转变。与历次改革方案相比，职能转变的表述表现出本次方案推进政府改革的明确思路和方向。职能转变有四个方面：职能转移、职能下放、职能整合和职能加强，重心放在职能转移。职能转变的核心是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向市场转变；一是政府向社会转变；一是中央向地方转变。主线实际就是“撤”“减”和“小”，政府职能在调整过程中能撤就撤、能减就减、能小就小，政府向市场、社会和地方放权和扩权。

因此，此次方案代表了两个调整：一是机构的调整；一是权力的调整。权力调整是有方向的，与历次机构改革很大的不同在于权力走向比较明确。在机构改革方案的10项说明中，前5条都是减少权力。第一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第二是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第三是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第四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第五是减少部门职责交叉。改革方案非常明确的一条主线是政府要小，社会要大，“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贯穿始终。

此次机构改革方案与历次改革的最大不同并不是大部制，将其称为“大部门制改革方案”是错的，应该叫“大社会制改革方案”。改革并不是做大部门，单看某一个部门是变大了，但政府变小了，做大的是社会。职能转变就是缩小政府，社会改革才是此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和实质，表面看上去是在调整政府职能，在精简机构，实际是放大了社会。

因此，此次机构改革有明确的顶层思路，这也是与历次机构改革方案的最大不同。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就非常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当时海南建省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后来改革进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实际并没有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在后来的改革实践中，这六个字慢慢消失，人们慢慢习惯了大政府，不光习惯了大政府，还觉得建立大政府恰恰是中国特色之路的应有内容。甚至有的人说，大政府可以办大事，例如可以应对金融危机，应对汶川地震，并向非洲、拉美一些国家推荐我们建立大政府的经验。

但是，最近这两年，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回归改革”的新声音。两年前，广东在实践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回归改革的思路。这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中国要回归到改革主流上，回归到“小政府、大社会”的主线上，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推进。因此，我说它是习李新政关于改革的宣言书。

改革重点在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目标是扩权社会

在社会改革方面，方案明确提出转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并有战略性部署，那就是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核心的原则和目标是扩权社会。社会改革在机构改革方案中实际是一个整体概念和系统思路。多数人看到的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而我看到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的部署和框架。

“小政府、大社会”是贯穿机构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思路，社会改革也围绕其展开，包括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战略，其一是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其二是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的体制；其三是实施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政策。

第二，转变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所有国家（还不单是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非常核心的环节。怎么转变政府与社会关系？首先是推进政社分开。政社分开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症结。其次，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将政府负责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转移。最后，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

第三，发展社会组织，扩权社会。具体表现为健全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完善社会组织结构，推进社会组织的“一业多会”，推动行业性竞争机制建设，形成行业自立自治。这些具体的措施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并且明确做出了部署，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有25个，民政部只是1/25，而社会组织是民政部十多项职能之一，但国务院的改革文件，以全国人大立法的形式通过的文件，相当大篇幅在讨论社会组织问题，是不是会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呢？

在两会期间的分组讨论中，很多委员让我解释什么叫“一业多会”和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好多内容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在两会上去讨论这些问题太具体，这个问题由民政部门邀请几个专家讨论就可以。但是，这也绝对不是随意放在此平台加以讨论，为什么？这是改革的突破口。把社会组织改革放在两会上讨论是“别有用心”的，非常特殊。

具体来看，第一，取消业务主管单位。机构改革方案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一字一句都是开创性的，业务主管单位的取消据说有的地方已经在试验，但都带有点“违法”的性质。方案由全国人大通过，就是这句话结束了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这是非常值得深入体会的。

其中细分的四大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类，听上去好像是社会组织分成了若干部门，但这四大类至少包括了现有登记的社会组织的80%，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叫主流。以前的改革是拿出小部分作为发展重点，现在基本上都纳入，整个体制要全部转换，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第二，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方案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两个提法一个是来自十八大报告，一个是来自“十二五”规划。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区别于传统的社会组织体制，它强调的不仅是中国特色，更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等一系列的共性。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指国家、政府相应职能的转换和调整，政府自身的改革包括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之中。

第三，重点培育优先领域的政策。方案规定取消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类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后面又加了一段话，考虑到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的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机构的情况比较复杂，成立这些社会组织，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前一类重点发展，后一类暂时先不重点发展，实际是优先政策的问题。

第四，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社分开在这个方案中，重点强调行业协会与商会和行政机构脱钩，转变行政化倾向，增强自主性和活力。强调该管的要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实际是把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作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很重要的方面进行强调。虽然政社分开强调的是行业协会与商会，但实际包括的还有科技类组织、很多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都是政社分开所针对的重要对象。

第五，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在机构改革方案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在谈及减少政府审批和资质认证职能时，明确提出有些政府职能可以直接转移给行业协会，这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很少把政府一些职能直接转移给社会组织，而此次方案明确提到，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标准，把资质认证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一方面说明政府有些职能可以向社会组织转移，另一方面肯定了一部分社会组织具有公共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接政府职能。

第六，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这说明有些公共服务领域可以直接向社会组织派发，改革方案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可以向社会组织直接开放。

强调公共服务向社会组织开放，实际是要推进其他相关领域社会服务机构的改革。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这些领域的主要社会服务供给主体是事业单位，方案用了“公平对待”的概念，跟谁公平对待？就是要把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一视同仁。

第七，健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包括治理结构。

第八，明确提出“一业多会”，鼓励竞争。这个提法很有特色，主要是针对行业协会商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引入竞争机制，“一业多会”提法是具有革命性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是“一业一会”，还是“一业多会”的问题，在改革方案中明确给出“一业多会”概念。

未来社会改革面临“三大战役”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社会改革的宣言书，标志着社会改革的一个开端，那么，社会改革的前景是什么？应该经过怎样的发展历程，走向哪里？

社会改革应该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包括三个大的方面，或者可以说是三大战役。

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在表明习李新政未来执政理念和思路的战略性文件中，之所以有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组织改革方案，是因为社会组织改革是社会改革的第一大概念。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第一大问题，其核心问题是改变双重管理体制。

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通俗说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社会自身组织起来，而不是说政府把社会组织起来，到目前为止，是政府组织了社会。这是社会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或者说是第一大战役。

第二大战役是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攻坚阶段应该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它涉及的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可能经历的时期也更长。

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方案2011年已经出台并开始推进。现在要根据整个社会改革的思路重新梳理事业单位的改革思路。从政府的角度说，事业单位改革就是将政府供给服务变为社会供给，将社会服务的垄断变为竞争，目标就是最后把服务还给社会。这一过程说起来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痛苦，也会比较漫长和复杂，因为事业单位改革涉及的内容太多，清华大学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但没有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不可能有中国社会改革的明天。

第三大战役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是改革人民团体体制。人民团体体制是从战争年代开始，党和政府进行社会动员和管控的一种基本体制，通过700多万家，20多个系统的人民团体进行全面社会动员、整合和建构，比如，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妇联是党联系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桥梁和纽带，科协是党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残联是党联系残疾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等等。

当人民团体的功能逐渐失灵时，我们又建立起另外一个系统，即“维稳体制”，进行社会管控。维稳体制就是要力图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政府控制范围内。这几年有的地方尝试建立网格化管理体制，基本目标就是力图让所有社区成员的行为都在政府视野之内。我觉得这是花了很多的钱在做一些非常徒劳的事情。事实上，这种体制实际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改变这种维稳体制，变维稳为治理，核心是将治理还给社会，治理不是统治，不是管控，是协商。

社会改革是走向现代政治的必由之路

随着社会改革的逐步推进，可能会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关键环节。社会治理体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与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比如人民团体体制，包括维稳体制。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会逐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

我列举三个方面：第一，政协的改革。事实上，政协的改革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本届政协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社科界小组就明确提出，通过协商体制，通过不同界别，政协有没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领域的前沿，能不能走在中国政治改革前列？政协的改革与前面所讲的社会改革关系非常密切，广东从2012年就开始推动在地市级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我也提案能不能在全国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推动界别改革，然后推进协商民主。

第二，人大改革非常核心的环节是推动宪治。人大能不能从立法的形式机构，成为相对独立的立法机构？能不能从依法治国走向依宪治国？这也是人大提出来的，在人大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个命题。

第三，党自身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已经迈出一定的步伐。江泽民同志在任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推进共产党自身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向建设全民党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并没有到位。怎样突破阶级政党的最后一个界限，走向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社会改革会形成一种格局，推进政治体制中一些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的讨论与解决。

如果能够实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和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就是“公民社会”，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包含几个基本前提：首先，在法治国家、有限政府、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建构，包括大量多元的社会组织。其次，在精神文明层面上，可以称之为美好社会。最后，公民社会的第三个面向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公民和组织之间有各种各样对话、协商和表达的空间，能够形成共识，能够影响公民权利，能够以表达形成力量，制衡政府权力。公民社会从哪里来？公民社会的建构来自于社会改革。

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并展现在面前。我们曾经从改革一开始就遇到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就是民主化道路，在未来社会改革的建构过程中，好像能够跨过去。中国可以不用付出巨大的社会震荡代价，走向一种现代政治，依靠什么？依靠社会改革，依靠公民社会。这个憧憬不是来自于简单的梦想，而是来自于具有现实性、操作性和一定法律效力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这是我个人的学习体会，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马剑银：刚才王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参加两会之后对习李新政的一些个人感受以及他对未来社会改革强烈的期待。当然，王老师自己也承认，他可能比较乐观。这种乐观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期盼，当然可能还存在一些比较悲观的人，对习李新政或有着不同的解读。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现代性政治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对现代政治的认知经历，常常会有以下一种相似的过程。一开始大家对政治的印象是“广场政治”，老百姓对政治领导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期待，老百姓与政治领袖共同参与，以饱满的热情共同参与；后来政治慢慢就会演变成一种“剧场政治”，老百姓变成了观众，成为旁观者，而政治领袖则变成了演员，卖力地表演，他们或者面无表情，或者吟诗作赋，或者手舞足蹈，或者张牙舞爪，老百姓则总是觉得是在看戏，与他们自己无关。但这一次伴随着习李新政的到来，老百姓仿佛觉得政治领袖在向平常人回归，乃至“第一夫人”带什么样的包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成了大众媒体街头巷尾谈论的热门话题了。这种从“广场政治”到“剧场政治”再到“日常化政治”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想象，是否也呼应了王老师所说的这种乐观的期盼呢？让我们来听听来自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两位知名教授的想法吧，首先有请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马庆钰教授。

马庆钰：王名教授在两会上那几天，会间我们常有短信联系。一方面是高兴，祝贺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大会；另一方面还希望他代表我们提出好的提案建议。他是我们社会科学界别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的代表。两会结束后，他就组织这个党课，专门就社会组织体制建设讲他的认识和观点。我觉得党课这么上实在太好了，以后我们提倡上党课都这么上。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王老师的学生、弟子，还有咱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接触一下是很好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里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学子和学术精英，因此在对王老师的演讲进行评论之前，先和各位说，硕士毕业以后如果想到国家行政学院去攻读更高学位，欢迎大家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只要一说是王名老师这里的，我会优先考虑。

王名教授刚才做的这个演讲，我觉得非常沉稳、非常深刻，引发我很多思考。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很难当，特别是在这样一种土壤环境中当一个学者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我们得有社会良心的坚守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另一方面还得保护着自己。要不然的话不仅责任担当不起来，而且连本钱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学者，特别是到了一定程度的学者，他就得有走钢丝的功夫。专家学者就是走钢丝的特殊职业。官方出来一个方案政策，作为学者一方面要循纲走线，在权威框架内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是在纲线原则之外进行新空间的拓展和耕耘。这是一个走钢丝的功夫，即一只脚走在线上，另一只脚要去做冒险性探索，好的学者是两只脚都有过硬功夫，不能演砸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发展，不是因为大家都跟在官方政策和现有制度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是因为有相当一批学者敢于和善于在国家政策和制度的绳墨纲线之外去寻求新空间的挤占和拓展。这种不断挤占和拓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社会一步步前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王名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内容，讲得非常智慧、非常有见地，既对习李新政进行了解释，又基于学者的责任和洞见，对实现社会制度和宪政建设的理想进行了深入阐释，这是中国在新领导集体带领下大家希望实现的中国梦。王老师在这里不仅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而且也体现了作为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担当。

今天王老师说到习李新政，这是一个新概念。新在哪里？王老师讲到了一个亮点，这个亮点不是机构整合或者拆分，这些都不是很主要的。重要的是在后边这一点上，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转移。职能里边体现着一个政府的理念和落脚点。基于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它下一步有一些新的打算，涉及一系列改革的举措，这是亮点所在。对王老师的这个判断和解释，我也是赞同的。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时，我对这次改革的举措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王名教授的演讲思路是很清晰很有逻辑的，他在新政府改革方案基础上，在一个值得肯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地从社会体制的改革到社会服务的改革，再到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然后推出公民社会的发展，最后走向一个大家一直期待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包括宪政在内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是对新政未来进程的一种推演和期待。

宪政是一个比较诱人但也是比较敏感的概念。王名教授讲到了这个目标。宪政确实是非常好的东西，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方向，应该来讨论，应该来实践和发展，毕竟它是我们执政者早就确立的一个追求，不应该因为阶段的变化和个别领导者的个别认识而有所动摇，我们肯定要走到那个地方去才行，走不到那个地方就违背了执政党在建国立国之初的诺言。刚才咱们王老师在党课报告里面讲到了这个制度追求，我非常赞同。我觉得他讲的很系统、很逻辑，既有对改革创新的阐释，也有对新政未来走向的展望。也就是说，习李政府下一步，可能会在方方面面的因素影响下，在社会大众梦想的推动下，会在前几代领导的基础上，朝着民主的方向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这个目标是体制上下和全体人民的事情，学者们应当尽自己的本分，做我们应做的倡导和促进工作。在社会科学这个界别里边，我们会在王老师的带动下，凝聚力量共同努力推动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朝这个美好方向走。

听了王名老师的演讲，我也受到一些启发。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这次两会的亮点到底是什么，正如王老师说的，职能的调整转移和转变的确非常重要，因为职能和结构调整有关系，和社会的变革有关系。政府职能转变说了好多年了，1988年就说，随着说也进行改，但相比较而言，我觉得这次职能变化比较多、比较实在。通过减少审批、减少登记、减少许可、减少收费，向企业让渡空间；通过简化登记程序，减少挂靠管理，杜绝官员在社会组织的兼职等，向社会让渡更多空间；通过下放资金的审批权限、下放经营活动的审批权限、下放转移支付的支配权限等，向地方政府让渡空间。这些职能调整措施都涉及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改革走向，进一步说就是政府管理的转型问题。

从国际视野来看，这种变动与改革和当今世界潮流是相吻合的，是与国内社会发展环境变化要求相一致的，是与我国社会公众正在产生的新愿望新期待相契合的。刚才主持人马剑银老师说到一个概念，叫“剧场政治”。对这个概念我也有我的看法，在去年（2012年）年底民政部有一个年终论坛会议，除了我们社会组织理论界的十几位教授学者外，民政部、中编办、财政部、发改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一些全国性协会也有不少代表。当时我说了我的观点，也就是社会组织和政府转变职能直接相关，虽然公共权力这边已经有所认识，但是还不够。比如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上，好像有点居高临下和施舍帮助的心态，这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不是官方在帮助社会组织，而是社会组织在帮助政府解围，应当认识到目前社会组织是政府的救星，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管理的改变就不会有实质性动作。

受到王老师启发，我进一步来讲其中的道理。就以现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为切入点。大家都看到目前中国社会矛盾不仅多而且有尖锐化的趋势，大家注意了，1993年的时候，社会群体性冲突事件一年不到1万起，8000多起吧。到了2010年之后，一年上10万多起，2011年和2012年都超过了15万起。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其实并没有少做功夫，围绕改进社会管理，国家执政者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政策、精力、物力、财力，包括维稳的努力，花了比以往多得多的钱，结果怎么样呢？效果不明显。好，我们又围绕改进社会服务进行努力，投入了很多的物力、财力和政策精力，做的也实在不少，也确确实实使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上学、看病、养老等问题有了不小的改变。但是怎么样呢？对社会紧张状况的改进有多少呢？不明显。反倒社会上照样弥漫着“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心态和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了，问题的症结在哪儿？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参与不足。刚才主持人马老师用到了“剧场政治”的概念。你看吧，长期以来有机会在公众面前表演的就那么个单一渠道，就那么单一的一些人，上来下去又舞又唱，用劲拼命地在那儿表演，已经够卖力的了吧。但是弄来弄去，上面表演者不知道下面观众和听众的情绪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时还认真欣赏，时间一长，听的看的在底下就开始厌倦厌烦，就开始焦躁和审美疲劳。换位思考，如果换做你是观众，长期在那儿做一个局外人，你也会有疲劳厌烦的时候，当一段时间也就罢了，老让你在那儿当观众，上边的人老当“麦霸”，时间长了以后底下人慢慢心态就变了。这时候你表演得再好，下边也无人喝彩啊，不光是无人喝彩，时间长了底下观众可能会盼你演砸。这就是心态出问题了。这时候问题不在于上面演员演得努力不努力演得好不好，而且面对心态变化的观众，演得再好也没有用了。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经济学家罗斯托有一个罗斯托模型，结合这个模型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深层次道理。罗斯托说社会发展有那么六个阶段，包括准备起飞、起飞、成熟等等。其中成熟阶段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按照世界银行的富裕程度标准，成熟社会的人均GDP应当达到4000美元以上。我认为在成熟阶段之前，也就是处于物质匮乏阶段，社会大众的欲求心态是什么呢？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一旦脱离这个时期，进入社会成熟阶段以后，会出现重要变化。这个时候社会大众心态变成对社会参与的追求。中国现在人均GDP到了6100美元了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中等社会或者中等偏上水平，显然已经是在成熟阶段。

中等富裕程度的社会，到了这个阶段你可以想想，人们的心态要发生变化了，物质追求不再是焦点，而参与追求成为社会大众的主要目标。管理者领导者如果不注意不认识这个变化，继续以不变应万变，那么就谈不上管理效率。执政管理者如果在职能边界上没有一个科学的切割，在管理上没有一个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公共管理理念，我想现有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肯定是无法根治的。无论你怎么来做管理，怎么做服务都是没用的，因为现阶段的矛盾根源于心理对抗，这是心态的变化和心态的对抗。所以和王名老师相呼应，我认为在目前来讲，管理、服务、参与这三个东西的权重发生了变化。我给执政者和管理者的建议是，要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多发的问题，政府管理需要转型，应当从传统行政走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当下对政府而言，改进社会管理不如改进社会服务，而改进社会服务还不如改进社会参与。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转变，也是执政党和国家政府政策的一个新的选择。

两会上公布的改革方案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实际上露出这样一个端倪，那就是切实调整好权力与市场企业、权力与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边界和距离。总而言之，政府管理必须要从集中走向分散，要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垄断走向参与，这就是政府的转型，就是社会制度建设的未来。谢谢大家。

马剑银：谢谢马老师，马老师刚才也是激情洋溢地阐述了他跟王老师在观点上众多的契合点，同时也谈了对我刚才随口提出的“剧场政治”的理解，我觉得比我说的要深刻得多、精彩得多。从我进清华NGO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开始，跟随王老师学习公民社会方面的理论也有不少年了，我了解其实前两年王名老师一直憋着一股气。大家都知道，虽然这次王老师非常乐观地在讨论新政和社会改革，但前两年的时候，周本顺先生和俞可平教授几乎同时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了观点激烈交锋的文章，使得我们对公民社会或社会改革的前途产生了迷惑。甚至作为公民社会实践先锋的深圳，也开始悄然回避这个概念，王老师当时也非常郁闷。我今天听王老师的报告，觉得他实际上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似乎前两年的迷雾有点散开了的感觉。他告诉我们这一届政府能为我们带来这样的希望吗？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期待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我的师兄，也是我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刘培峰教授来谈一下对新政的体会，大家欢迎。

刘培峰：非常高兴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回到母校，再向王老师和马老师学习，王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我们经常在一起私下讲我们都是王名之徒，我只是当王名之徒比你们早一点点而已。因为要来这儿向王老师学习，所以今天上午起得很早备了备课，但是他们两个讲完以后，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讲更合适一些，我同意王老师好多乐观的情绪，也同意剑银提到的从“广场政治”到“剧场政治”再到“日常化政治”的这种看法，更赞同马老师刚才讲的从审美疲劳到审丑疲劳的过渡。

对王老师的讲座，我想从下面四个角度谈一点体会。第一乐观情绪，第二机构改革，第三社会改革，第四中国梦。首先第一个问题，乐观。坦率地讲我这几天也很乐观，我的乐观起源于宪法三十周年纪念会，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宪法的生命在于宪法的实施，作为一个研究宪法的学者，我自己认为我们宪法有几十年历史了，但是宪法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现在强调宪法实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第二个是那天看到李克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一开始讲的是说要忠于宪法、忠于人民，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我们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反腐败其实做得很不错，而且社会风气为之一振。

但是转念一想，这样的乐观情绪我们十多年前也是有过的，当时是胡温新政。中国遇到了“非典”，当时新的政府雷厉风行，做了好多的实际工作，而且民生有很大的改观，我们当时也乐观地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来了。当时也是有好多改革，领导人过去出国访问的时候，先要到人民大会堂集体去欢送，最后集体去迎接，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了。当然这一次改革更大，反腐也是有的，每一次都要有这样一个做法，因为反腐败既是一个政治改革的技术，也是一个人事清理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些时候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需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会看到，不容乐观的是，这十年改革推进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推进力度很大的是民生问题解决。我是一个农民出身，回到农村以后看到我这样一个农民的父亲能拿到一点钱了，再不用交公粮了，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会感到社会并没有大的改观，而且有的地方正在恶化。例如国有企业巨大的扩张已经使市场的活力损失殆尽，社会领域的改革、事业单位的扩张和国进民退使整个社会的活力在消逝，公共参与的渠道其实慢慢地在封闭化，大家会看到整个社会阶层在固化，新一代人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当然还有马老师说的社会矛盾。所以我想，乐观的情绪我们是不是稍微地谨慎一点点，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腐败肯定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腐败不是社会问题的原因，它是问题的结果。要解决腐败问题，要更进一步地寄希望于体制的改革，如果体制没有更进一步的改革，我想我们生活其中的人很难置身于其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近反腐败我们也看了，大家看到最近网上披露了因为违反八项规定，处理了六个单位，那六个单位我看见好像都是村委会和乡政府。大家都知道腐败是一个权力和资源滥用行为，谁最腐败，掌握资源最多的地方可能会腐败。村委会和乡政府一定是政府的末层，几个苍蝇能给社会带来多大风险。因此反腐继续推进并不乐观，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机构改革，回首1998年的机构改革，它与这次的机构改革最大的不同是，1998年机构改革是整合了一些部门，这次机构改革最亮的点是职能转变，而且职能转变有一个清单。今天很高兴地看到王老师拿的那个清单比我看到的清单要详细得多，因为我原来看到的时候，感觉到好多方面并没有实在的东西。1998年的改革叫“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结果是生产了大部，当时的两个部合了以后出现了9个副部长——因为职能没有转变。后来到政府机关去调研，我们忽然会发现人给裁下去了，但事干不完，最后只好到各个地方借调了好多人，又加重了地方好多部门的负担。这次结果会怎么样？我不能特别清晰地看到，但是我有几个线索想跟大家共享一下。第一个大家会看到，机构改革里面最关键的顶层设计的部门并没有出现，因为大家都呼吁机构改革要总体进行，不要部门自身改革或革命，那其实是做不到的。比如发改委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而这几年改革很大的阻力就在发改委自身的改革，因为发改委在垄断权力和垄断社会生活，但这个地方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这是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讲的线索。

第二个线索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改革，他的讲话和最后公布的稿子里面有一个差别，他一开始讲的时候说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可是公布出来的修改稿却是说，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稳妥”这几个字我不知道断句断到哪一个地方更合适，是“继续稳妥”还是“继续……改革”，还是“稳妥改革”。

第三个线索是，大家会看到，我们实际上在加强了一些部门，发改委有四个中央委员，公安部有三个中央委员，住建部没有中央委员。我们国家，其实行政体制是党领导下的部门分工体制，那么哪一个部门党的力量强就证明它的权力更大，也就是说新一轮的机构变迁过程中，实际上公安部和发改委依然在加强，公安部实际上是社会稳定和警察体制的一个体现，发改委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长期延续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市场改革和其他东西能够期待多少呢？

第四个线索是，我们看部门的名字，不要说削减一个职能，连改一个名字都如此困难，名称搞得那么长。政府部门的职能是不是一定要和它的名字对应？并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刑部和大理寺，有一段时间刑部是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寺是管上诉监察的，但有的朝代则刚好相反。也就是说，政府部门职能不一定要和它的名字对应。为什么现在要搞对应？这是利益不平衡和利益代表的结果，这就表明公共权力已经被部门瓜分了，大家都想在新的部门里面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比如说，计划生育的职能完全交给卫生部怎么就不行，卫生部就不能管计划生育了吗？人口发展其实和卫生健康是一致性的东西。因此我们会看到改革的难度，所以当我们乐观的时候，是不是再审慎一点。当然如果王老师后面拿的那个清单全部都实现，我倒认为我们真的可以乐观。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王老师刚才说他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把社会改革提得这么重要。但是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变迁的学者来说，我特别同意马老师的这句话，社会改革关系着中国改革的成败，最终关系着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为什么要这样讲？大家回首一百年或者是两百年的近代社会变迁历程，我们会发现近代社会变迁是从两条路上走的，第一个是由传统的封建国家过渡到近代民族国家，也就是现代的代议制体制，建立了现代的官僚体制。但是在这条线转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国家走向民主化的时候，它的民主是成功的，有的国家走向民主化的时候，它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问题呢？独裁政治和社会混乱的循环往复，我们会看到拉美有这种现象，包括过去其他转型国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在研究这种现象时我们会发现，关键的问题是在政府转型的同时，如果社会也转型了，政府有了一个帮手，这个时候它的转型才不会走向失败，民主才会成功转型。所以中国实际上经历着这一过程，它其实要走两步路，第一是政府自身的转型，第二是社会转型，建立现代社会体制，那么现代社会体制将成为现代政治转型的基础。也就是说，它要解决民主政治的可持续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认为把它提得多高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现在讲到城镇化的问题，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城镇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于把乡村搬到了城市，人们同样老死不相往来，同样会出现好多问题，而且还会出现现代社会病，比如说我们去年在广东番禺看到的情形，一个社会里面不同的族群之间，老的住民和新的人群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和我们在法国巴黎社会冲突和英国伦敦冲突中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面对传统的因为权力受到损害的社会冲突，又会遇到在现代社会里面不同族群之间因为价值观、文化差异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单靠政府的能力能解决的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从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这个路径上来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把它提得多高都没有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地来做一些研究，究竟转型应该怎么转，怎么做，关键的问题不是名字的转变。

我们文人总有一种天真，我们努力地想改变这个社会。当然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读几本书，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我们好多人还是像中国传统的士人，总是想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不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换一个名词，假设这个世界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我认为，与其这样，我们是不是倒不如认真地做一些研究呢？

最后一点，谈一谈王老师的“中国梦”。我同样认为，公民社会是中国梦，但是我不同意王老师的几个主张。不同意的第一个主张是用协商民主来改变社会。协商民主肯定是一种很不错的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协商民主只能是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而出现的，没有代议制民主的协商民主，根本协商不下去，为什么要你来协商，而我不能协商，协商的人会不会变成利益集团或者出现利益固化的情况，最后变得比他所反对的东西更坏？这样的事我们都已经看得很多了，所以我们既然是现代社会体制，我们就要把现代社会的基本的骨架搞清楚。第二个主张是用人大制度改革来推进宪政，我也不太同意。宪政和人大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我有的地方想清楚了，有的地方想不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要乱讲了。对第三个主张“执政党要向全民党转变”我也不是很赞成，我个人认为可能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方式转变，因为“全民党”本身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提法都是应该再认真商榷的。其实中国现在社会转变的难度在于，不简单的是社会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改革，我们是走不远的，所以下一步怎么走，其实有好多东西既是需要勇气也是需要智慧的，但我想更需要的是勇气。既然是现代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别人的那些先进的东西，这个路也不走，那个路也不走，干脆摸石头过河，摸石头摸起来很好玩，大家谁也不要过河了，就这么摸着摸着，大家都在这儿摸，就是不过河，这就要命了。谢谢。

马剑银：谢谢刘老师，那么我们下面先请王老师回应一下两位老师的评论，然后再进入提问的阶段吧。

王名：我不是直接回应，我讲两个故事，我用两个故事来回应一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宪政的。今年政协我提案特别多，一共16个，我估计我可能是政协委员中间提案最多的，16个提案全部立案了，有一个提案被转成内部，我琢磨这个提案怎么“内部”了，后来我想想看我用了“宪政”两个字。我说要加强以宪政为中心的公民教育，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内部”了，我自己提的时候是公开的，结果被内部化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宪政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这是一个小故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城镇化的，刚才刘老师也提到过。城镇化过程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把旧社会带到新社会去，我刚从海南回来，两会完了以后我去三亚调研，到了三亚我们去调研海棠湾的城乡一体化。实际上他们的规划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其实也希望把这个案例能做得正面一些，但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实际上在把农村社会搬到城市。他们村委会直接就搬到海棠湾的风情小镇，我们跟他们接触，包括在村里调研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那里其实没有社会，原来就是一个村委会，所以它把这个村委会直接带到这儿，连名字都不改就想搬到这儿来了。我说你这个名字要改了，起码要改成个居委会，但是我发现这还不够的，没有社会的地方有居委会你还是政府的一个机构。所以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征地给农民人均补偿好几十万，很可能农民还是不满。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社会，村民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我觉得我们在社会建设里面常常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建的可能不是新社会，可能无非就是在复制旧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回应了，我只讲这两个故事。

关于顶层设计，其实机构改革方案里有一句话，我念一下，这句话实际上就回应了一个问题。“至于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的问题，由于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方面面，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后统筹考虑。”这段话是回应顶层设计问题的。为什么没有一个顶层设计部门？这段话回应得还是比较巧妙的，也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但是目前时机不够成熟。我个人对这个方案是这样看的。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方案就是一个完善的方案，它只是告诉你，我们要改革，这个方案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要改革，而且改革的方向很明确。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案，决策者还要足够的空间。我也不是完全的乐观。因为我们曾经有很多希望被失望替代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足够的时间的，我觉得我们期待第二步、第三步，包括关于机构的、关于职能转变的、关于社会改革的新的方案的一步一步地出台和落实。

马剑银：谢谢王老师，我们进入现场提问阶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把问题提了，然后再集中回答吧。

与会者一：我想请问各位老师，中国社会走到今天，阶层固化的问题怎么办？谢谢。

与会者二：各位老师，我有一个关于政党的问题。我觉得党存在的一个基础就是要“党同伐异”。如果我们的党真像王老师说的，成了一个全民的政党，我觉得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不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以“亡党”替代“亡国”吗？这个问题因为我想得不是太清楚，所以我想听一下老师们是怎么理解的？谢谢。

王名：我先挑我喜欢的问题，我先回答关于政党的问题。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概念，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认识是这样，我觉得人类社会的进步，是走向大同。在你这个意义上就是“亡党”，“亡一切党”。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理想是通过所有人的党，来替代这个少数人的党。我觉得这个所有人的党不是所有人的一个党，当所有人都能结党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公平社会了。我们可能希望这样一个目标，它不是说我为了你的党，或者我跟你的党斗争。而是说我有我的党，我的党跟你的党我们大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公民社会的基本所在。

我刚才讲公民社会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它是叫结社生态。可能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前提是自由结社，实际上政治结社是一切结社的前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不讲是哪个党，可能人类的未来是一个没有统治性的、强权性的、集权性的政党。当然这个不能用你所提那个概念“亡党替代亡国”来指称。

刘培峰：不好意思，其实我更应该回答王老师刚才回答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是研究宪政制度的，政党制度是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之一，没有现代的政党制度很难有效地进行宪政。但《说文解字》里面对党的解释是“相助匿非曰党”。那么我个人感觉到统治的可持续性和统治的有效性之间，永远是一个成反比的命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它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进行一个选择，任何一个组织，我想都应该有一个限度。所以只有转换统治方式，才有可能实现永久统治或者说长期统治。这是政治学里面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例子，它在台湾地区转型了，变好了，获得了新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单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待，我认为这是很好解释的，但是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它就变得很复杂的了，那我想放在这个场合上讨论肯定是不合适的了。

至于说阶层固化这样的东西，现在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经常感慨，如果我们当时像现在这样，那我们还能不能上大学？所以怎么办呢？我想马老师研究这个问题比我研究得更好。但是我感觉，也恰好是我刚才要讲的，没有竞争性的社会参与，只有庇护效忠式的参与，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阶层越来越固化，由协商的参与体制，变成寡头式的参与体制，最后由公共政治变成一种分利的政治。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缺乏内在的竞争和压力。所以只能说在任何一个政治里面，协商式的政治肯定是竞争式政治的补充，它不可能取代竞争式的政治。因为没有竞争，谁是代表者？谁是真正的代理人？假如我们把他选上来了，没有社会竞争的压力，他会变成一个分利之人还是政治的代言人。他会变成一个保护性的代理人，还是掠夺性的代理人。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可能希望一个更加开放的和竞争性的社会格局的建立。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改革的问题了。当然王老师刚才已经用了好多革命的话语，他认为这也是革命，那也是革命，我想只有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革命。可能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看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已经是官僚了，你们也都是在社会的权力阶层中，改革如果没有涉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恐怕还没有真正深入。因为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说白了还没有坐到这个地方，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话语权的，我们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马老师，不好意思把这个石头推给你了。

马庆钰：刚才咱们王老师还有刘老师，他们都说了些观点，关于那个同学所说的那个事情很敏感，敏感但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我要怎么补充呢？我跟你说党这个东西，就和政府一样，都是在人类社会化过程当中，组织化过程当中不能离开的东西，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东西非常危险，我有时候就觉得这都和权力有关系。我觉得权力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双面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权力的本性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公共权力一旦产生了之后，成功的治理就是要通过制度设计，把它的魔鬼这一面，最大限度地压抑住，让它彰显天使一样非常美丽的面孔。所以世界范围内凡是成功治理的地方，都有这样一种限制权力的机制。凡是失败的地方都是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没有对限制权力起多大的作用。所谓宪政无非就是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去，把这张脸上最难看的、最可怕的地方挡住。同样政党也是这样，一个政党也是一个双面人。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政党法，需要政党法和宪法配合，对权力进行限制。我们的这个政党也需要一个政党法把它关起来，对不对？你不能够为所欲为。你如果为所欲为的话，就会成为灾难。我就不多说了。

马剑银：谢谢马老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精彩的报告，以及他们带来的丰富犀利的观点，本次沙龙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参与。再见。

（责任编辑：马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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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2013年3月23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和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清华大学NGO学术沙龙第203期暨明德公益论坛第1期”活动的现场整理稿，稿子经过报告人和评议人的修订，并授权本刊发表，特此感谢。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NGO研究所所长，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马庆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培峰，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剑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本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