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权话语的实践
第一节
已有研究及问题意识
地权实践的研究，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及相关话语体系。文本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延伸至研究领域，会有不同的表达和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寄托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解释路径和政策建议。笔者用地权话语的表达来概括有关农地制度变迁历程及对农地制度本身的阐释。已有关于地权话语表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制度变迁来呈现中国地权话语的变化并剖析既有制度存在的问题；在具体制度框架之下，从微观的角度探析农地制度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从农民和农村社会内部视角出发，探讨农地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从时间序列上，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可上溯至传统社会。但就农地制度的现实相关性而言，已有研究多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农地制度的历变来反思既有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1]张红宇的研究从政治表现角度、经济发展角度、制度创新角度论证了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他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在不触动旧制度根本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发育新制度成分，最后逐步改变经济中两种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将成为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主导方式。[2]姚洋的研究表明，确定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必须从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应；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公平问题及农民的自发选择等方面来衡量。[3]在此基础上，思考农地制度的改革举措。韩俊的研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农地产权制度建设仍不够完善，表现为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清与产权残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为了实现土地微观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稳定的农村集体产权，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赋予农户独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4]
除却宏观的研究视野，也有学者从农地制度的微观视角探讨农地制度的发展问题。微观视角以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基础，从农地制度的某一个面向出发，以某一区域或村庄的发展经验为基础，从个案的角度延伸至对农地实践问题的反思。谭淑豪、曲福田等人从土地细碎化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生产的问题，提出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从而缓解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5]田传浩、贾生华从地权稳定、土地流转的角度探讨地权市场发育问题，认为地权是否稳定影响了农户的流转意愿，进一步影响了地权市场的发育。[6]同样是从农地流转的角度切入农地制度的研究，贺雪峰、郭亮等人的视角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他们强调要尊重农户之间自发进行的土地流转，重视其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并进而阐释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稳健、适度规模的土地流转政策与实践。[7]
农地制度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建构，更重要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而这一实践过程主要是以农户为主要参与主体，且是在村庄内部完成的。那么，从农户和村庄社会内部视角研究农地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村庄社会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产权的建构问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8]还有学者从农民认知视角的角度理解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者认为，农民认知对农地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为了加快农地制度的有效变迁，提高农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认知水平。[9]贺雪峰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当农民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时，需要保证农民能回到农村安居乐业，这就要求对土地权利话语保持足够的警惕。[10]陈柏峰从农民生活结构等微观层面来理解农地的社会功能，他认为农业生产对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依然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应该得到维持，并不断完善。[11]
已有研究从不同方面、不同学科对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发展困境及可能影响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已有研究虽则对相关问题都有涉及，但缺乏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来阐释地权话语表达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对地权话语表达的研究，从探析农地制度何以变迁的历史视角出发，通过对既有农地制度的理论分析，探讨地权话语背景下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的实践困境，在此基础上反思土地权利与地权逻辑的关系。
[1] 当然由于学者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差异，历史学、党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传统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前土地制度的研究较丰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样对于当今土地制度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比如，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载《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世纪前半期》，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本书第五章关于地权市场的研究，充分参考了传统社会地权交易的研究成果。
[2] 张红宇：《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从实证到理论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从制度变迁、制度绩效的角度探讨农地制度的还包括董国礼：《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1949—1998》，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秋季卷；万举：《制度效率、群体共识与农地制度创新》，载《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0期。董国礼的研究表明，制度安排总是由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就土地产权制度而言，每次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间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他指出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要遵循社会保障功能原则、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资源最佳配置效应原则以及尊重地权制度创新原则。
[3]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 韩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三题》，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5] 谭淑豪、曲福田等：《土地细碎化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6期。
[6] 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俞海、黄季焜：《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叶剑平、姜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载《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4期。
[7] 贺雪峰：《土地流转意愿与后果简析》，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郭亮：《当前农地流转的特征、风险与政策选择》，载《理论视野》2011年第4期。
[8] 申静、王汉生：《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社会学视角下的产权建构过程》，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由于本书以“地权实践”为核心问题意识，不同章节涉及地权实践的不同面向，而已有关于地权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那么，既有有代表性的研究可能会在不同章节被援引。比如申静、王汉生、曹正汉等人关于产权的社会范式的研究，本书第一章曾有援引。同样，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从村庄内部视角来反思权利的构建及可行性问题。因第一章曾有介绍，此处不再具体分析。
[9] 徐美银、钱忠好：《农民认知视角下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基于拓扑模型的分析》，载《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5期。类似的研究还有梅东海：《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意识——浙、鄂、渝三地的调查报告》，载《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1期；陈胜祥：《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与农地制度创新——基于1995—2008年实证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载《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11期。
[10] 贺雪峰：《回到土地是农民最基础的人权》，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1] 陈柏峰：《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