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B.1 全力构筑新时代成都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王辉耀 陈涛

摘要：创新驱动是城市发展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人才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资源，世界特大城市更是人才集聚的主要场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的确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成都提出以“五中心一枢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方案，将人才战略充分融入城市建设，人才发展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城市能级水平不断提升。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人才强市”已成为九大城市共同的战略选择，并且逐渐形成人才发展新理念，以及各具特色的人才发展新实践，与此同时也面临新挑战。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进入新时代，起航新征程，成都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指引，通过构筑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实行引育并举、以育促聚，全面推动各级各类人才充分集聚，助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关键词：人才集聚培育体系 新发展理念 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定汇聚新的历史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成为这一变革的“缩影”，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建立，掀起了一轮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这是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新景象。随着九座国家中心城市的逐个确立，“人才强市”已经成为九大城市共同的战略选择，基本形成了人才发展的新理念及各具特色的新实践。成都，作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五年来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改革成就，扎实推进“五中心一枢纽”建设，将人才战略充分融入城市发展中，不断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进入新时代，既有新机遇，又有新挑战。成都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构建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迈入国家中心城市新征程。

一 现阶段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的国内外形势与主要特征

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为集聚人才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才战争”。城市作为人才集聚重要区划，也建立了人才驱动城市发展的良好关联与互动，特别是在拥有更多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一驱动性特征愈发凸显，主要表现为资源丰富的特大城市对人才集聚具有超强吸引力，而人才资本则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加强人才集聚已成为全球发达城市保持活力的重要选择。

（一）现阶段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现实背景

2017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是对我国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并指向了创新创业的内在驱动力——人才。进入21世纪，知识和技术积累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时代特征，“人才决定未来”的声音已经传遍世界。“人才”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人力资源”，它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泛指才华出众的人。习主席强调的“高素质”一词更是指明了“人才资源”区别于“人力资源”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劳动者的素质水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城市升级转型发展的中枢力量。人才兴，则城市兴。“兴城先兴人”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共同理念。

城市化是世界范围内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人口职业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概言之，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理性自主选择的结果。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迁移和流动催生了区域中心城市、大都市区、世界城市和国际城市等特大城市。根据联合国城市等级划分标准：人口在2万以上至10万以下为小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至100万以下为大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则为特大城市。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人才最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要素最丰富的区域，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从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看，1950～2015年，全球生活在1000万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从3.2%提高到11.9%，生活在100万～500万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提高了3.9个百分点，而生活在50万以下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则下降了7个百分点。1950年全球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仅有7个，2015年增加到73个，其中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29个。譬如：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西雅图，日本的东京、大阪，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俄罗斯的莫斯科，德国的柏林等城市都成为人才集聚之地。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城市集聚区（2014）》报告中列出了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30个城市群，其中有不少特大城市也被世界知名房产资讯机构JLL（仲量联行）评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高素质人才资源集聚为特大城市转型升级带来了规模效益和发展动能（见表1）。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表示，中国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增速迅猛，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5年的56.1%，涌现出一批大城市。其中，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达25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人口数排名前10位的特大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成都、石家庄、哈尔滨、广州、武汉和西安（见表2）。

人才集聚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以国际人才（留学生、境外来华工作专家、企业外籍管理人员等）竞争力指数为观测点，分析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其中，综合指数排名前10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辽宁、山东、天津、福建和四川（见表3）。从上述排名来看，除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以外，其余省均拥有超过50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及部分副省级城市，如广州、南京、杭州、沈阳、济南、福州、成都、大连、青岛和宁波，以及极富活力的深圳，这些城市都已成为吸引外资企业和国际人才的理想之地。显然，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是人才竞争力，如今国内各大城市都为此展开激烈的人才竞争。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城市群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结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传统的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城市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如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0%的人口，创造了39.4%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形态，已成为集聚产业、会集人才的新舞台，也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

（二）现阶段人才驱动特大城市发展主要特征

国内外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是经济和产业，而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人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 W. 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中的阐释，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与现代经济增长建立了紧密联系，人力被视为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但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之相反的却是老龄化的压力和劳动力的短缺，世界各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都面临着行将削减之势，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减速的人口资源配置“陷阱”正在形成。基于此，各国政府在一边保证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一边努力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城市魅力吸引人才流入，以人才集聚驱动城市发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这四个特征也呈现了人才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其一，特大城市拥有极具竞争力的发展基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大多建立在充分发展的城市基础之上，集聚了区域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交通和对外交往等要素，特别是在这些城市的核心区，更是形成了“超强磁场”，汇集了多层次、多级别的商业空间体系，高密度、高水准的社区设施资源，有积淀、有历史的文化街区遗产，以及重规划、重设计的城市园林景观等。如：上海商业核心区的南京东路和四川北路，两个商业区的消费出行吸引总量是其他商业区的3～6倍；又如：北京东、西两城区是全市行政、商业、文化和旅游等资源的中心地带，其综合设施密度是海淀区的3倍以上，其医疗设施、文化景观、旅游设施等远远高于其他城区；再如：广州的越秀区是全城最古老的中心城区，既汇聚了8个朝代的文物古迹，又营造了具有现代国际风尚的繁华景象，常住人口密度达到14885～30574人/平方千米，是其他区域的5倍以上。从以上特大城市的集聚表现来看，特大城市及其核心区的优质公共资源是形成集聚优势的关键。

其二，特大城市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深入的当今，特大城市不断吸引来自周围区域，甚至更大跨度区域的创新要素在其区域内进行集聚，如知识、信息、科技等。丰富的高端创新资源与城市稳固的发展基础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特大城市发展呈现几何增长现象。如：美国1/3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和1/6的电子计算机产业均位于硅谷；法国80%以上的远程通信系统投资集中在巴黎；我国有1/6产值的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在深圳等。此外，这些高端创新要素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的创新园区、孵化园区和工业园区等，像美国的硅谷、欧洲的希斯塔、中国的中关村都是典型的创新要素开放之所，它们依托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和科技公司，是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也是人才创新的载体。

其三，产才融合实现城市提质增效。纵观国际特大城市产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都经历了自然要素主导阶段、资本要素主导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伴随着特大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产业也在不断升级转型，并强调以知识和创意为主导的创新驱动。在这个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时代，人才成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核心。如：美国波士顿大都市区经济依靠高素质人才和企业的集聚化这一优势实施最新一轮产业转型，特别是坎布里奇市的哈佛大学、MIT、波士顿大学等顶尖高校大力推动，每年引资达7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创造8.5万个工作岗位，每年为劳动力市场提供3.2万个毕业生。像MIT的关联企业就超过1000家，全球销售额530亿美元，为当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2.5万个，间接带动就业12万个。显然，产才深度融合是知识经济型产业发展的关键机制，在产业链的基础上培育人才链，形成人才驱动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链，“三链合一”催生出的乘法效应将有助于实现城市提质增效。

其四，发达双创续存城市发展动能。改革开放有效促进了人的流动，特大城市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积累和精神积淀，更好地营造了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以人为本的服务环境和创新创业的文化环境，如我国的“北漂族”“上漂族”“深漂族”等新时代移民的出现与发展，充分彰显了特大城市的魅力，甚至像内陆城市成都也开始推行了“‘蓉漂’计划”。年轻人之所以选择“漂流”生活，就在于这些城市具有发达的双创资源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也成为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会发现城市能级越强，其双创水平越高；反之，双创资源越丰富，城市优势也就越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城市发展积累了人才资本，为产业升级转型带来了驱动要素，为地方经济振兴筑造了支撑力量，为城市化发展进程注入了新动力和新活力。

二 成都的蓬勃发展及人才发展工作新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成都社会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成都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扎实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以“五中心一枢纽”为支撑，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成都将人才战略充分融入城市发展，努力实现人才驱动城市转型升级，不断创新人才工作举措、完善人才工作机制、强化人才工作成效。

（一）成都的蓬勃发展与历史性变革

1．保持政治意识高站位，发挥首位城市带头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对成都发展格外关注，并寄予殷切厚望。省委书记王东明提出“成都要继续一马当先，发挥首位城市带头引领辐射示范带动作用；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成为带动全省创新发展的引擎；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城市经济综合实力；推动城市建设管理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科学发展水平；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努力提高民生福祉；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持续用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要求。特别是随着成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以来，成都城市发展定位将迎来“地理重构”新方位，“成都实践”也将转化为“全国范例”，将其城市发展经验作为“中国方案”的重要案例影响“全球价值”，率先走出一条中西部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在首位城市建设上力担重责、勇挑大梁。市委书记范锐平强调道：“对成都而言，就是要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境界，自觉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定位、强担当，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努力做到干得最主动、抓得最务实、走在最前列。”显然，成都的建设与发展在四川、西部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举足轻重，这是政治责任的体现。成都作为四川首位城市，提高政治站位主要反映在强化“五个作用”：一是强化带头作用，紧盯四川全面创新改革和打好脱贫攻坚战，当好贯彻落实四川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的表率；二是强化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与各市州共建共享“五中心一枢纽”，推动重大公共服务平台向各市州全方位开放；三是强化引领作用，突出自贸试验区建设、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点，推动开放引领、创新引领、改革引领；四是强化示范作用，在城市转型、经济转型和治理转型上为四川做好示范；五是强化辐射作用，加强与各市州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推进有利于共同发展的产业跨市域布局和梯度转移，与其他市州共同做大做强产业生态链。

2．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成都城市产业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2014年10月，成都天府新区获批成为西部第5个国家级新区；2015年9月，中央将成德绵列为先行先试地区，纳入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2016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3月，成都再次被纳入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战略重构了经济地理，为成都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2017年，成都经济总量达到13889.4亿元，即将迈上1.4万亿元台阶，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与全省持平。五年来，成都GDP增速从2013年的10.2%调整到2017年的8.1%，体现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五年平均增长8.6%。成都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城市综合实力得到显著增强。

经济是城市发展核心引擎，产业是城市经济的命脉支撑。随着成都城市经济能级不断提升，其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三大产业结构增加值及增长率分别是500.9亿元（3.9%）、5998.2亿元（7.5%）、7390.3亿元（8.9%），三次产业结构比值为3.6∶43.2∶53.2，第二、三产业结构比重合计为96.4%，逐步形成适合特大城市发展的现代产业结构。以2015年成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数据为例，在制造业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器材等位列前三（见表4），在服务业行业中，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其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超过10%（见表5）。成都的产业结构已从传统工业引领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以交通运输、商务服务、创意设计、技术服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拉动不断增强，支撑不断扩充。

为了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成都市委市政府打出城市产业发展的“组合拳”。2017年4月25日，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发展壮大城市经济，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7月2日，召开了“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并发布《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成都市各区（市）县产业发展政策汇编》，首次披露了成都空间布局、产业布局和主导产业定位；7月12日，成都出台了《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简称“成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产业新政50条”的颁布，为成都城市产业发展制定了新目标新任务，描绘了新蓝图新愿景，设计了新路径新策略。

3．增强科技产业深度融合，驱动城市要素全面创新

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人工智能、分享经济、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新产品新经济新业态。成都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深入开展“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公开发布《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简称“成都新十条”）；成功举办2016年中国成都全球创交会，举办“菁蓉汇”走进韩国、以色列等系列活动；顶层设计“双一流”高校建设方案；大力引进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等10个校院的合作项目，清华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等15家科研企业入驻，强势打造成都科学城；加快建设航空整机等6个省级产业基地、天府新区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等6个市级产业园，建设成都信息安全产业园等102个项目；积极探索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充分激发了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成都一批“双创”种子和初创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大数据、云计算、数字金融等新业态在全国城市位居前列。五年中，成都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06万户，新增科技型企业5.3万家，拥有各类研发机构965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4%，发明专利申请量近两年平均增长33.7%。这些成绩得益于成都具有丰富的科技和创新资源，拥有56所高等院校，30余家国家级科研机构，318家军工企事业单位，近500万名各类人才，在大数据、5G、机器人等领域创新资源储备丰富。从成都近五年的发展模式来看，逐渐凸显科技元素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积极构建新经济产业体系。如：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智慧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入实施《成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引领新经济，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大力研发智能产品和大力建设智慧城市。

4．发展金融业态多功能，构筑城市金融支撑体系

成都进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列以来，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并将其作为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即到2022年全面建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辐射全国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事实上，成都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冠以“西南地区金融中心”“西部金融中心”称号。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以2017年第一季度为例，成都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35001.73亿元，同比增长9.9%，各项贷款余额达26984.97亿元，同比增长13.5%。目前，成都已经拥有30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这一数量位于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近年来，成都金融资源聚集力和服务辐射力日益增强，金融支撑体系逐渐形成，在“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城市中位居第五，在中西部城市中位居第一，在“中国城市吸金能力”排名城市中位居第三。

为了全面建成西部金融中心，成都提出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功能。北京大学曹和平教授指出：“五大功能的前四大功能在过去的25年间，是全世界金融发展的主流，但从新型金融看到了成都金融发展的‘明天’。”第一，成都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城市，依托“蓉欧+”高铁沿线国家和城市，打通商品期货、证券、股票和债券等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第二，金融的本质就是财务管理，高效的财务管理带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成都致力于打造西部客户投资渠道最多元、财富管理最丰富、管理资金规模最大的财富管理基地；第三，成都在西部城市中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点和个人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银行机构约40家，结算国家和地区近100个；第四，成都提出大力推进产融结合，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促进股权投资发展，多渠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发展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发挥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带动优势等；第五，成都在发展传统金融模式的基础上，还创新性地提出发展新型金融业态，打造西部新型金融先行区。如：发展普惠金融，搭建“农贷通”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发展数字金融和绿色金融等，满足不同群体金融需求，在金融科技、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方面深入探索。

5．文化创意跨领域，丰富天府文化内涵建设

成都围绕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了城市能级的软实力命题——“天府文化”，其深刻内涵皆蕴藏在十六字之中，即“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天府文化”的提出，既有巴蜀文明、三国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国际都市、创业之城的时代特征。一古一今，虽时隔千年，但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使得天府文化始终在沉淀中保持着创新的活力。名人故里、古镇古街、人文景观、城市地标、美食之都、赛事名城……让成都成为“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特别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无形的文化可以转化成有形的产业，让文创产业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显然，成都文创产业的培育是天府文化内涵建设的现代技术和有效路径，从而不断提升文创要素聚集力、文创产业带动力和文创产品供给力，将文创产业发展成国民新兴支柱产业。

据有关方面统计，2016年，成都从事文创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有15444个，从业人员达46.4万人，文创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614.2亿元，创造增加值633.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2%。目前，成都拥有3个国家级产业园区、7家国家级基地、4个省级产业园区、19家省级基地、18家市级文化产业基地，初步形成以园区、楼宇为载体，以重大产业项目为带动，以骨干企业为支撑，传媒、文博旅游、创意设计、演艺娱乐、文学和艺术原创、动漫游戏和出版发行等产业集聚的新格局。在现有文创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成都市委市政府规划了2022年文创产业的新目标，按照“集群发展、跨界融合、品牌引领”的思路，大力提升文创的行业首位度、产业融合度、品牌美誉度和国际知名度，将文创产业增加值达到GDP总值的12%。到2022年，成都将初步建成西部文创中心，形成“双核共兴、两带共振”文创产业新格局，着力打造五大文创集聚区，通过园区规划和产业引导，形成文创与金融稳步合作、文创与科技提速发展、文创与对外交流加快节奏、文创与人才发展不断积聚等多领域、跨领域进行深度培育和重点打造。

6．拓展对外交往渠道，建设内陆开放门户城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提出，位于两者交汇点的成都借助双重优势，改变了千百年成都内陆城市的区位劣势，从内陆腹地变为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前沿，成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进入新时代的成都，正以国际标准打造中国西部对外交往之窗，以全新面貌构筑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以全球视野构建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截至2017年，成都已经与全球34个城市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并与51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合作关系城市，拥有外国驻蓉领事机构16家，与228个国家（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签约引进重大项目270个，其中30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17个，中韩、中德、中法、中古、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落户，在蓉世界500强企业已有278家，利用内资4100亿元人民币、外资85.3亿美元，并先后成功举办《财富》全球论坛、世界华商大会、全球创交会、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国际盛会。

近年来，成都在对外交往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双重角色，即推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策略。一方面，依托中欧班列实施“蓉欧+”“走出去”战略，蓉欧快铁于2013年4月26日正式开通，国内延伸到宁波、厦门、深圳、昆明、武汉等沿海沿边重要城市，国外则途经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一直延伸至德国纽伦堡和荷兰蒂尔堡。截至2016年，已完成开行400列的目标任务，计划2020年达到开行3000列以上，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交往。另一方面，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则是实施“引进来”战略，成都显然是自贸区的核心。成都将成为内陆开放战略的先导区、国际开放通道的枢纽区，不仅达到了承东启西、服务全国的目的，而且还起到了面向世界、对接国际的作用。截至2017年10月底，自贸区已新设企业16944家，注册资本达2048亿元。

7．构建交通通信大枢纽，提升城际互联互通水平

成都从区域中心城市迈向国家中心城市，其区域位置随着经济地理重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成都就区域发展定位提出了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开始加快建设国家级高速公路枢纽、国际空港枢纽、国际性铁路枢纽等基础设施，构建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一是以双流和天府国际机场为起点，打造空中丝绸之路。目前，成都运行的双流国际机场已通航城市209个，其中国内城市131个，国际地区和城市78个；通航航线270条，其中国内航线175条，国际地区航线95条。修建中的天府国际机场将于2020年正式投入运行，成都将成为继北京、上海后第3个全国拥有两座国际机场的城市，届时双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将达1亿人次/年。二是以“148”高铁交通圈为节点，迎接高铁时代。以成都为中心，1小时到重庆等周边城市，4小时到西安、昆明、贵阳、兰州，8小时到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打造高铁枢纽城市。三是以“三绕十五射”高速公路为支点，建设国家级高速公路网络。“三绕”是指绕城高速、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和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十五射”是指机场高速、成乐高速、成雅高速、成温邛高速—邛名高速、成灌高速—都汶高速、成彭高速—成什绵高速、成绵高速、成青高速、成德南高速、成南高速、成安渝高速、成渝高速、成自泸高速、成都新机场高速和成宜高速。到2022年，成都的高速公路里程将从现在的920公里延伸至1380公里，高速公路网密度由6.4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9.6公里/百平方公里，以实现带动四川、辐射西部、面向全球。

在信息社会，互联网、物联网、数字经济、智能技术都将依赖通信枢纽的支撑。成都，作为国内大区级通信枢纽之一，是全国“八纵八横”和四川“三纵三横”通信网络体系中的枢纽节点。随着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确定，成都提出建设汇聚西部、服务全国和沟通世界的国家级通信枢纽。因此，成都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建设对通信发展赋予了新的五大功能：宽带通信网络功能、综合信息汇聚功能、数据共享交换功能、网络及信息安全功能以及综合服务保障功能。如成都推动移动、联通IDC项目和云计算中心3个项目全面开工，加快推进4G通信网建设，实现城区全覆盖。总之，成都正在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行新型互联网架构体系建设，争取率先在全国开展5G规模商用，大力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以移动互联网引领综合通信枢纽建设，提升成都的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成都人才发展工作新举措新成效

1．人才综合资源平稳增长

近五年来，越来越多具有专业知识、专门技能的人才会集成都，高素质人群在成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才综合资源既有规模数量的密度性增加，还有质量层次的结构性改善。就成都人才规模总量来看，从2012年的276.7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08.43万人，占成都市户籍人口总量（1398.93万人）的29.2%（2920人/万人）。截至2016年，全市党政人才7.34万人（占1.8%）；企业经营管理人才26.8万人（占6.56%）；专业技术人才164.5万人（占40.28%）；技能人才（占41.2%）；农村实用人才40.26万人（占9.86%）；社会工作人才1.23万人（占0.3%）。成都人才数量持续增加，初具规模效益。

就成都人才质量结构看，专业技术人才层次明显提升，从2012年的99.42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64.5万人（见表6）。截至2016年，成都共有两院院士32人（“双院士”1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2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745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69人等；来蓉外国人才大多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本科有66.42%，硕士有21.34%，博士有6.55%；留学回国选择在成都的人才更是高学历群体，其中本科有29.3%，研究生有69.3%；三大产业人才总量116.86万人，其中高级人才占1.86%，中级人才占12.1%，初级人才占32.62%。总体来看，成都人才质量结构呈现高端人才集聚、学历人才增长和产业人才升级转型的发展特征。

2．人才区域竞争优势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将人才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推进，各大城市相继展开了人才争夺战。2017年8月，猎聘网发布了《2017年人岗争夺战及职场流动大数据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人才净流入率方面，杭州（11.21%）、深圳（5.65%）、成都（5.53%）三个城市位列全国三甲，且流入成都的难度指数适中（0.4左右），位于第六仅次于杭州。《2016年成都市人才资源状况报告》显示，成都市生产总值达12170.2亿元，每万人才产值为29.79亿元，比2015年每万人才产值增长1.09亿元。

近年来，成都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城市人才集聚显示出一定竞争优势。从《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等研究中发现，四川（成都）的人才资源、人才效能、人才环境均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其人才竞争力全国排名第16位，国际人才竞争力全国排名第10位。相较于其他中西部省会城市，成都人才竞争力优势凸显，在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中则具有比较优势，与天津、武汉等城市实力相当，基本位于人才区域竞争的第二梯队。2017年5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范锐平提出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强市”的新目标，这有助于将成都打造成国际化的人才高地。

3．人才支撑体系逐步完善

自2010年12月成都发布《成都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创新人才发展政策，推动重大人才工程，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成为成都建设人才支撑体系的核心要点。“十三五”时期，成都提出了完善“人才计划”，深化“人才+项目+资本”的协同引才模式；探索建立“业内评价+自主评价+市场评价”多元评价体系；实施“本土人才培养开发计划”；健全人才服务保障机制，优化人才服务平台等。近年来，党中央、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成都全面创新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和政策措施几乎都涉及人才发展，这是成都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最佳契机，也是人才集聚培育的最好时机。

2017年是成都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关键年。7月，成都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 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简称“产业新政50条”），其中明确指出加快人才集聚培育，通过加强高端人才激励、鼓励青年大学生来蓉创新创业、大力培育高技能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加强人才住房保障等措施强化人才支撑体系。同月，成都市政府出台了更具创新的《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简称“成都人才新政12条”），其中颇受关注的是敞开“学历落户”大门，本科即可落户成都；加大人才公寓配置力度，保障人才安居乐业等。新政颁布4个月，已有9.5万人落户，且30岁以下占八成。

4．全面提升人才治理能力

党管人才是人才工作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而不是由党委去包揽人才工作的一切具体事务。”显然，党管人才是将“人才管理”提升到“人才治理”高度，要求党政相关部门谋大局管大事、把方向定政策。基于这一认识，成都开始加快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一是构建“1+2+N”（市人才办+人才发展中心、人才发展促进会+新型人才工作站）治理机制；二是推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三轮驱动，促进市、区（县）两级联动，构建社会参与协同推进机制；三是推动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建立“行政权力清单”“行政责任清单”“政府服务清单”。

随着党管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成都人才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宏观把控、协同推进、提供保障成为成都人才治理工作的基本职能，成都人才工作正在经历从理念到政策再到实践的重大转变。从人才治理理念看，成都提出“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更好地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从人才治理政策来看，“成都人才新政12条”成为连续两年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政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和决心；从人才治理实践来看，成都近年来的引才育才用才留才成效显著，其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正在朝向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目标进行充实和完善。

5．因地制宜开发人才资源

近年来，成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及其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地制宜、科学决策，积极发挥政府在人才资源开发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引导各类人才按需流动和高效配置。基于此，2017年7月2日，成都召开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发布《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成都市的产业布局、重点产业（三大领域37个子项）和重点产业园区（六大集聚区66个产业园），将创新人力资源要素供给作为培育成都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促进人才、资本、技术和数据等核心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成都现代产业集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不到半年，成都市人社局就发布了《成都市人才开发指引（2017）》（简称《指引》）。《指引》按照市场需求、产业导向和应用实效三大原则，分别设置了“重点人才招引目录”“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开发目录”（基本与《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对接）、“重点领域（行业）人才开发目录”，这为人才求职、人才招募、人才培养、人才工作提供精准指导和畅捷服务。两份《白皮书》在人才资源开发上，始终秉持“因地制宜”的准则，把地方市场、地方产业和地方需求视为引、聚、育、留人才的关键指标，只有把握好“地方特色”才能汇集起“地方优势”，实现国家战略和国际形势对接。

三 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强市”路径新理念新实践新挑战

2018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西安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我国现设有九座国家中心城市，这九座城市均提出了“人才强市”的战略部署。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在人才发展的探索中，不仅逐渐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而且将其理念转化为实践，走出了适应不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际的新路径，提出了别具特色的“人才强市”新举措，但同时也面临人才引用育留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强市”路径新理念

1．人才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才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其人才治理现代化关乎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国家中心城市是现代化的发展范畴，其新型人才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人才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更具引领性和示范性。当前，国家中心城市在深化人才发展改革中，无不强调人才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是加快地方立法，如北京市正酝酿《人才发展促进条例》《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等法律法规；二是强化协同治理，完善党内人才工作制度，推动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强化服务，更好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在团结、联系、服务人才中的作用。随着《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将是推进人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2．人才区域发展一体化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主体功能区等国土空间的重新规划，人才发展空间逐渐放大，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的人才流动构成了人才发展的生态群落，这一生态群落有利于区域优势互补、人才资源共享和机制协同创新，是当前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区域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模式。譬如，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北京、天津两大国家中心城市正是凭借区位优势，促进三地区域人才协同发展以释放合力效力和溢出效应，从而增强区域人才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创新性。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皆是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人才发展一体化的优秀案例，在这两大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下的人才竞争优势格外凸显，其创新创业能力和区域经济活力在全国均处于发达水平。

3．人才开发合作国际化

一座城市的国际化首先在于人才国际化，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无不重视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培育与智力合作，“千人计划”、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吸引国际留学生、本土化人才培养等多样化路径通向人才发展国际化。只有人才构成国际化、人才流动国际化、人才素质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才竞争国际化。特别是随着“海归潮”的涌入，开发合作、本土培育等“走出去”战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引”“育”并举的重要措施。如：2016年10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将“人才国际化发展”提到“主线”高度，通过加大海外引才引智力度、加快本土人才国际化进程、健全人才国际化发展网络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市场等方式提升上海国际人才高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显然，人才开发合作国际化程度标志着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综合水平。

4．人才评价机制社会化

人才评价机制是人才工作“指挥棒”，是人才管理核心环节，涉及使用人才、开发人才、激励人才，国家中心城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特别是《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以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和制约，建立科学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人才评价制度成为从“一元人才管理”到“多元人才治理”的重要转型实践。如：2017年12月，广州市政府出台《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方案》，将人才分为杰出专家、优秀专家和青年后备人才三个层次，以“高精尖缺”为导向，设定了112条认定标准，注重与社会化、市场化的人才评级机制相结合，例如将清科、投中中国等权威排行榜作为创投机构负责人申报高层次人才的标准，大力聚集优质诚信、紧缺急需的创投人才留广创新创业。显然，这有助于拓展人才评价范围，发现人才、人尽其才。

5．人才发展工作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高度，保障“人尽其才、人人成才”成为人才工作的主要目标。随着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各大城市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纷纷出台地方性“人才新政”，并积极探索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通过加强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格局、加快构建人才法治环境，不断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譬如：上海已率先进入“人才政策3.0版”时代，从“分散性人才政策”到“人才新政20条”再到“人才新政30条”，版本升级意味着科学规范、包容开放、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其根本在于将人才发展工作制度化。不难发现，各大国家中心城市正在大力建立健全人才工作的长效机制，旨在将人才发展工作不断推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引聚育留”生态环境，充分释放人才活力和动能。

（二）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强市”路径新实践

1．北京：区域人才协同机制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人才资源丰富，但是也具有典型的“大城市病”，为了把北京的创新创业能量释放出来，起到疏解非首都的功能，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首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区域人才协同机制，以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理念创建新机制，具体包括：第一，强化人才一体化发展顶层设计。如：联合制定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推动重大人才工程实施和重要创新政策落地。健全完善京津冀人才工作部门联席议事机制。根据三地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控和优化人才结构，逐步形成人才随产业有效集聚、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第二，协同推进区域人才管理改革。如：建立跨区域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推动京津冀在人才职称互认、医师多点执业、博士后联合培养、外籍人才出入境等方面开展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协作试点。建立京津冀干部人才挂职交流的常态化机制，健全区域内流动人才的待遇保障机制；第三，建立区域人才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如：建立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合作机制，支持组建跨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标准创制。促进优质科技资源相互开放，推动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等互联互通，建设区域性创业人才开发培养基地。加强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标准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第四，构建开放式创新的体制机制。如：实施更有利于总部企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国际组织及国际性智库等入驻的政策措施，辐射带动区域人才国际化发展。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整合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跨区域建设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开放实验室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强化北京举办重要外事外交、体育赛事的服务保障能力和人才支撑功能等。由此来看，北京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实现了区域人才的联动互通，打造了区域人才发展共同体。

2．上海：“四新”经济人才开发工程

上海根据自身经济转型升级新要求，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四新”经济为改革突破口和发展新导向，紧密对接其人才发展，实施“四新”经济人才开发工程。《上海市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此列为“重点工程”，并围绕该工程明确提出，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四新”经济的发展态势，探索“产业基地+产业基金+产业人才+产业联盟”四位一体的推进模式。建立集成电路、车联网、机器人、卫星导航等“四新”经济人才培养实训基地，探索政产学研新型管理机制，打造“四新”经济人才跨界成长生态系统。探索设立产业和信息化人才创新创业基金、产业和信息化创新创业成就奖，构建促进“四新”经济人才脱颖而出的平台。显然，上海以“四新”促进其经济转型发展，而“四新”关键支撑点就在于对接的产业人才，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转型的核心要素。

3．天津：向用人主体下放“四权”

天津借助其区位优势和独特资源，近年来积极出台多项人才新政。2017年1月，天津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共9个方面、29条，其核心是理顺政府、市场和用人主体“三个关系”，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发展松绑。该《实施意见》的一大亮点就是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即向用人主体下放“四权”。具体内容：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用人自主权。落实招录自主权，允许用人主体在核定的编制和岗位比例内，自主制订和实施招录计划。落实聘任自主权，用人主体可自主决定聘任对象的岗位、级别和职务。落实分配自主权，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在执行国家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中，可自主决定内部分配标准、形式、具体办法。对引进和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年薪工资制的，其工资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调控范围。科研人员承担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科研经费绩效奖励、企业科研项目所获收入，均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落实解聘自主权，用人主体可依法决定对聘用人员解除和终止聘用关系，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应办理档案托管等手续，符合条件的给予失业保险待遇。创新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逐步实行备案制管理。不难发现，天津人才新政中的“放权”举措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人才发展服务质量，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来创新创业的“乘法”，让创新创业活力充分迸发。

4．广州：产业领军人才计划

广州紧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2016年3月，广州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的意见》主文件以及《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奖励制度》《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广州市领导干部高层次人才工作制度》4个配套文件，合称“广州‘1+4’人才政策”。一是实施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①支持创业领军团队。5年内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内约50个高端创业团队分别给予300万元资助。②支持创新领军团队。5年内对在上述产业内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承担项目的约50个高端创新团队分别给予300万元人才资助。③支持创新领军人才。5年内对有良好科研背景和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在上述产业内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担任应用研究和技术、产品研发重要职位的约100名高端创新人才分别给予100万元人才资助。④支持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5年内对为科技型企业在降低创新成本、促进创新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贡献突出的约50名服务业高端人才分别给予100万元资助。二是建立产业领军人才奖励制度。①奖励杰出产业人才。每年对30名为广州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贡献卓越的产业领军人才分级补贴薪酬。②奖励产业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每年对1000名在企业管理、研发、生产等岗位担任高级职位的产业高端人才和2000名有较高能力和技术水平等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按其贡献情况补贴薪酬。③奖励引才成绩突出企业。鼓励企业通过猎头公司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市外引进产业领军人才，按引才成本的50%给予一次性补贴。三是完善产业领军人才服务配套机制。①完善企业人才评价服务机制。如：向广州新型研发机构、大型骨干企业、行业领先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用人单位下放职称评审权和人才认定权。②建立人才绿卡制度。如：为外籍产业领军人才提供停居留便利，持人才绿卡者可办理2～5年长期居留证。③完善创新创业服务机制。如：探索推行政府购买人才公共服务制度，支持发展技术交易、投融资服务、技术评估等一批专业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四是搭建产业领军人才发展平台。①支持承担科技项目和人才项目。如：对入选省级以上科技和人才项目并获得资金资助的产业领军人才，根据资助额度给予一定比例配套资助。②扶持企业建设创新创业平台。如：推动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③支持企业开展人才培训教育。如：实施企业博士后国际培养计划，每年资助一批企业博士后人员出国（境）深造。④鼓励企业实施股权期权激励。如：对高校、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放宽股权激励、股权出售等限制。显然，聚焦产业领军人才已成为广州人才发展的重点，旨在加快推动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

5．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

为了充分释放社会创新创业潜能，促进人才优化配置，武汉提出“城市合伙人计划”。2015年12月，武汉市政府出台了《“城市合伙人”认定与服务工作实施办法》，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和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广纳产业领军人才、知名创业投资人和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三类“城市合伙人”。产业领军人才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对武汉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推动作用；在武汉自主创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第一大股东及持股30%以上）或与市属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的聘用合同（合作协议），每年在汉工作时间达到6个月以上。包括国内外顶尖人才、国家级产业领军人才和省市级产业高端人才三个层次；知名创业投资人指在国内外投资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且在武汉开展创业投资活动的各类投资人或创业投资机构负责人，如：近三年在《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中国最佳创投人”上榜者等；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指在汉创办科技型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第一大股东及持股30%以上），或与市属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的聘用合同（合作协议）的高校院所青年科技人才、海外回汉留学生、国内外知名大学毕业生等，如：中央“青年千人计划”人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人选等。不难发现，武汉已经把人才作为未来城市吸引企业投资的第一要素，“合伙人”就是将城市优势与外来投资者优势组合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

6．重庆：知识产权人才规划

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重庆抓住人才关注度较高的话题，即知识产权问题。为了加快建设西部创新中心和知识产权强市，2017年3月，重庆市政府出台《“十三五”知识产权人才规划》，提出努力建成西部知识产权人才高地的总目标，以大力培养知识产权基础人才、大力开发支撑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急需紧缺人才及突出培养和选拔高端引领的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为重点任务。该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健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学科建设，支持高等院校开设知识产权专业或者在管理学、经济学中增设知识产权专业。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学位教育，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二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鼓励理工类及综合类高等院校推行“理工本科 +知识产权研究生”本硕连读人才培养模式。在高等院校理工科本科生、研究生中开设“知识产权公共课程”教学，培育和增强理工类学生的知识产权及法学素养。完善产学研联合培养知识产权人才模式，推广知识产权人才订单培养模式。重庆人才政策的重点突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人才的支撑性、激励性和保障性作用。

7．郑州：“1+N”人才政策体系

郑州入选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以来，推出一揽子人才新政。2017年11月，郑州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实施“智汇郑州”人才工程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涵盖7项人才计划、19条保障举措，提出了给予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扶持、鼓励青年人才来郑落户等30条等“人才新政”，还同步出台了《郑州市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法（暂行）》《郑州市重点产业人才支撑计划实施办法（暂行）》《郑州市青年人才储备计划实施办法（暂行）》等20个配套政策和具体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又将陆续出台《郑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郑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实施办法》等其他配套政策，围绕推动“智汇郑州”人才工程实施，建立“1+N”人才政策体系，面向全球招揽人才。不难发现，郑州的人才新政以“智汇”为核心，通过多项人才计划和具体措施形成完整的人才政策体系，这是郑州人才工程的实施基础和保障。

8．西安：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为打造“一带一路”人才高地，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优势。2017年5月，西安市政府发布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带一路”人才高地若干政策措施》（“西安人才新政23条”）。其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最为突出。一是加快人才培养载体建设。如：支持西安重点高校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签订合作协议，实行“一校一策”；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和技能型人才培训机构面向产业和行业开设适用型专业，培养适应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和技能人才。鼓励科技创新型企业高级人才与高校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家可兼任大学教授。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事业单位等联合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根据规模和成效一次性给予设站单位30万～100万元资助。鼓励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组织）、专业论坛在西安举办或永久性落地，给予最高300万元资助。支持境外机构在西安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西安市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转移机构，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二是优化企业家成长环境。如：建立有利于企业家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行业规划等参政议政的渠道。培育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企业培育和市场化选聘结合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市场化选聘比例，选择若干家市属中小企业开展经营班子整体市场化选聘试点。每年评选10名有突出贡献企业家和20名优秀新星企业家并给予资金奖励。三是实施人才培养三大计划。如：实施“百名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营管理、金融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每年遴选100名左右中青年骨干人才，给予每人30万元资助。实施“百名双创新星”计划，每年通过“双创”竞赛活动选拔和培育100名左右创新能力强、创业项目优、发展潜力大的青年（大学生）人才，根据项目评审情况给予每人20万～100万元资助。实施“百名管理人才培训（交流）计划”，每年遴选100名左右相关岗位的业务管理骨干赴国外进行学习培训，赴国内发达地区进行挂职锻炼。四是加快培养“西安工匠”。如：支持西安市域内技工院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推动西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大型企业等与国际知名职业学校、国际知名企业等合作共建若干特色院系或专业，打造西安技工品牌。组织开展“西安工匠”和“西安工匠之星”评选活动，深入开展各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由此来看，西安人才发展强调人才的培育，充分利用和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构建具有激励性的多层次人才培育体系。

（三）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强市”路径新挑战

1．挑战城市发展吸引力

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推行的人才新政中均凸显“引才方案”，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引进，围绕“签证”“落户”“住房”“资金配套”等措施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然而，不难发现人才流动主要取决于流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人才流动具有一定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如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城市的人才流入，往往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城市的人才流失。现有的9座国家中心城市中，有5座城市位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2座：武汉、郑州；西部地区3座：重庆、成都、西安）。尽管以上5座城市都出台了较大力度的引才政策，但这些并非是长久之计、万全之策。相较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可以看出引才远不能止于“短期刺激”，缺乏经济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将难以持续，因此要把握住经济这一核心引擎。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显然，这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如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成为亟待解决的城市发展问题，这直接关涉城市与人才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随着“四新”经济的提出，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正在成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只有更好地汇集产业人才、发展智慧经济，才能有效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同时，只有为人才搭好“产业舞台”才能更好地吸引他们立业兴城。总之，以经济活力吸引人才流入使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2．挑战城市资源承载力

吸引人才流入，只是完成了“人才强市”第一步。如何发挥好人才集聚效应，充分利用好人才资源效率，突出“1+1＞2”的人才比较优势才是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命题。然而，这一命题必然引发城市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城市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生态资源等，这直接对应人才发展的就业机会、成长平台、工作生活环境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人口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国家中心城市等特大城市，城市资源的有限性将会大大制约人才集聚发展，这对城市资源承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拥有大规模人口的北京已开始尝试通过实施京津冀一体化，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成为转移人才过度集聚、缓解城市承载压力的有效举措，同时促进了区域人才流动与协同发展。

当然，北京的这一方案是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战略选择，对于不同城市应根据其资源承载情况因地制宜。面对我国多数特大城市，其首要挑战是城市资源是否有效开发，是否充分承载人才集聚，如城市化发展体系、城市发展空间与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等，特别是人才集聚载体的开发与建设。其次，非“一线”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如何借鉴“北京方案”，在充分挖掘自身城市承载潜力的基础上，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推进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与发展，如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由此进一步扩容国家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只有科学开发城市资源承载力，才能更好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3．挑战城市产教融合力

城市人才发展不仅要有魅力引才、有实力竞才、有能力聚才，还要有定力育才，因为人才培育绝非朝夕之功，需要投入一定人财物才能显现成效。对于城市人才发展而言，只有推行人才发展引育并举，才能保证城市发展永续活力。但从当前劳动力市场来看，人才供需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即培养出的人才无法满足经济社会之所需，其中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尤为突出。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升级转型，对接现代产业体系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的人才供给乏力致使产业升级转型动力不足，譬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不高、教育供给不匹配等。显然，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脱离已成为人才培育问题亟待解决的难点，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培育本土化的关键就在于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尽管这一挑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国家中心城市而言，它们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和科教资源优势，问题在于如何联动当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构建适于地方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人才培育支撑体系和发展机制。通过体系和机制创新，有效创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校地企创新网络。在此基础上，人才培育需要结合城市产业结构和科教资源特点，建立分层分类分级的立体化人才培育体系。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现代产业体系既需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还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4．挑战城市文化软实力

在人才争夺战中，“谁能留住人才”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人才竞争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由于人才发展具有流动性，人才保持率成为各大国家中心城市关注的焦点。换言之，引才、聚才、育才的最终目标是留住人才，城市人才竞争不仅要“抢才”有策，还要留才有道。“留才之道”不仅在于制度安排，而且还在于“物化”制度基础上的文化涵育。经济是城市的身躯，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它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格局与气质。城市文化包罗万象、各有千秋，如何挖掘城市的文化底蕴，结合“双创时代”的文化朝气，营造温暖人才的文化氛围成为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引才需要经济硬实力，那么留才就需要文化软实力，甚至可以说文化软实力的打造要比经济硬实力更难，因为这需要文化的认同与积淀。

当前，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还有待加强，“文化留人”的理念与制度还需不断完善。随着城市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轨，相应的城市文化建设也应进入内涵式发展轨道，全面提升城市的文化综合建设水平。“人才强市”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化强市”，打好“文化底色”，才能绘好“人才画卷”。特别是随着我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世界的中国城市文化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目标与任务，这也是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留学创业的国际性人才竞争挑战。

四 新时代成都人才集聚培育体系建设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起航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发展新征程；新时代，构筑成都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成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通过构筑人才集聚培育新体系，实行引育并举、以育促聚，推动各类各级人才充分集聚，助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一）新发展理念下成都的人才发展思路

1．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先导城市在于人才驱动创新

成都在创建国家中心城市进程中，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建立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自贸试验区的“双轮驱动”创新创造格局，建设创新驱动先导城市，引领新时代特大城市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然而，创新的根基在于人才，“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有关创新与人才的科学论断。显然，成都的“先导城市”建设必须立足于人才发展，通过调动人才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人才驱动创新改革的红利。首先，牢牢树立“人才是创新驱动力”的新理念，积极转变经济工作组织方式，将人才投入置于成都社会经济建设的优先位置；其次，亟须建立具有“引、聚、育、留”功能融汇的城市人才集聚培育体系，通过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发展，从而逐渐形成特大城市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和国际影响力。

2．贯彻协调发展理念，示范城市在于统筹人才资源

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金字塔的“塔尖”，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为此，成都以协调发展为理念，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断提升区域协同、城乡融合发展层次和水平，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设城乡统筹示范城市。特别是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以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计划。人才作为协调发展的第一资源，成都要将各个部门的各类人才资源统合起来，聚力党政人才、科研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服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等资源，形成上下衔接、左右联动的人才发展与城乡建设协作效应与协创机制。因此，成都在发挥城乡统筹发展的全国示范作用时，强调以人才资源统筹推进城乡同步协调发展，着力构建城镇平衡结构。

3．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典型城市在于构建人才生态

成都在加快推动生产体系、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绿色化，改善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努力建成碧水蓝天、森林环绕、绿树成荫的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同时，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城市发展的突出位置，并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之中，将其思想精髓转移到城市人才发展中，旨在建立“绿色思维”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生态系统。所谓人才生态，就是在城市人才发展中要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不能只图“短平快”的眼前利益和短期效果。因此，成都要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新高度新站位新起点，不拘一格引进人才，构筑平台培育人才，优化环境使用人才，涵养文化留住人才……若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必须以一流的人才生态系统为依托，因为人才政策容易模仿复制，而人才生态系统的构建才具有持久竞争力，只有人才发展永续生命活力，才能让城市青春永驻。

4．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国际城市在于打造人才平台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只是谋划西部，而是要放眼全球，以国际化的视野整合全球资源，不断提升成都城市发展能级。以开放发展为理念，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源、拓展市场，着力打造以我为主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不断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打造进击世界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的国际化首先在于人的国际化，这意味着要为国际性人才“蓉漂”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吸引各类各级人才来蓉创新创业、发展事业。一是打造“校地企”全方位人才合作平台，推动科教成果转化落地；二是打造“产企园”链条式人才发展平台，推动人才项目资本协同发展；三是打造“投融扶服”一站式人才孵化平台，推动人才创业精准支持、靶向对接、综合服务。

5．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生活城市在于营造人才环境

成都始终将其城市建设的红利与人民大众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价值追求，充分体现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促进人与城和谐共生；加大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就业、社保、住房等保障体系，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民生净福利指数。只有将城市发展成果充分惠及人民大众，以共享发展理念建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才能用温度营造环境，用温情留住人才、用温暖拴住人心。显然，人才竞争的关键在于营造环境：一是营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通过“人才新政”使人才集聚规范、有序；二是营造以人为本的服务环境，优质的人才服务保障是人才放心、安心、舒心发展事业的生活基础；三是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环境，以德纳才，形成尊重人才、兼容并包、宽容失败的新时代社会风气和氛围。

（二）新时代成都人才集聚培育体系建设

1．人才集聚体系

（1）人才发展载体

人才集聚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载体基础之上，推进人才发展载体建设势必有助于集聚人才，要把人才发展载体建设作为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其成为吸引人才的“磁场”、培养人才的“摇篮”、人尽其才的“舞台”。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产学研用战略联盟，打造以高校为主体的人才发展载体。支持在蓉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与海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联合建立各级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鼓励在蓉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设立院士工作站、师生协作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创新研发团队。推广“大学小镇”建设计划，加快打造成都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的特色区块。

二是要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打造以园区为主体的人才发展载体。依托成都天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集聚区以及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六大重点产业园区，加强人才创业基地、产业/科技园区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入园进行创新创业，加大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促进高新技术的开发、融资、转让。支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以及都市现代农业这三大重点产业领域，开展人才与企业、人才与项目对接活动，支持建设一批机制灵活、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创业创新孵化器，把园区建设成成都人才最为密集的地区，打造成人才创新创业的示范区。

三是要建立优秀企业家俱乐部，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人才发展载体。加强吸引大型国有企业和富有竞争力的民营、外资企业入驻成都，带动更多的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来蓉发展。围绕成都的三大重点产业领域，加快集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家俱乐部，通过政策支持、项目支撑、重点对接和精准培训等方式，培育一批联系成都城市产业经济的高水平企业集群。

（2）人才交流平台

人才集聚不仅需要载体支撑，还需要创造契机，只有通过“地利”+“天时”双管齐下，才能营造出“人合”的集聚景象。如：历经22年精心打造的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简称“海科会”）始终坚持立足四川、服务西部、面向国际，现已成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科技与人才交流盛会。基于这一实践经验，成都可以凭借国家中心城市的新站位，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专业组织等），通过支持、协作、共建等方式，搭建多种样式、多措并举的人才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人才感受成都、了解成都，实现人才集聚效益最大化。

一是定期举办人才交流盛会。围绕成都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和新型战略产业发展需求，举办具有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国际性人才交流盛会，着重吸引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来蓉创新创业；二是推行“人才+”交流计划。根据在蓉单位的人才需求和培育目标，探索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计划，如科研成果交流会、青年人才主题沙龙、区域人才交流活动、产学研联盟人才交流等；三是积极承办国际议题会议。通过承办国际议题会议，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汇集成都，亲身体验成都的城市环境和人才氛围；四是建立网络人才交流群。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如人才社交平台、微信群、QQ群等媒介方式，搭建便捷、高效的网络人才交流平台。

（3）人才流动特区

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特殊行为，是人才由于受到某种因素影响，从各个不同的区域流向某一特定区域的过程。显然，人才集聚必须遵循人才的区域流动这一基本规律，只有不断挖掘区域经济发展潜力，扩容国家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就能在人才合理流动中寻求新的人才集聚效应。随着成渝城市群格局的逐渐形成，以及西成铁路的成功贯通，成都、重庆、西安三大国家中心城市形成了国家地理版图的西部“金三角”，未来三座城市的发展不再是争夺“西部之首”，而是通过人才区域流动，形成“成渝西一体化”的“人才特区”发展格局，这可充分借鉴“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造人才协同发展新引擎。

一是打造成渝西区域人才发展共同体。根据京津冀人才一体化经验，使“成渝西”三城达到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各尽其能，与其城市产业发展相适应，与其城市功能定位相契合的区域均衡状态，“成渝西”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抢人”城市，而是协同发展引领西部的“人才库”；二是打造成渝西区域人才发展极。根据“成渝西”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特色，如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重庆的装备制造业、西安的航空航天产业等，建立差异化、多样化的人才集聚中心；三是打造成渝西区域人才联动帮扶计划。建设“成渝西”人才特区是通过人才流动，带动更多的西部城市共同发展，解决人才分布不合理，建立智力资源再分配的新机制。

2．人才培育体系

（1）人才供需链条

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其破解之道就在于深化教育与人才供给侧改革，培育地方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质量就业。简言之，就是要打造人才供给与需求对接的链条，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合一，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促进人才培育与城市产业的有机衔接，为成都集聚人才拓展新路径。所谓“教育链”一般是指学校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的规定性活动，如课堂教学、实习实训、考查考试等；所谓“人才链”主要是指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努力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过程；所谓“产业链”通常是指从原材料一直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各生产部门的完整链条。

“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合一，催生出了人才集聚培育的乘法效应，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中，三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对应性。基于此，一是把握人才链这一核心链条，即要明确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主要来自产业链的需求分析，再通过人才链传导至教育链；二是遵循教育链运作的基本规律，由于教育本身具有延迟性特征，培养出来的人才一般有3～4年的周期，因此教育链必须把握适度超前发展规律，引领或调节产业链发展；三是根据产业链实际需求，建立三链合一对接度指标，包括人才链对接产业链的人才总量与质量，教育链对接产业链的知识与技能含量，教育链对接人才链的毕业生学业成果测评等。

（2）人才分类模块

人才培育不仅要瞄准“高精尖缺”人才，还需要对接各行各业各层次各类人才。人才类型的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建立有梯度、多层级、差异化的人才培育模块。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亟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基于此，人才培育对象可基本分为知识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三类，三类人才既有共性特征，又有个性要求。如：知识型人才培育侧重于知识传播，泛指接受系统专业教育的人的统称；技能型人才培育侧重知识应用，强调能解决生产一线操作难题的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型人才培育侧重知识创新，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根据成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在研判人才需求基础上，实施针对性强的人才分类培育模块计划。一是普及化知识型人才培育模块。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人才培养新要求，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改革，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面向地方产业经济需求的应用型知识人才；二是工匠型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块。促进“工匠精神”融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岗位培训中，打造政校企联动、课岗证贯通、学教赛一体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育模块；三是高精尖创新型人才培育模块。推行引育并举、以引带育，充分利用已有和引进人才资源，实施诸如“院士培育计划”“企业家培育工程”等项目。

（3）人才储备基地

人才培育过程，也是人才储备积累过程。相反，人才储备就是为了城市的长远发展战略，实行长期性、持久性和针对性的人才培育与库存，保证人才资源的充分供给。储备人才往往都是“高精尖缺”类别的潜在人才，然而这一培育模式不同于单一的人才培养或传统的人才引进，而是强调引育协作、共同发力。譬如：近年来，国内沿海城市以扩大博士后设站和人员规模作为建设人才储备基地的重要选择，鼓励有资质的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显然，各大城市纷纷争夺博士后，将其纳为储备人才行列，就在于博士后人才既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又正值风华正茂之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成都在扎实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将“人才发展”作为政府工作“一号工程”，人才集聚成效显著。为了保证成都人才集聚效应可持续性，可从以下方面加强人才战略储备、打造人才储备基地：一是加快在蓉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和企业科技创新机构的载体建设，为吸引海内外优秀博士来蓉发展搭建平台；二是加大博士后设站单位的资助力度，提高博士后人才的生活补贴及相应的配套标准，并对出站留蓉工作的博士后给予一定的科研奖励；三是加强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科技创新机构等新经济产品的研发，突出企业在产学研用中的主体地位，为成都新经济、新动能、新战略发展集聚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