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于贫困的影响

在评估该计划对于贫困的影响时，我们使用了上一部分中男性和女性工人放弃的收入的家庭报告。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之后消费的分布在这一数据中就能观察到。而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之前的分布，通过该计划之后的分布减去从公共工程就业中获得的净收益而得到，而净收益通过毛工资减去估计的放弃的收入而得到。表7总结了影响贫困的各种模拟结果，下文我们将进行详细探讨。

我们评估得出，如果没有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那么计划参与者的贫困率（比哈尔总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中分别为62.2%和52.6%。而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的相应的贫困率分别为56.8%和50.2%（当然，包括从该计划中获得的净收入）。因此，我们估计，该计划获得的额外收益使得计划参与者的贫困率在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中分别下降了5.4%和2.4%。

图6中的上部面板给出了观测到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之后）累积分布函数，以及第一轮中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参与者的反事实消费分布。较低的面板绘制了分布函数之间的差异。因此，较低的面板绘制了在一个给定的贫困线上该计划对贫困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对贫困影响图形”。贫困率削减的最高点（巧合地）位于第一轮人均消费的中位数附近。在中位数大约1/3处，贫困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在高于中位数1/3时，贫困率下降了3个多百分点（自然，在最极端的情况中，冲击为0）。

当然，对于比哈尔农村地区的人而言，平均冲击是较低的。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一项目，贫困率在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中分别为51.4%和42.3%。评估的项目后贫困率为50.0%（建构）和41.8%。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该计划在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中分别使比哈尔农村的贫困率下降了1.4和0.5个百分点。

图7从图6下方面板中复制了对贫困影响图形，但现在将其与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相应的总人口曲线进行比较。整个样本中，在第一轮调查中，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对贫困影响的顶点位于中位数附近，但是在另一侧则迅速下跌；在第二轮调查中，该计划对贫困影响的顶点略高于中位数。

作为一种敏感性测试，由于存在某些受访者也确定了同样的放弃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我们在较低的放弃收入水平上对贫困影响进行了再次估计。在50%较低的放弃收入（横跨版面）中，该计划对于贫困的影响要大一些（正如人们能够预期的），但是差别并不大。在第一轮调查中，位于中位数附近，对于参与者的影响增长幅度不到1个百分点。在第二轮调查中，额外的冲击甚至更小，但是更大的冲击——额外的1～2个百分点——在中位数1/3以下到1/3的范围内出现。自然，去掉所有放弃的收入，造成了更大的对贫困的影响，就像在表7中展现的一样，如果放弃的收入被忽略，最顶部的一行就给出了评估的干预前贫困率（因此放弃的毛收入也就被扣除在外）。排除在第一轮调查中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导致贫困率下降1.4%的影响（考虑到了放弃的收入），我们本应获得一个1.7%的贫困率下降估算值。在第二轮调查中差别更大，根据毛收入，对于贫困的影响本应该是1.4%，加入放弃的收入因素时，该计划对贫困的影响仅有0.5%。

以上论述计算了该计划相对于项目不存在的反事实状态的影响。对同样总开支的其他可行分配相关的影响进行评估是我们十分感兴趣的。最简单的替代性方法——基本收入计划——就是向每一户家庭（不论贫富）发放同样份额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先用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这一点我们在序言部分探讨过。请注意（再次），这一比较并未考虑到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创造的财产（或其他非金钱收益）。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单独的工资收入是否能够证明这就是一个性价比较好的减轻贫困的计划。

使用上述同样的办法，我们估计，在第一轮中，这样一个基本收入计划可以使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参与者的贫困率从62.2%降低至60.8%，在第二轮中，可以将贫困率从52.6%降至50.9%。这两个贫困率都高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的贫困率。当然，对于基本收入计划而言，关联性更强的比较是对于所有人口。我们发现基本收入计划可以在第一轮将整体贫困率从51.4%降至49.5%，在第二轮可以将整体贫困率从42.3%降至39.1%。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的贫困率都低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贫困率（参见表7）。

这一模拟假定，无论是因为行政管理成本还是腐败，从预算中用来转移支付的资金都没有流失。德塔等人（Dutta et al. , 2014）发现，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基于观察的毛工资大约占到了在管理数据中报告工资的80%。这一差距可以反映一系列因素，包括资金流失。如果我们假定仅仅是流失，并且基本收入计划转移支付导致了同样20%的遗漏，那么贫困率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中分别下降到了49.8%和39.9%，对于所有的人而言，这个改善的程度都比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要好。

另外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模拟就是再次拿出同样的预算，但是向每个拥有低于贫困线定量供应卡的家庭平均发放（现金或者类似的形式）。由于低于贫困线定量卡是由政府发行的，所以这当然可行，并且在这一政策下，还设有现存的定量供应商店，以分发补贴的食物。我们假定政府只知道谁拥有定量供应卡，但不知道谁是真正贫困，以及他们究竟有多贫困，那么在反事实情况下，每个拥有低于贫困线定量供应卡的人都获得相同数量的物资，而那些没有卡片的人则一无所获。

我们对于这一替代性反事实情况的计算表明，它能够在第一轮调查中将贫困率从51.4%削减至49.8%，在第二轮调查中，可以将贫困率从42.3%削减至40.0%。在两种情况下，贫困率都低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转移过程中预设一个20%的资金流失，那么随后贫困率将在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分别下降至50.0%和41.8%。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贫困的影响方面，低于贫困线定量供应卡反事实的分析情况并没有优于基本收入计划。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资金流失达到20%，那么通过这些反事实转移支付计划获取的贫困率与第一轮调查中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贫困率是一样的（参见表7）。这意味着，劳动福利制度计划将会略优于超过20%的资金流失的转移支付计划。在第二轮中，差距相对要大一些，因此也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流失来向有利于福利工作制度的方向倾斜。

我们还通过对一系列贫困线进行重复计算，从而对贫困线选择的敏感性进行测试。相对于基本收入计划和低于贫困线计划而言，在整个分布阶段没有流失的情况下，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对于贫困的冲击率要低一些，而基本收入计划和低于贫困线计划则十分相似。单独对于公共工程参与者而言，优劣程度十分模糊。在第一轮调查中，相对于基本收入计划或者低于贫困线计划而言，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对贫困的影响要大一些（但并不是所有的），在第二轮调查中，在贫困线高于第一轮调查的中位数时，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会有更大的影响，低于则不是如此，在低于中位数的情况下，低于贫困线分配计划优于另外两个计划，甚至对公共工程的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预留出20%的资金流失率并且贫困线也低于第一轮调查的中位数（正如我们在表7中使用的），则主要的结论是十分稳健的，这展现在图8中，图8对于阐释考虑多条贫困线的重要性并不是很合适；在第一轮调查中，中位数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数字，而对贫困影响不太显著，在较低的贫困线上，这并不正确。在第二轮调查中，除了在最低程度影响上没有差异，对于所有潜在贫困线，两个替代性的计划都优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

总体而言，效果不佳的劳动福利制度，即便具备优良的精确性也不能超过基本收入计划或低于贫困线计划的两项优点：即较低的参与机会成本（零放弃的收入），以及避免劳动福利制度的非工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