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疯狂艺术家与血腥画作

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被认为是近年来英国最凶残、最邪恶、最危险的罪犯之一。他横跨欧洲数国,在近二十年间犯下一系列残忍命案。

这个号称“运河杀手”的利物浦木匠同时是一名业余艺术家,他将历任女友分尸后扔进欧洲各国的运河,之后又将这些惊悚的杀戮细节翔实地记录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

01.1990年,荷兰

1990年5月3日,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一位负责打捞、清障和维修的运河潜水员在威斯特辛格尔运河里发现了一只装着人类躯干的灰色旅行袋。所有残尸拼接起来,组成了一具被肢解的年轻女性尸体,但没有头部和手脚。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无法获取死者的面貌特征、牙医记录和指纹,也就是说,警方没有任何方法来判定女尸的身份。

一筹莫展的荷兰警方甚至发布了高额悬赏公告,但始终无人认尸。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来自美国的家庭正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焦急地寻找他们失联的家人:梅利莎·霍尔斯特德(Melissa Halstead)。

梅利莎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代顿市,父亲是一名牙医。梅利莎的父母在她少女时代就离了婚。高中肄业后,梅利莎在当地一家餐馆做女招待。

容颜和身段都美得惊人的梅利莎,注定不会长久默默无闻。18岁那年,她被纽约的一家模特事务所发掘。一年之后,她已经开始前往欧洲各国走秀了。

虽然没有成为超级名模,但梅利莎的模特事业也算得上成功。她的朋友形容她有头脑,不轻易相信别人,但一旦信赖某人就会忠贞不渝。她的哥哥杰克则形容她坦率、勇敢、富于冒险精神。出身美国中东部小城的梅利莎,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自由气质,经常独自一人辗转于欧洲各国,和家人的联系也不那么频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梅利莎搬到了英国伦敦,并转型为一名自由摄影师。1986年,梅利莎参加了一个艺术展,因此结识了为展览做展具的木匠——约翰·斯威尼。

约翰·斯威尼195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但他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和母亲在兰开夏郡的斯凯尔默斯代尔地区度过。斯凯尔默斯代尔是一个新兴矿区,大部分居民也都是斯威尼家这样的蓝领家庭。

从少年时代起,约翰·斯威尼就相当热爱艺术,希望去大学学习美术,但迫于家庭压力,最终选择了一份“实用”的职业,前往当地技校学习细木工。自己的“艺术天赋”未能得到施展,约翰·斯威尼耿耿于怀。

1976年,20岁的约翰·斯威尼和一个名叫安妮·布拉姆利(Anne Bramley)的当地女子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但是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和虐待。两人曾于1979年离婚。两年之后,安妮试图“再给孩子的父亲一次机会”,于是两人短暂分开后复婚。

1982年,安妮和约翰·斯威尼再度离婚。离婚之后,约翰·斯威尼依旧对她纠缠不休。一次安妮回家时,藏身在衣柜里的约翰·斯威尼突然拿着斧子跳了出来,说“要给她一个惊喜”。幸亏安妮很快逃了出去,并去警察局报了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斯威尼搬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结识了梅利莎,两人很快出双入对,在梅利莎位于切尔西[1]的公寓里同居。

然而,热恋的甜蜜很快就变了味道。两人在伦敦同居期间,梅利莎的姐姐钱斯曾去探望妹妹,她对妹妹这个男友印象很不好,因为她注意到梅利莎身上有瘀青。钱斯怀疑约翰·斯威尔经常殴打梅利莎。

在这之后,约翰·斯威尼曾两次因为“袭击”梅利莎被捕,两次均被罚款5英镑,并被伦敦警方要求“别再闹事”。

1988年,梅利莎的工作签证到期,她本有机会从这段危险的关系中脱身,可惜她没有这么做。她和约翰·斯威尼一起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在那里,两人的关系又持续了几个月,忍无可忍的梅利莎终于提出了分手。出乎意料的是,约翰·斯威尼很爽快地答应了,似乎也没有纠缠她。几天之后,他借口要取走自己的东西,来到梅利莎的公寓。梅利莎刚让他进门,约翰·斯威尼立即举起藏在身后的榔头,狠狠地击打梅利莎的头部。

幸运的是,梅利莎在挣扎期间,得以向附近的一位朋友呼救,那位朋友报了警。奥地利警方逮捕了约翰·斯威尼,判处他六个月监禁。

判刑之后,约翰·斯威尼原本要被遣送回英国,然而梅利莎却向法官求情。

梅利莎的家人一直对她和约翰·斯威尼的关系感到担忧。梅利莎的姐姐钱斯问她是不是疯了,但梅利莎说约翰·斯威尼哭着乞求自己,并保证之后不会再纠缠她。约翰·斯威尼最终被释放了。

在这之后的1989年年初,梅利莎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没过多久,约翰·斯威尼也尾随而至,住在与梅利莎紧邻的一所公寓里,两人又开始了那种充满暴风骤雨、分分合合的关系。梅利莎的哥哥杰克回忆,他曾经为此和妹妹在电话中大吵一架,他愤怒地质问梅利莎:“你怎么能让一个打过你的男人重新回到你的生活里?!”然而梅利莎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时至今日,杰克仍然为此感到内疚和懊悔,因为这是兄妹俩最后一次通话。

梅利莎并非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浑然不觉,她曾郑重地告诉姐姐:“听着,如果有一天我失踪了,那一定是约翰·斯威尼干的。”

她还曾用电话留言向父亲求助,说有人对她纠缠不休,希望能借一点儿钱让她回家。然而当她的父亲想再度和女儿联系的时候,电话却无人接听。

1989年11月,梅利莎用电话留言向母亲祝贺生日,这是她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

1990年4月,梅利莎的房东发现她失踪了。这位房东此前一直在度假,因为梅利莎预交了房租,所以房东直到度假归来才察觉出异样。

梅利莎的父亲雇用了一位荷兰当地的调查员寻找女儿的踪迹,然而无论是阿姆斯特丹警方还是那位调查员,全都一无所获。

33岁的梅利莎·霍尔斯特德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梅利莎的父亲在85岁去世,至死都没有听到女儿的消息。

根据荷兰警方后来对案件的复原,他们认为约翰·斯威尼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杀死了梅利莎,将她分尸之后,用防水布包好尸体,放在旅行袋里,并带到了鹿特丹进行抛尸。所以阿姆斯特丹警方和调查员全都找错了地方,于是阿姆斯特丹多了一个生死不明的失踪女子,而鹿特丹的运河里则出现了一具无人认领的残尸。

梅利莎的哥哥杰克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才貌双全的妹妹,会对这么一个各方面都不如她,还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男人“不离不弃”。

伦敦警方的推测是,约翰·斯威尼用毒品控制了梅利莎,但梅利莎的家人在她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却没有找到任何毒品。

梅利莎和约翰·斯威尼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如今已无从知晓,但我们也许可以在约翰·斯威尼的下一位受害者身上,窥见他的一系列操纵人心的手段。

02.1994年,英国

约翰·斯威尼在荷兰没有案底,所以在将梅利莎抛尸后,他顺利出境。他于1990年圣诞节前后回到英国,来到了北伦敦西区的卡姆登镇。

卡姆登毗邻摄政运河,以市集闻名于世。这里是另类文化的胜地,聚集着小众时装店、古玩店、非主流俱乐部和老派酒馆,深受外地游客、当地青少年和朋克族的青睐。

在卡姆登著名的霍利武器酒吧,约翰·斯威尼遇到了他的下一位受害者——迪莉娅·巴尔默(Delia Balmer)。

当时41岁的迪莉娅·巴尔默是一名护士,出生于澳大利亚,在定居伦敦之前曾在以色列和美国生活过。

1991年春季的一天,迪莉娅正在霍利武器酒吧摆弄着点唱机。这时她觉察到,有个男人正用一种有些令人不安的目光盯着自己。那是一个比迪莉娅小几岁的男人,有一种波希米亚气质和异国情调。之后那个人走了过来,问迪莉娅能不能请她喝一杯。

迪莉娅事后回忆说:“我想他是闻到了我的‘气味’,可以让他捕获的‘气味’。”但在当时,有点儿孤独又有点儿无聊的迪莉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和这个名叫约翰·斯威尼的男人相谈甚欢。

约翰·斯威尼告诉迪莉娅,自己之前在德国从事建筑工作,还去过好几个欧洲国家,这让热爱旅行的迪莉娅觉得自己与他很投缘。

迪莉娅回忆说,约翰·斯威尼看起来人很好,说话时经常结结巴巴的,显得腼腆羞涩。总而言之,他是个貌似温良无害、和暴力毫不沾边的男人。

然而很久之后迪莉娅才明白,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约翰·斯威尼的一场游戏,一场令她难以生还的狩猎游戏。

在霍利武器酒吧结识后,约翰·斯威尼很快给迪莉娅送去了鲜花,之后又殷勤地给她打电话,说要帮她修理之前聊天时提到的那扇不太牢固的窗户。

约翰·斯威尼第一次去迪莉娅的公寓,除了修好窗户,还为她做了一张边桌。不久之后,约翰·斯威尼又亲自设计并制作了一张最新款的实木床,这是迪莉娅向往已久却根本买不起的东西。

无论是梅利莎还是迪莉娅,约翰·斯威尼都会根据对方的特点,打造出一个与之契合的人设。当这些女性为两人的“合拍”而顿生好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这只是约翰·斯威尼精心营造的假象。

和梅利莎相遇时,他是一个迫于家庭压力而“壮志未酬”的蓝领文艺青年;在迪莉娅这里,他则摇身一变,成了和她有共同旅行爱好、心灵手巧且内秀的居家靠谱暖男。如果对比约翰·斯威尼和不同女友在一起时的照片,你甚至很难识别出这是同一个人。

约翰·斯威尼很快就搬进了迪莉娅的公寓,并向仍有疑虑的新女友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惹麻烦。但他的行为却越来越咄咄逼人,控制欲也越来越强。开始的时候,他不停地打电话查岗,之后还限制迪莉娅和其他朋友社交。如果迪莉娅没有听从,约翰·斯威尼就会蓄意破坏迪莉娅的财物并偷钱。

迪莉娅回忆说:“细微的变化慢慢发生,我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我太软弱也太愿意信任他了,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温柔、共情和体谅,是恋爱中的伴侣赋予彼此的最珍贵的情绪价值。约翰·斯威尼却恰恰将这些东西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点,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操纵对方。

有一次两人一起去德国旅行,约翰·斯威尼恶毒地殴打了一个当地人,迪莉娅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留在这个人的身边了。约翰·斯威尼这次也答应得很爽快,似乎好聚好散地离开了,但迪莉娅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他绝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约翰·斯威尼一走,她立即给大门换了锁。

然而几天后的深夜,约翰·斯威尼从浴室的窗户闯了进来,将迪莉娅绑在床上,用枪指着她的头,反复恐吓、强奸并毒打她,还威胁说如果她发出一声尖叫,就用菜刀割掉她的舌头。

迪莉娅记得,约翰·斯威尼那双总是含笑的眼中,突然投射出魔鬼般锐利的冷光,似乎能够洞悉自己的一切想法。他举起一张旧照片问:“和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是谁?”

那是一张多年前的旧照,是迪莉娅和一位女性朋友还有两个偶遇的男孩一起拍的纪念照,迪莉娅甚至记不起他们的名字。

接着,约翰·斯威尼又拿出了一个烟盒,这是迪莉娅很久以前的一位前男友送给她的,烟盒上刻着前男友的名字。

“这个刻名字的男人又是谁?”

迪莉娅把所有的旧物都放在一个大盒子里,她自己都几乎忘了它们的存在。很显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约翰·斯威尼早已背着她偷偷“检查”过了。

迪莉娅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慌,甚至不敢让自己的心脏跳得那么响,因为单单是怦怦的心跳声,都可能成为约翰·斯威尼愤怒的导火线。这样荒唐的“出轨诘问”持续了很久,约翰·斯威尼似乎暂时满意了,他在屋中踱了几步,突然咆哮道:“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美国女友梅利莎怎么了?”

接着他一边像疯子一样在迪莉娅上方挥舞刀刃,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间房间里,我杀了梅利莎,还有两个德国人。我在尸体旁坐了两天。第三天,我把他们的尸体切开,装进袋子里,然后扔进了运河。”

整整两天之后,约翰·斯威尼才放开了迪莉娅,并向她道歉,保证自己不会再犯,之后扬长而去。

迪莉娅立即报了警,警方逮捕了约翰·斯威尼,但很快他就因为“认错态度良好”而被保释了(保释条件是承诺远离自己的前女友)。

迪莉娅不停地恳求警方,说如果约翰·斯威尼被释放,自己一定会再度被袭击。她还告诉警方,自己在浴室的夹板后面发现了约翰·斯威尼藏在那里的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绿色帆布袋,里面放着胶带、绳子、胶皮手套、大张防水塑料布、一把锯子和一套干净的换洗衣服——这是一个为她量身打造的“分尸工具包”。

然而,警方却并未对此产生警觉,他们觉得这是身为木匠的约翰·斯威尼的正常装备。他们也没把约翰·斯威尼之前的那番杀人自白当回事,只是轻飘飘地向迪莉娅保证约翰·斯威尼不会违反保释条件,随后也没有对她进行任何形式的人身保护。

1994年12月22日深夜(距离约翰·斯威尼被保释只有几个小时),迪莉娅下班之后,独自回家准备过圣诞假期。她记得那是一年之中最黑暗、最寒冷的夜晚,街上空无一人,周围死一般地寂静。迪莉娅推着自行车走进公寓,正要上楼梯时,约翰·斯威尼突然现身。他脸上挂着阴冷的笑容,手上拿着一把斧头,腰间还有一把尖刀。

“你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我吧?”

就在楼道里的水泥台阶上,约翰·斯威尼疯狂地攻击迪莉娅。迪莉娅记得,她最后看见的是自己被砍下的小指飞向空中,之后便失去了知觉。

若干年后,警方在约翰·斯威尼的“艺术作品”中,发现了一幅题为《头皮猎人》的画(“头皮猎人”也成了他的另一个绰号)。画上是一把鲜血淋漓的斧头,一段被砍下的小手指和一张长着金发(迪莉娅的发色)、被剥下的头皮——毫无疑问,这是约翰·斯威尼原本为迪莉娅准备的结局。

所幸,迪莉娅的惨叫声惊动了她的一个邻居,确切地说,是邻居的儿子。这位小伙子不仅见义勇为,而且身手不错,他用一根棒球棍揍得约翰·斯威尼落荒而逃。等到警察终于赶来时,约翰·斯威尼早已消失在暗夜中。

迪莉娅的肺部被刺穿,胸部、大腿和手臂上遍布严重的刺伤,而且她永远地失去了小指。她在重症病房命悬一线,几天之后才苏醒过来。

然而大难不死的迪莉娅并不开心,她回忆说:“对我而言,迪莉娅已经死在了那个冰冷的水泥台阶上。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不想活在对警方不作为的愤怒和痛苦中,不想活在这个千疮百孔的身体里——他希望我在痛苦中死去,他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的余生都将在痛苦中度过,直至死亡。”

03.2001年,英国

在这之后整整六年,虽然约翰·斯威尼因为袭击迪莉娅被全国通缉,但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警方推测约翰·斯威尼一直辗转于欧洲各地的建筑工地。因为他是个木匠,所以很容易在工地上找到工作。这样的工作通常支付现金,雇主也不太认真查验工人(很多是非法移民)的身份。约翰·斯威尼又谨慎地使用不同的化名,避免使用实名制手机号和社交媒体,还注意避开任何摄像头。就这样,他竟得以逍遥法外整整六年。

然而像约翰·斯威尼这样兼具自恋、残暴和厌女特质的罪犯,是无法停止伤害女性的。

2001年2月19日,两个在伦敦摄政运河上钓鱼的小男孩钓到了一只渗出鲜血的旅行袋,里面放着几块砖头,还有一具用塑料防水布包裹起来的残尸。

伦敦警方立即前往摄政运河进行打捞,最终他们发现了六只类似的旅行袋,里面装着十块被切碎的尸块,和十年前鹿特丹那具至今无人认领的女尸一样,这具尸体也没有头部和手脚。

然而和十年前不同的是,警方很快通过DNA检测确定了女尸的身份。死者是31岁的葆拉·菲尔茨(Paula Fields),她从2000年12月起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葆拉·菲尔茨是一位有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出生于利物浦附近的一个小镇,家中有十一个孩子,她是最小的那个,9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

当葆拉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认为能在伦敦过上更好的生活,于是带着孩子搬到了伦敦。然而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葆拉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少起色。2000年5月,葆拉染上了毒瘾,为了购买毒品,她开始在街头接客。

因为吸毒,葆拉开始和家人变得疏远。在她孤独又脆弱的当口儿,葆拉结识了一个名叫乔·卡罗尔的利物浦老乡,两人很快开始交往。而葆拉在2000年12月失踪之后,乔·卡罗尔也随之没了踪影。

警方在数据库里却找不到关于乔·卡罗尔的任何信息,这是一个查无此人的假身份。警方又比对了DNA,发现这个乔·卡罗尔和一个名叫安东·斯威尼的人是亲兄弟,乔·卡罗尔就是被警方通缉六年之久的约翰·斯威尼。

和以往的案子不同的是,葆拉在失踪时还没有试图离开约翰·斯威尼。约翰·斯威尼刚和葆拉交往不久,还没有好好“享受”折磨葆拉的过程,是什么原因让他提前动了手?

一种说法是葆拉发现了约翰·斯威尼的真实身份。葆拉的一位邻居做证说,2000年12月13日的晚上,他曾在凌晨时分听到一个男人尖声否认:“不!不!不是!”而两天后,葆拉就失踪了。另一种说法是葆拉毒瘾发作时,经常偷偷拿走约翰·斯威尼的财物卖钱,有时还让毒贩来找约翰·斯威尼为自己的毒品付账。这些行为极大地激怒了约翰·斯威尼,让他提前厌倦了葆拉,想要干脆利落地摆脱她。

根据线人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找到了约翰·斯威尼居住的公寓。他仍然住在伦敦,根本没有逃亡的打算。警方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一把砍刀(上面没有葆拉的血迹)、一大捆绳索、一把上膛的手枪、两把霰弹枪和弹药。除此之外,还有三百多幅画作和诗作。这些“艺术作品”里充斥着暴力、血腥和色情,主题尽是对女性的痴迷和仇恨——如果撒旦能够作画的话,这些大概就是它最拙劣的作品。

至此,警方决定将葆拉案和迪莉娅案这两起案件并案调查。苏格兰场[2]的调查人员认为,考虑到约翰·斯威尼在迪莉娅案中显露的残暴性格和所作所为,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谋杀葆拉的凶手。

然而警方没有任何能够直接证明约翰·斯威尼杀人的关键性证据。主持调查此案的警察霍华德·格罗夫斯回忆,约翰·斯威尼被捕后,对所有指控一律否认,脸上一副得意扬扬的神色,仿佛在说:“有能耐你们就来证明呀!”

如果警方冒险起诉,一旦约翰·斯威尼在葆拉案中被判无罪,那么根据前经开释[3]原则,约翰·斯威尼就会逍遥法外。所以警方决定,先以证据确凿的迪莉娅案起诉约翰·斯威尼,在他服刑期间继续整理葆拉案的线索,争取在他出狱之前再以谋杀葆拉·菲尔茨的罪名起诉他。

2001年,约翰·斯威尼因谋杀迪莉娅未遂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在英国的法律体系里,他只是初犯,如果他在监狱里表现良好的话(他这类罪犯通常都会如此),就极有可能会在十二三年后因为“改过自新”假释出狱。

霍华德·格罗夫斯深知,约翰·斯威尼这样的人是永远不能回归社会的,他一定会再度杀人。但此时警方的调查却陷入了瓶颈。此后整整六年,调查组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葆拉案被暂时搁置。

可就在此时,一通国际电话突然让似乎整个陷入死局的案子出现了转机。

04.2008年,荷兰

这通电话来自荷兰警方。巧合的是,接电话的人正是主持调查葆拉案的霍华德·格罗夫斯。

鹿特丹那具无人认领的女尸,已在档案冷库里尘封了十八年(荷兰警方规定,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不允许火化),但随着新的刑侦技术的出现,这具原本无法判定身份的残尸,却有了重获姓名的可能。

2008年,荷兰悬案组的一位法医从这具残尸上提取出了足够的血液,获得了女尸的DNA。警方将其和全国所有失踪人员家属提供的DNA进行比对后,确认这具尘封了十八年的女尸就是失踪的美国模特梅利莎·霍尔斯特德。

荷兰警方联系到了梅利莎在美国的亲属。他们告诉警方,最大的嫌疑人是与梅利莎分分合合的英国男友,名叫约翰·斯威尼。

于是荷兰警方致电英国苏格兰场,打算委托他们调查一下这个英国男友的情况。听到这个名字,霍华德·格罗夫斯欣喜若狂,他意识到,这一次幸运女神终于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在梅利莎的身份被确认之前,英国警方手上只有两起案子,一起是谋杀葆拉案,一起是谋杀迪莉娅未遂案。但这两起案件除了“两个受害人有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友”这一点外,并没有太多细节上的共同点。

然而,如果对比梅利莎和葆拉的谋杀案,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两位女性受害人都30岁出头,都被分尸扔进了运河里,头部和手足都被特意砍掉了。虽然抛尸地点相距300英里[4],但两位女性却有同一个名叫约翰·斯威尼的男友,这个男友更是两起案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嫌疑人——将所有这些共同点加在一起,就会发现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作案手法,一种无可辩驳的、足以说服任何陪审团的“相似性”。

荷兰警方将主导权让给了英国警方,提供帮助和配合。2008年,在和荷兰警方协商之后,苏格兰场重启了对谋杀葆拉案的调查。他们对案件所有相关物证重新进行梳理,很快就有了第二个重大突破。

之前说过,警方在约翰·斯威尼的公寓里找到了三百多幅“艺术作品”。虽然这些触目惊心的“艺术作品”让警方感到万分恶心,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因为警方当时还不知道梅利莎案的详情,这些作品里也几乎没有关于葆拉遇害的内容(约翰·斯威尼提前杀害了葆拉,之后又很快被捕了,大概还没来得及“搞创作”),所以这些画作在当时看来不知所云。例如《奥地利的浪漫二人周末》,如果不知道梅利莎和约翰·斯威尼曾在奥地利居住,这幅画就没法儿看懂。

然而当警方还原了梅利莎案的细节之后,很多作品就变得有意义起来。警方意识到,这些作品都是约翰·斯威尼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自供状”。

如其中一幅素描,明显是在还原对梅利莎和葆拉的肢解手法。但由于这幅画创作于葆拉被害之前,所以当时不能用作葆拉案的证据。

而最重要的一则证据则出现在一幅名为《单人乐队》的画作中。这幅画初看起来杂乱无章,但从画中的自由女神像、美国地图等元素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约翰·斯威尼和梅利莎的“爱情故事”,画面中心的金发女子无疑就是梅利莎。

法医们仔细地检查了这幅画,发现在梅利莎的头发后面画着一块墓碑,上方曾用涂改液涂抹过。法医用紫外线灯照射这块被涂改的地方,发现涂改液下面隐藏着这样的文字:“R.I.P.[5]。梅利莎·霍尔斯特德,1956年11月7日出生。死亡时间——”

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作画时间,但这幅画毫无疑问创作于2001年约翰·斯威尼被捕之前,而直到2008年,梅利莎的尸体才被确认了身份——除了凶手本人,又有谁会在此之前就知晓梅利莎已死的事实呢?

讽刺的是,约翰·斯威尼应该也意识到这几行字可能成为他被定罪的证据,所以用涂改液将它们遮盖起来,但自负又自恋的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毁掉自己的“杰作”。而这些“杰作”最终恰恰成了给他定罪的最主要的证据。

2011年4月5日,约翰·斯威尼因谋杀梅利莎和葆拉再次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桑德斯特别强调,这次的终身监禁,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终身”,约翰·斯威尼至死不允许被假释。

约翰·斯威尼被判刑后,警方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通过整理约翰·斯威尼的“艺术作品”,他们又发现了至少五名疑似受害者,包括之前他对迪莉娅说起的两名和梅利莎在一起的德国男子,以及其他三名出现在画作上的女性。

这三名女性都只有名字,其中两名是拉丁裔,分别是名叫艾拉尼的巴西人和名叫玛丽亚的哥伦比亚人。这两个人似乎都是约翰·斯威尼在六年逃亡期间结识的。另外还有一名名叫休的英国女性,在1979年或1980年失踪。

虽然警方向社会公布了三名女性的名字和相关信息,然而他们没能确定她们的身份,也没有发现任何一具尸体。

梅利莎和葆拉尸身的剩余部分没有被找回。约翰·斯威尼对此缄口不言,这大概是他占有她们的终极方式。

迪莉娅如今仍然生活在英国,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依旧伤痕累累。现在她经常去旅行。一方面,逃离英国湿冷的冬天,她胸部和背部的伤口就不那么痛了;另一方面,在温暖的异国,那些困扰她的梦魇也会暂时消失。

对这些从未被找到的残尸的去处,迪莉娅有自己的猜测。她记得和约翰·斯威尼一起去德国旅行时,约翰·斯威尼曾告诉她,自己曾将一只宠物狼蛛砌在建筑工地的一堵砖墙里。

“所以,也许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在某栋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物的墙壁里,埋葬着梅利莎的头颅或者手足。除了约翰·斯威尼,没人知道它们在哪里。”

笔者:安非锐

注释

[1]伦敦时尚艺术区。——笔者注。

[2]New Scotland Yard,伦敦警察厅的代称。——笔者注。

[3]autrefois acquit,法律辩护的一种,指被告之前已就同一罪行获判无罪,不应再受审判。

[4]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3千米。

[5]Requiescat in Pace的简称,意为希望逝者永享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