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懒惰的掌控者

我每年都会到伯克利住上几个月，在那儿生活最大的乐趣是每天在山路上散步4英里[1]，沿途欣赏旧金山湾的美景。通常，我会记录散步所用的时间，由此对努力有了不少了解。我找到了合适的速度，用大约17分钟就可以走完1英里。与坐在躺椅上相比，散步的确消耗了体力，燃烧了更多热量，但我不觉得累，没有心理冲突，也不需要勉强自己。在这样的速度下，我能边走路边思考和工作。我觉得散步能唤醒身体，让思维更加敏锐。

系统2也有自然的运作速度。即使你没思考什么问题，随意的念头以及留意周围的事也会消耗一部分脑力，但不会带来多少压力。除非你的处境需要你提高警惕或增强自我意识，否则留意周围的事或内心想法几乎毫不费力。开车时做出许多小决定，读报时获取一些信息，平时和爱人或同事寒暄，这些活动就像散步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边走路边思考既轻松又愉快，但在极端情况下，这么做似乎是在争夺系统2有限的资源。你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来证实这一说法。和朋友散步时，让他快速心算23×78。他大概会停下脚步。我的经验是，我可以边散步边思考，但无法思考那些会给短期记忆带来重负的问题。如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构建复杂的论点，我会停下来，坐着思考，而不是站着。当然，不是所有的慢思考都需要聚精会神、绞尽脑汁的计算——与阿莫斯悠闲地散步时，我体验到了人生中最好的思考状态。

加快速度完全改变了我的散步体验，因为它极大地削弱了我连贯思考的能力。加速时，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行走体验和刻意保持的速度上，想出好点子的能力就下降了。我在山路上步行，最快用14分钟就可以走完1英里。在这种状态下，我根本不会尝试思考任何事情。快走不仅消耗体力，还会消耗用以自控的脑力，以抵制减速的冲动。自控和深思熟虑显然会争夺有限的脑力预算。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连贯思考以及偶尔的冥思苦想也需要自控。虽然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但我认为，频繁地切换任务、提高大脑运作速度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人们会尽可能避免这么做。这就是最省力法则的由来。即使没有时间限制，保持思绪的连贯性也需要自律。观察我在一小时的写作过程中查看电子邮件或打开冰箱的次数，就能合理地推断出我想逃避写作的次数，还能得出一个结论：专注于写作所需的自控力比我乐意付出的要多。

好在认知工作并不总令人厌恶，有时人们能长时间做耗费脑力的事，却无须付出意志力。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对这种轻松注意的状态进行了大量研究，迄今无人能及。他将其命名为“心流”，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心理学术语。体验过心流的人将其描述为“一种毫不费力却高度专注的状态，你沉醉其中，时间、自我和麻烦事好像都不存在了”。心流状态充满喜悦，他们的描述令人神往，契克森米哈赖称之为“最优体验”。[2]能引发心流的活动很多，比如绘画、摩托车比赛。我认识一些幸运的作家，他们经常在写作中获得最优体验。心流有效区分了两种努力形式，一种专注在任务之中，另一种则需要刻意控制注意力。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骑摩托车，与旗鼓相当的对手下一盘国际象棋，这些活动当然都要耗费脑力。然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令人沉浸的活动上则无须施加自我控制，因而能腾出大脑资源，将其用于手头的任务。

忙碌且精疲力竭的系统2

人们一致认为，自我控制和认知努力都属于脑力劳动。一些心理学研究表明，当认知任务和诱惑同时出现时，人们更有可能屈服于诱惑。想象一下，有人要求你记住一组七位数数字，并在大脑里保留一两分钟。他告诉你，首要任务是记忆数字。当你专心致志地记数字时，他端上两种甜点，让你选择一种：罪恶的巧克力蛋糕，或道德的水果沙拉。有证据表明，当脑子里塞满数字时，你更有可能选择诱人的巧克力蛋糕。系统2忙碌时，系统1对行为的影响更大，而且偏爱甜食。[3]

人们忙于认知活动时，更有可能做出自私的选择，说出带有性别歧视的话，在社交场合妄下断语。[4]记忆和重复数字让系统2放松了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认知负荷并非自控力下降的唯一原因。喝了几杯酒或一夜无眠都会削弱自控力。习惯早起的人到了晚上自控力会变差；夜猫子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过分在意任务中的表现，会引发毫无意义的焦虑，[5]增加短期记忆的负担，结果适得其反。结论很简单：自控离不开注意力和努力。换句话说，控制思想和行为是系统2的任务之一。

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及其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各种自主性努力，无论是认知、情感还是身体的自主努力，都或多或少消耗了脑力。他们的实验涉及连续进行的任务，而不是同时进行的任务。

鲍迈斯特的团队多次发现，动用意志力或自控力会让人疲惫；你如果被迫做某事，当下一个挑战来临时，就不太愿意自控，或较难做到自控。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损耗”。在一次典型示范中，受试者被要求观看感人的电影，但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在随后的身体耐力测验中，他们的表现很差。耐力测验是让受试者握紧测力计，看看他们在不适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能坚持多久。肌肉的持续收缩带来痛苦，实验第一阶段抑制情绪的努力降低了他们对痛苦的耐受力，因此，自我损耗的人更容易放弃。在另一项实验中，先要求受试者完成消耗意志力的任务——吃小萝卜和芹菜等健康食物，同时抵制巧克力和饼干的诱惑，随后让他们执行有难度的认知任务，结果他们放弃的速度比正常情况下更快。

消耗自控力的情况和任务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们都涉及冲突，需要抑制自然倾向，包括：

· 不去想白熊。

· 抑制对激动人心的电影产生的情绪反应。

· 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选择。

· 想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

· 对伴侣的不良行为做出友好的回应。

· 与其他种族的人打交道（适用于有种族偏见的人）。

损耗的迹象也多种多样：

· 偏离一个人的饮食习惯。

· 过度消费在冲动性物品上。

· 对挑衅做出过激反应。

· 在抓握任务中坚持的时间较短。

· 在认知任务和逻辑决策中表现不佳。

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对系统2要求高的活动需要自控，而自控会消耗精力、令人不快。[6]与认知负荷不同，自我损耗至少会让人丧失一部分动力。你如果在一项任务中消耗了自控力，就会不愿在另一项任务中投入努力，尽管不得已时也能做到。一些实验表明，如果给予有力的激励，人们就能抵抗自我损耗的影响。[7]相反，如果你必须一边执行任务，一边记忆六位数，那么即使付出再多努力也无济于事。自我损耗与认知忙碌是不同的思维状态。

鲍迈斯特指出，“心理能量”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隐喻。[8]这也是其团队最出人意料的发现。相比其他身体部位，神经系统消耗的葡萄糖更多。如果葡萄糖是一种货币，那么耗费脑力似乎是一种价格昂贵的活动。当专注于有难度的认知推理或执行需要自控的任务时，你的血糖水平会下降，就像短跑时会消耗储存在肌肉中的葡萄糖。这个观点显然在暗指：摄入葡萄糖可以消除自我损耗的影响。[9]鲍迈斯特及其同事通过一些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设。

他们的一项研究是让受试者观看一部无声短片。短片中，一位女士在接受采访。他们要求受试者解读女士的肢体语言。在执行任务时，屏幕上慢速滑过一串单词。他们叮嘱受试者忽略这些词，一旦发现自己转移了注意力，就必须立刻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女士的行为上。众所周知，这种自控行为会导致自我损耗。在参与第二项任务之前，所有受试者都喝了柠檬水。其中一半人喝的是加了葡萄糖的柠檬水，另一半人喝的是加了代糖的柠檬水。然后，给所有人分配同样的任务，这项任务需要克服直觉反应才能得到正确答案。自我损耗的人更容易犯直觉性错误，喝代糖柠檬水的人表现出预期的损耗效应，喝葡萄糖柠檬水的人却没有。恢复大脑中的葡萄糖水平，可以阻止表现下滑的趋势。消耗葡萄糖的任务是否也会引发短暂的身体反应，比如瞳孔放大、心率加快？要证实这一猜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深入的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发表了一篇令人不安的论文，证明了判决中的损耗效应。[10]受试者是8位以色列假释官，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实验。他们每天都要审查假释申请。案件按随机顺序排列，假释官在每起案件上花的时间很少，平均6分钟一起。（默认的判决是拒绝假释，只有35%的申请获批。假释官每次做出判决的精确时间会被记录下来，他们早、中、晚的用餐、休息时间也会被记录。）该研究的设计者绘制了上次用餐后申请获批的比例与时间的关系图，发现获批比例在餐后飙升（大约65%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在下一餐餐前的两个小时左右逐渐下降，到就餐前几乎降为0。如你所料，人们不满意这个结果，研究者仔细检验了许多其他解释。对数据最合理的解释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疲惫和饥饿让假释官更容易回到默认的立场，即驳回假释请求。疲惫和饥饿都可能发挥了作用。

懒惰的系统2

系统1对想法和行动提出“建议”，系统2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监控这些建议，让某些建议直接表现为行动，对另一些建议予以抑制或修正。

例如下面这道简单的题。不要解题，只需听从你的直觉：

球拍和球共1.10美元。

球拍比球贵1美元。

球多少钱？

你会马上想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当然是10，即10美分。这道简单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唤起的是直觉性的、令人信服却错误的答案。计算一下，你就知道了。如果球的价格是10美分，那么总价会是1.20美元（球10美分，球拍1.10美元），而不是1.10美元。正确答案是5美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得出正确答案的人也会想到直觉性答案——他们只是设法抵制了直觉。

我和肖恩·弗雷德里克共同研究了基于两个系统的判断理论，他用“球拍和球”问题来研究一个核心问题：系统2对系统1所提建议的监控有多严密？他的推理是，对于那些说10美分的人，我们知道一个重要事实：他们没有认真检查答案是否正确，其系统2认可了直觉性答案。其实，只需稍微动脑想一下，他们就会否定这个答案。此外，我们还知道，他们忽略了一个明显的社会性线索。他们应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会将一道答案如此明显的题放在问卷中。不检查答案的做法值得关注，因为检查的成本很低：只需动用几秒钟的脑力（这个问题难度适中），经受轻度的肌肉紧张和瞳孔放大，就可以避免尴尬的错误。给出10美分答案的人似乎是最省力法则忠实的追随者。避开这个陷阱的人思维似乎更活跃。

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回答了这个问题，结果令人震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50%以上的学生给出了直觉性的错误答案。[11]在申请难度较低的大学，超过80%的学生未经检查就说出答案。“球拍和球”问题是我们有关判断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其观察结果反映了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很多人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显然，他们觉得认知努力让人不自在，会尽可能地避免。

现在，我向你们展示一个逻辑论证，包括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请尽快确定该论证在逻辑上是否有效，判断其结论是不是从给出的前提中得出的。

所有的玫瑰都是花。

有些花凋谢得很快。

因此，有些玫瑰凋谢得很快。

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这个三段论有效。[12]事实上，这个论证是有缺陷的，因为快速凋谢的花里可能不包括玫瑰。就像在回答“球拍和球”问题时一样，大脑立即闪现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否定这个答案需要付出努力——如果坚信它真实有效，就很难着手进行逻辑验证。大多数人都缺乏认真思考问题的耐心。

该实验暗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推理状况不容乐观。它表明，当人们相信某个结论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也会相信看似支持该结论的论据，即使这些论据是不合理的。如果系统1参与进来，人们就会先下结论，再找论据。

接下来，请思考并快速回答以下问题：

密歇根州一年内发生了多少起谋杀案？

这个问题也是肖恩·弗雷德里克设计的，它再次对系统2提出了挑战。回答这个问题的“诀窍”在于记得高犯罪率的城市底特律就在密歇根州。在我写作本书时，美国大学生都知道这一事实，也能准确地指出底特律此时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但是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可能并不全面。我们并不总能在需要时想起已知的事实。相比没想起底特律位于密歇根州的人，那些想起来的人对该州谋杀率的估计会更高，但弗雷德里克的大多数受试者在被问及密歇根州时，根本没想到底特律。事实上，相比被问及底特律的谋杀率，同一群受试者在被问及密歇根州的谋杀率时，平均猜测结果要更低。

没能想到底特律，系统1和系统2都有责任。提到密歇根州，能否想到底特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记忆的自动功能。这方面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对密歇根州的状况如数家珍：相比外地人，该州居民更有可能记起有关它的大量事实；相比精通棒球统计数据的人，地理爱好者能记起更多相关信息；高智商的人对大部分事情的表述比普通人更全面。智力不仅仅指推理能力，还包括在记忆中找到相关信息，并在需要时调动注意力的能力。记忆功能是系统1的属性。然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放慢速度，主动搜索记忆中所有可能相关的事实——就像放慢速度来检查“球拍和球”问题的直觉性答案一样。刻意检查和搜索是系统2的特点，其程度因人而异。

“球拍和球”问题、关于花儿的三段论以及密歇根/底特律问题有共同之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回答错误与动机不足、努力不够有关。名牌大学的学生肯定都能对前两个问题进行推理，也能思考密歇根州的情况，想起该州的大城市及其犯罪问题。他们只要不受诱惑，拒绝接受立即想到的、看似合理的答案，就能解决更难的问题。他们满足于轻松的状态，停止了思考，这着实令人担忧。用“懒惰”来评判这些年轻人的自我监控及其系统2，未免有些严厉，但也不失公正。那些避免犯智力懒惰之罪的人可以被称为“投入者”。他们思维更敏锐，更愿意动脑，不愿满足于貌似有吸引力的答案，对自己的直觉常持怀疑态度。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认为他们更理性。[13]

智力、控制和理性

研究人员曾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思维和自控之间的联系。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相关性的问题：如果根据自控力和认知能力对人们进行排名，那么同一个人的这两个排名位置会接近吗？

沃尔特·米歇尔及其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让4岁的孩子面临一个残酷的困境。[14]这项实验成为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他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两种选择：随时得到一个小奖励（一块奥利奥饼干），或在充满考验的环境里等待15分钟，得到更大的奖励（两块饼干）。孩子会独自待在房间里，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块饼干和一个电铃，他们可以随时按铃叫来研究人员，得到一块饼干。实验是这样描述的：“房间里没有玩具、书、图片或其他可能分散注意力的物品。研究人员离开房间，15分钟后返回。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也会返回：孩子按铃、吃了饼干、站起来或表现出痛苦的样子。”[15]

研究人员通过一面单向镜观察孩子。记录孩子等待行为的影片总能让人捧腹大笑。大约一半的孩子完成了等待15分钟的壮举，主要方式是将注意力从诱人的奖励上移开。10年或15年后，那些成功抵制诱惑的人和未能抵制诱惑的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前者在认知任务中的自控力更强，其有效地重新分配注意力的能力尤为突出。作为年轻人，他们吸毒的可能性很小。两类人的智力也出现了显著差异：4岁时表现出较强自控力的孩子，智力测试的得分要高得多。[16]

俄勒冈大学的某个研究团队以不同的方式探索了认知控制与智力之间的联系，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提高注意力控制水平来提高智力。实验分5个时段，每段40分钟。他们让4～6岁的儿童玩各种电子游戏，这些游戏是为检验注意力和自控力专门设计的。玩其中一个游戏时，孩子要用操纵杆追踪一只卡通猫，将其移到草地上，同时避开泥泞的区域。草地面积逐渐缩小，泥泞的区域逐渐扩大，对控制的精准度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测试人员发现，注意力训练不仅能提高人的执行控制力，也能提高非语言类智力测试的成绩，效果可以持续几个月。[17]团队的其他研究确定了与注意力控制有关的特定基因，表明家庭教育方法也会对此产生影响。研究还证明，孩子的注意力控制能力与情绪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肖恩·弗雷德里克设计了一个“认知反思测试”，该测试由“球拍和球”问题及另外两个问题组成。选择另外两个问题的原因是，它们也会带来令人信服却错误的直觉性答案（见第5章）。在这项测试中得分很低，说明系统2的监督功能很弱。肖恩继续研究了低分学生的特征，发现他们倾向于给出立即想到的答案，不愿投入必要的精力验证自己的直觉。不加批判地遵循直觉的人也会经常接受系统1的其他建议。他们特别容易冲动、缺乏耐心，渴望得到即时满足。例如，63%的直觉型受试者表示，他们会选择在本月得到3 400美元，而不是下个月得到3 800美元。在三道题全答对的人中，只有37%的人有同样的短视偏好——希望立即得到较少的钱。当被问及会支付多少钱让订购的书次日送达时，认知反思测试中的低分者愿意支付的金额是高分者的两倍。弗雷德里克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心理剧中的两个角色有着不同的人格特质。系统1是冲动的、直觉性的；系统2具备推理能力，且小心谨慎，但对一些人来说，它也是懒惰的。我们发现个体之间存在相关差异：有些人更像系统2，另一些人则更像系统1。这个简单的测试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人们的惰性思维。

基思·斯坦诺维奇及其长期合作者理查德·韦斯特首先引入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术语（他们现在更喜欢称之为第1类过程和第2类过程）。在处理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时，人们的表现各异，斯坦诺维奇及其同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这种差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更易受判断偏差的影响？在《理性与反思性思维》（Rationality and the Reflective Mind）一书中，斯坦诺维奇发表了他的结论，其结论为本章的主题提供了大胆而独特的方法。他明确区分了系统2的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差异很大，他称之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其中一种（他称之为算法）主要处理慢思考和费力的计算。对于这类脑力任务，有些人完成得比其他人更好——他们在智力测验中表现优异，能够快速有效地从一项任务切换到另一项任务。然而，斯坦诺维奇认为，高智商并不能使人们免受偏差的影响。避免偏差还需要另一种能力，他称之为理性。斯坦诺维奇对理性人的定义类似于我前面提到的“投入者”。其核心观点是，应该将理性与智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肤浅或“懒惰”的思考是反思性思维的缺陷，是理性的失败。其观点很有吸引力，且发人深省。在验证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斯坦诺维奇及其同事发现，相比智商测试等传统的智力测量方法[18]，“球拍和球”问题及类似问题更能反映我们受认知错误影响的程度。智力和理性的区分能否带来新发现，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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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1990).

[3]Baba Shiv and Alexander Fedorikhin, “Heart and Mind in Conflict: The Interplay of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6 (1999): 278- 92. Malte Friese, Wilhelm Hofmann, and Michaela Wänke, “When Impulses Take Over: Moderate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Measures in Predicting Food Choice and Consumption Behaviour,”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 (2008): 397-419.

[4]Daniel T.Gilbert,“How Mental Systems Believe,”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1991): 107-19. C.Neil Macrae and Galen V.Bodenhausen, “Social Cognition: Thinking Categorically about Other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2000): 93-120.

[5]Sian L.Beilock and Thomas H.Carr, “When High- Powered People Fail: Working Memory and Choking Under Pressure in Math,”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2005): 101-105.

[6]Martin S.Hagger et al.,“Ego Depletion and 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 Control: A Meta-Analysi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 (2010): 495-525.

[7]Mark Muraven and Elisaveta Slessareva, “Mechanisms of Self- Control Failure: Motivation and Limited Resource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2003): 894-906. Mark Muraven, Dianne M.Tice, and Roy F.Baumeister, “Self-Control as a Limited Resource: Regulatory Depletion Patter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998): 774-89.

[8]Matthew T.Gailliot et al., “ Self-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 Source: Will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2007): 325-36. Matthew T.Gailliot and Roy F.Baumeister, “The Physiology of Willpower: Linking Blood Glucose to Self-Control,”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2007): 303-27.

[9]Gailliot, “ Self- 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 Source.”

[10]Shai Danziger, Jonathan Levav, and Liora Avnaim Pesso, “Extraneous Factors in Judicial Decisions,”PNAS 108 (2011): 6889-92.

[11]Shane Frederick,“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2005): 25-42.

[12]这种系统误差被称为信念偏差。Evans, “ Dual- Processing Accounts of Reasoning, Judgment, and Social Cognition.”

[13]Keith E.Stanovich, Rationality and the Reflective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Walter Mischel and Ebbe B.Ebbesen,“Attention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970): 329-37.

[15]Inge Marie Eigsti et al., “Predicting Cognitive Control from Preschool to Late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2006): 478-84.

[16]Mischel and Ebbesen, “Attention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Walter Mischel,“Processes in Delay of Gratification,”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7, ed. Leonard Berkowitz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74), 249-92. Walter Mischel, Yuichi Shoda, and Monica L.Rodriguez, “ 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Children,”Science 244 (1989): 933-38.Eigsti,“Predicting Cognitive Control from Preschool to Late Adolescence.”

[17]M.Rosario Rueda et al., “Training, Maturation, and Genetic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Attention,”PNAS 102 (2005): 14931-36.

[18]Maggie E.Toplak, Richard F.West, and Keith E.Stanovich, “The 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 as a Predictor of Performance on Heuristicsand-Biases Tasks,”Memory＆Cognition (i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