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第一口空气像刀片般刮过喉咙。
我站在昆仑医疗基地的门口，努力调整呼吸节奏。海拔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连最简单的弯腰系鞋带都会让人眼前发黑。身后，同批实训的战友正忙着搬运药品器械，不时有人因高原反应蹲下干呕。远处光秃秃的山坡上，几顶军用帐篷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一群疲惫的灰鸟。
“适应要一周。“基地负责人张建国大校走过来，他在这片高原服役了三十年，黝黑的脸上刻满风霜，“第一课：在这里，活下来才能救人。“
我点头，胸口因缺氧而隐隐作痛。抬头望去，雪山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银光，那是祝骁所在的哨所方向。近在咫尺，却又远如天涯。
说罢，他递给我一本卷了边的值班日志“每天六点起床，晨跑缩减到三公里；七点查房；八点交班；之后是门诊、巡诊或者手术——看当天有多少人倒下。“
我翻开日志，前几页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药品消耗和病例。在“特殊事项“栏里，有人用红笔写着：“柴油发电机又坏了，手术靠手电筒照明“；“大雪封山，补给延迟，省着用盐水“；“王班长牙疼，用完了最后一支利多卡因“。
第一天，我在给伤员换药时突然眼前一黑，打碎了整盘医疗器械。张医生没说责备的话，只是默默蹲下帮我收拾碎片。
“二十年前我刚来时也是这样。“他递给我一瓶葡萄糖，“喝掉，然后去给3床测血压。在这里，病痛不等人适应。“
3床是个十八岁的小战士，急性高原反应引发肺水肿。他的指甲呈现不祥的青紫色，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细微的哮鸣音。我戴上听诊器，冰凉的金属触到他滚烫的胸膛，听到肺部明显的水泡音。
“什么时候开始咳的？“我问。
小战士眼神闪躲：“就...昨天。“
“说实话！“张医生突然喝道，“隐瞒病情在战场上是犯罪！“
小战士缩了缩脖子：“一周...但巡逻任务不能缺人，我们哨所就五个兵...“
我握笔记录的手顿住了。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祝骁曾经说的“使命“二字的分量——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忍着肺积水的疼痛也要站完自己那班岗的坚持。
那晚我主动申请值夜班，守在小战士床边监测血氧。凌晨三点，窗外雪山的轮廓在月光下如同巨兽的脊背。小战士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抓住我的手腕，呢喃着“报告连长，我没掉队“。他的掌心滚烫，让我想起祝骁重伤时是不是也这样无助。
三天后，小战士病情初步趋于稳定，却已经坚持要回哨所。“雪季要来了，得帮战友囤物资。“他临走时偷偷在我白大褂口袋里塞了一颗奶糖，包装纸已经揉得发皱，想必珍藏了很久。
经过一周的适应，我的高原反应终于不再那么强烈了，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山区。凌晨两点，急诊铃刺破夜空——五十公里外的采矿队发生塌方，多人受伤。我们医疗队立刻集结，顶着能见度不足五米的大雪出发。
救护车在盘山公路上艰难前行，车轮不时打滑。我紧握医疗包，透过结霜的车窗看到悬崖边简易护栏上系着的经幡，已被冻成冰片。副驾驶的张医生突然指着前方：“那里！“
风雪中隐约有手电筒的光亮晃动。我们下车时，寒风瞬间带走了所有体温。五名矿工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最严重的伤者左腿被岩石压碎，已经出现失血性休克。
“准备截肢。“张医生检查后冷静决定。
我作为助手参与人生第一台野战截肢手术。帐篷在狂风中摇晃，我们不得不将手术灯绑在支架上。当骨锯接触股骨时，伤者即使在麻醉状态下仍发出痛苦的呻吟。我的手开始发抖，差点掉落止血钳。
“安宁！“张医生厉声喝道，“他现在只有你我！“
我咬紧牙关，血腥味和柴油取暖器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汗水流进眼睛刺痛不已。三小时后，我们保住了伤者的生命。走出帐篷时，我的作训服前襟全是血，手指因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而痉挛。
暴风雪持续了三天。我们轮流守在伤员身边，困了就靠在墙角打个盹。第四天清晨，阳光终于穿透云层，我走出临时医疗点，看到不远处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很大的军靴印，通向堆放物资的仓库，旁边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葡萄糖水。
杯底压着一张字条：“补给已补充。坚持住。——祝骁“
字迹潦草却有力，是他亲手写的。我捧着那杯水，突然泪流满面。他来过，知道我在这里。这是我们之间无言的默契——在这片雪山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
回到基地，日子又开始百无聊赖起来，所幸对于医生而言，百无聊赖并非是什么坏事。
实训生活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个齿轮都咬得人骨头生疼。清晨起床时，睡袋内层结着一层薄霜；用湿毛巾擦脸成了奢侈，水罐里的水总是不够；食堂永远只有老三样：压缩饼干、罐头和勉强煮熟的面条——这里的沸点太低，连鸡蛋都煮不熟。
我开始负责药品清点。药房是个铁皮集装箱改装的，寒冷让药品包装变得脆弱，每次取药都要小心翼翼。盘尼西林要放在最里层保温，手术缝线要定期检查是否冻裂。清单上永远有红字标注的短缺：止痛药不足，抗生素告急，连最普通的感冒药都要拆开分装。
“在这里，你得学会用最少的资源救最多的人。“张医生教我如何把一副橡胶手套洗三次再用，如何在停电时用手电筒辅助胸腔穿刺，“高原不会给你讲条件。“
一个月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值班表：周一、三、五门诊，周二、四巡诊，周末机动。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的纸张，一张接一张，内容几乎不变。唯一的变数是伤病员——今天是被工具砸伤手指的工程兵，明天是雪盲的通信员，后天是高原反应加重的炊事班长。
最单调的是夜班。医疗站只有一台老式收音机能收到信号，多数时候只有电流杂音。我常常一边守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一边翻看那本被无数双手摸得发黄的《高原疾病诊疗手册》。书页边缘有人用铅笔写着小字：“1987年冬，李排长肺水肿，救回来了“；“1992年大雪，张班长冻伤截肢“。这些陌生的名字和结局，像无声的警告。
单调中偶尔也有亮色。每周三下午是邮件送达时间，直升机的声音能让整个基地沸腾。大家挤在签收处，像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我收到过江晚宁寄来的巧克力（已经冻成硬块）、母亲偷偷塞进包裹的护手霜（高原上成了奢侈品），还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只有一张雪山照片，背面写着：“这里的星空像你手术时的眼睛。“
渐渐地，我已经能够背着二十公斤药箱徒步巡诊，能在十分钟内搭建临时手术台，甚至学会了用藏语问诊。皮肤晒脱了几层皮，脸颊上多了两团高原红，但眼神比任何时候都清明。
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位临产的藏族孕妇，胎位不正导致难产。基地没有妇产科医生，张医生把目光投向我——医学院实习时，我曾轮转过产科。
“你来主刀。“他说，这不是询问而是命令。
剖宫产手术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当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响起时，帐篷外等候的藏族老阿妈跪地诵经。产妇虚弱却坚持要为孩子取名“珠玛梅朵“，藏语意为“医者之花“。
“长大后要像解放军门巴（医生）一样。“产妇拉着我的手说。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军医的双重身份——既是战士，也是生命的守护者。这与祝骁他们持枪站岗的本质并无不同，只是武器换成了手术刀。
实训最后一个月，张医生带我去了海拔最高的前沿哨所巡诊。爬过最后一段陡坡时，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每吸一口气都像有碎玻璃扎进肺部。哨所简陋得令人心酸——铁皮房子，靠柴油发电机供电，蔬菜是珍贵的奢侈品。
“这里离祝骁的哨所只有五公里。“检查完所有士兵，张医生突然说，“想见见他吗？“
我正清点药品的手顿住了。五公里，在平原上不过是一小时的步行路程，在这里却是难以逾越的距离。
“不了，“我最终回答，“明天还有两个哨所要巡诊。“
张医生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离开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医疗站门口，看着月光给雪山镀上一层银边。手里是已经写满的值班日志，我在最后一页添上新内容：“2007年10月15日，晴。完成第47次哨所巡诊，药品消耗在预算内。无危重病例。明日返程。“
合上日志时，一片雪花落在封面上，瞬间融化。这一年，高原用最单调也最深刻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什么是使命。明天我将回校，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已刻进我的骨血。
临走时，哨所班长执意送我们到山路口。他指着远处一座雪峰：“上周祝队带人巡逻时救了我们的补给车，差点掉进冰缝。那家伙不要命似的。“
我的心猛地揪紧：“他...还好吗？“
“没事，就划伤了手臂。“班长笑道，“他说'比起我认识的某个倔丫头，这不算什么'。“
血液瞬间冲上我的脸颊。祝骁口中的“倔丫头“，除了我还有谁？
像是想到了什么，临别时张医生突然问我为什么选择军医这条路。我想起前世接到阵亡通知书时的崩溃，想起重生后填志愿表那晚的泪水，又想起珠玛梅朵出生时的啼哭。
“最初是为了一个人，“我望着远处连绵的雪山，“现在是为了更多人。“
张医生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旧听诊器：“跟了我三十年，现在给你了。“
我震惊地不敢接：“这太贵重了...“
“军医手里握着两样东西：生命与使命。“他将听诊器挂在我脖子上，“你准备好了。“
听诊器的金属管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划痕，每道代表一次重大救援。
离开的车子刚刚启动，基地下起了大雪。远处突然传来引擎声——一队军用卡车驶来，是祝骁他们巡逻归来。
战士们跳下车列队，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背影，比其他人高出半个头，指挥时的手势干净利落。他没看见车里的我，或者说，看见了也选择不打扰。
我叫停司机，又叫来哨所通讯员，将军用保温杯和一包药材交给他：“转交给祝队长，治他手臂的伤。“
通讯员眨眨眼：“你怎么知道他受伤了？“
“猜的。“我笑了笑，“他那种人，受伤了也不会说。“
车子启动了，我摩挲着张医生给的听诊器，窗外是连绵的雪山。这一年，我没能和祝骁说上一句话，却总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也许，这就是高原给我的成人礼：我不该再桎梏于如何成为祝骁生命中的某某，而应该更多的思考如何成为安宁自己——一个既能救死扶伤，也能负重前行的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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