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客观对应物”

1919年9月26日，艾略特在《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61]杂志上发表了《哈姆雷特与他的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一文。像《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样，艾略特第二年也把这篇文章收录在他的第一部诗歌与文学批评论文集《圣林》（The Sacred Wood，1920）之中。那么，究竟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悲剧人物又有什么问题呢？从表面来看，艾略特的这篇论文是在评论英国学者罗伯逊（J.M.Robertson）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斯托尔（Elmer Edgar Stoll）教授分别完成出版的两部莎士比亚戏剧新论专著。艾略特之所以称这两部文学批评著作“很值得赞扬，[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莎剧的]研究方向”[62]。艾略特认为，“在精神上他们更接近莎士比亚的艺术”，因为他们改变了以往莎士比亚剧评家往往把注意力聚焦在哈姆雷特“主角的重要性”之上的习惯，而是把批评的注意力转向了剧本的整体“效果或整体的重要性”[63]之上。

在艾略特看来，罗伯逊先生可谓一针见血：“‘阐释’《哈姆雷特》的批评家们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忽略了这一明显的事实：《哈姆雷特》是一个多层体（a stratification），它代表了一系列人物的努力。”[64]虽然《哈姆雷特》是所有莎剧中最长的一部剧作，莎士比亚费的心血也可能最多，但是它“在好几个方面令人迷惑不解……技巧和思想都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中……是文学中的‘蒙娜丽莎’”[65]，因此“确确实实是一部在艺术上失败了的作品”[66]。然而，《哈姆雷特》失败的原因并非一目了然。就主题而言，艾略特认为罗伯逊先生的结论无可非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一部“关于母亲的罪过对儿子的影响的剧作”[67]，因为“（哈姆雷特的）情调（tone）是因为母亲的堕落而倍加受折磨的人的情调”[68]，但是这部剧作又“充满了作者无法说清、想透或者塑造成艺术的东西”[69]，因此艾略特又创造了一个如同前面所讨论的“感受力涣散”“历史意识”“消灭个性”等一样著名的文学批评术语，即“客观对应物”[70]。艾略特认为，“客观对应物”是“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71]。这意味着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必须设法寻找“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而且诗人还必须追求这样的艺术效应，即“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72]。莎士比亚比较成功的悲剧都包含着“这种十分准确的对应”（this exact equivalence），比如，麦克白夫人梦游时的复杂心绪是诗人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诗人想象的感觉印象来传达给观众的，因此诗人莎士比亚就必须做到让剧本中的外界事物与剧中人情感之间完美对应。在艾略特看来，这在艺术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同样作为一部悲剧作品，《哈姆雷特》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完美对应，因为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哈姆雷特受剧中一种无从表达的情感所支配。换言之，剧中支配哈姆雷特的“这种情感超越了剧中所出现的外部事实”[73]：“他[哈姆雷特]的厌恶感是由他的母亲引起的，但他的母亲并不是这种厌恶感恰当的对应物；他的厌恶感包含并超出了她。因而这成了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感情；他无法使它客观化，于是只好毒害生命、阻延行动。”[74]因此，艾略特认为，哈姆雷特情感上找不到“客观对应物”的困惑，实际上就是作家莎士比亚自身需要解决的一个艺术难题，或者说是剧作家莎士比亚自身所面临的艺术困惑的一种延伸。

可见，哈姆雷特性格延宕的特征与他无法道白内心痛苦不无关联，而莎士比亚又不可能通过改变剧本情节来帮助哈姆雷特表达这种内心无法言状的感情，因此艾略特断言：“正是这个问题的主题性质使客观对应关系成为不可能。”[75]同样，艾略特认为，哈姆雷特的“疯癫”在早期基德（Thomas Kyd，1558—1594年）等人的剧中只是一个计谋，但是在莎士比亚看来，“它够不上疯癫，但又不只是佯装”[76]。因此，艾略特认为，剧中哈姆雷特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轻率举动和一连串重复及一语双关的言语是他发泄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蓄意佯装。然而，“这种戏谑（buffoonery），对于剧中人物哈姆雷特来说，代表了在行动中无法发泄的情感，而对剧作家而言，它代表一种无法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情感”[77]。所以，艾略特最后说：“我们得理解某些莎士比亚本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78]换言之，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似乎不应该让他痴迷的观众陷入一个朦胧晦涩的情境之中，而应该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客观对应物”来表达哈姆雷特内心深处的纠结所蕴含的情感与道德的复杂性。在艾略特看来，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是能够恰如其分地将各种复杂的元素点化为一个“客观对应物”，并且最大限度地在作者所期待的读者或者观众的内心深处，激发出情感、道德、伦理、社会、美学等各种强烈的反应。显然，在这篇文章中，艾略特的判断充满着主观臆断的色彩，他并没有为莎士比亚找到具体的“客观对应物”，但是他似乎找出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的一个重大艺术缺陷，而且更重要的是艾略特通过创造“客观对应物”这一崭新的并且是事实证明被文学批评界广泛接受的批评术语，大大提升了他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地位。就诗歌艺术而言，艾略特认为诗人不可以仅仅在作品中点明某种情感，而必须在一个恰当的情境和一个恰当的时刻找到某种情感以外的“外在事物”来展示、表达、引发和点化这种诗人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情感。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诗人必须深切地明白自己所追求的某种或者多种效果，所以在艾略特看来，诗歌不是一种诗人自我情感的道白，而是一种对具体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各种情感的精确表达。因此，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等论作中，艾略特从诗歌艺术创作和诗人艺术家的视角，提出了诗歌必须“消灭个性”的观点。

与“历史意识”“消灭个性”等文学批评术语一样，“客观对应物”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英美文学界学人的重视。早在1934年4月，叶公超先生在《爱略特的诗》一文中就注意到艾略特关于“惟一用艺术形式来传达情绪的方法就是先找一种物界的关联东西（objective correlative）”[79]的论述，但是叶公超先生说：“其实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象征主义者早已说过，研究创作想象的人也都早已注意到这种内感与外物的契合。”[80]1937年4月5日，当叶公超先生在《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上发表《再论爱略特的诗》[81]时，叶公超先生将这个术语翻译成“客观的关联物”，并且认为“他[艾略特]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态”[82]。可见，在“我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深入通达的《爱略特的诗》和《再论爱略特的诗》”[83]的两篇文中，“物界的关联东西”或者“客观的关联物”都已经是叶公超先生关注的艾略特诗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而且叶公超先生首先注意到了“物界的关联东西”与象征主义文学的关联及象征主义文学强调用具体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的“这种内感与外物的契合”；其次，叶公超先生点明了艾略特关于寻找“客观的关联物”这一诗歌创作手法的含义，那就是艾略特主张在诗歌创作中“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的借古讽今的手法，同时主张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诗中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或者情绪。[84]

1961年，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叶维廉不仅翻译了《荒原》[85]，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艾略特的方法论》（“T.S.Eliot：A Study of His Poetic Method”）[86]，而且在《艾略特的批评》一文中也注意到了艾略特的“客观应和的事象”（objecive correlative）是“要使情感及感觉化为一种新的艺术情绪”的手段：“能够直接成为某种特别情绪的公式的一组事物、一个情境或一连串事故，而且当那些外在的事物置诸我们的感觉经验之时便能立刻直接唤起我们内心相同的情绪的东西。”[87]可见，当年年轻的中国台湾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艾略特的这一诗学理论已经在考虑如何将“情感”和“感觉”通过某种“外在的事物”点化为“艺术情绪”的功用，而且近40年后，当我们在200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众树歌唱——欧美现代诗100首》中读到叶维廉先生关于艾略特的介绍时，仍然可以看到叶维廉先生对“客观对应物”的热爱：“表达情绪唯一的方法是找出一个‘客观对应物’，也就是说，找出某种特别情绪含涉的一组事物、一种情境，或一连串事故，当这些外在事象置诸我们的感觉经验之时能立刻直接唤起我们内心相同的情绪的表达公式。”[88]

在阅读袁可嘉先生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和《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两本著作的时候，笔者发现艾略特、新批评派、英美现代派诗歌始终伴随着袁可嘉先生半个多世纪研究现代派诗歌的足迹。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袁可嘉先生称之为“中西诗交融而产生了好诗的辉煌年代”[89]开始，到60年代初他“发表文章批判艾略特、新批评派、英美现代派诗歌”[90]，再到“1979年我[袁可嘉]在政治上翻了身”，袁可嘉先生说他“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光明的新时期”，又说：“我的笔头也重新活跃起来……‘我要跑好最后一圈’。”[91]改革开放以后，在探讨和传播九叶派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同时，袁可嘉先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中，特别是现代派诗歌的研究、评论和译介上。他主编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撰写了《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翻译了300多首英美现代派诗歌，主持编译了《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等。仅就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诗学观点而言，1979年12月，在《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一书的开篇论文《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中，袁可嘉先生就用艾略特的“客观联系物”（objective correlative）来解释奥地利诗人莱纳·里尔克诗歌中所体现的西方现代派诗歌采用的所谓“思想知觉化”的创作特点，并且引用艾略特关于“像你闻到玫瑰香味那样地感知思想”[92]的著名论断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强调用“知觉来表达思想”及“把思想还原为知觉”等诗歌创作方法进行解释。[93]与此同时，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1册（上）中介绍艾略特的时候，袁可嘉先生写道：“针对浪漫主义者关于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表现的观点，他[艾略特]认为诗人的感情只是素材，要想进入作品必先经过一道‘非人格化’的、将它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的过程；针对浪漫派直接抒情的表现手段，艾略特提出了一条寻找‘客观对应物’以表现情绪的创作方法，即以一套事物、一连串事件来象征暗示的手法。”[94]时隔12年之后，当袁可嘉先生于1991年11月发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成就、局限和问题》的时候，他对艾略特“客观联系物”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认为艾略特提出寻找“客观对应物”的诗歌艺术方法与他倡导古典主义“非人格化”的诗学原则是相互吻合、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的，诗不是人格和情绪的表现，而是人格和情绪的逃避，因此为了更好地表现人格和情绪，诗人就必须找到与诗中人的人格和情绪相适应的“客观联系物”[95]。

可见，从我国大陆和台湾的三位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界前辈的研究和论著中，我们就能够看出，艾略特关于“客观对应物”诗学理论观点的论述不仅在他自己的诗歌与诗学理论体系中举足轻重，而且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理解、阐述这一诗学理论及如何翻译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作的诗歌作品始终是我国艾略特及其诗歌与诗学理论研究和翻译人员需要面对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