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夏诗歌70年回眸与鸟瞰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诗歌在新中国政治明朗的颂赞抒情中有了难能可贵的积累，在新时期以来经济文化的复兴发展中有了多元展现。“中国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也可以说，它是不断催发、推动、促进道德理想普泛化的文学。”[31]从事新诗创作的宁夏第一代诗人，从政治抒情、民间文艺之中获得了最初的资源和力量，奠定了当代宁夏诗歌最初的那一抹新绿。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继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的第四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从全国各地陆续来支宁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事新诗运动的李震杰，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过编辑的罗飞，辽宁诗人高深和北京诗人吴淮生，还有来自革命老区的朱红兵、姚以壮，以及下放宁夏的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亚凡[32]，自然形成了宁夏最早的现代新诗创作群体。恰也是自治区成立前后，从北京下放银川（专区）的张贤亮，1957年在《延河》第7期发表诗歌《大风歌》，此时正值开展“反右运动”。诗歌甫一发表，9月1日《人民日报》随即发表批判《大风歌》的文章，随之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北地区报刊上对张贤亮展开铺天盖地的批判。因为这首诗，张贤亮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5月被押送到银川以北某农场“劳动教养”。“文革”结束，张贤亮没能找到诗歌创作的才情，却以小说写作带给新时期文学最大荣耀。有人说，《大风歌》成就了一位“从黑暗中爬过来的”、以“出卖痛苦”为生的卓越作家。长达115行的《大风歌》，这也许就是历史磨难带给宁夏诗歌的一次华丽转身。这次华丽转身的激情来自五四新诗巨擘郭沫若的大我形象，来自现实主义诗人艾青的艺术感染，自然也是诗人张贤亮感应时代的青春的一次激情张扬。
时代激越，“十七年”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带动了宁夏文学最初的显扬。20世纪60年代，宁夏形成一股乡土气息与政治抒情相结合的创作思潮，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复苏时期。不过，最初的批评界仍将这一群体归纳为边塞诗人。以游牧、农耕、戍边为主要文化背景的朔方宁夏的土地上，王世兴、高琨、秦中吟、丁文庆、屈文焜、李云峰、杨少青、罗存仁、蔡锦启等，他们从西部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挖掘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在地方民歌的基础上描摹宁夏乡土的风情，讴歌时代新生活。在这群立足西北本土生活的诗人中，高琨最早进入诗坛，1955年他的诗歌《沙滩变良田》在《甘肃日报》发表；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又是高琨创作的花儿《咱回族新窗涌歌泉》在《诗刊》发表。性情率真的高老头[33]，钟爱花儿，一辈子念叨创作花儿。他2013年去世，给我们留下了《红牡丹》《绿牡丹》《黑牡丹》等生活气息浓郁的新花儿作品。另一位“花儿”诗人屈文焜，也是一生致力于“花儿”和“花儿研究”，完成《花儿美论》并再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曲折历程中，极“左”路线和残酷的政治运动，不仅对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造成因文化和艺术萧条而乖张的可怕景象。但生活却在继续，诗人在艰难的个体生存和“左”倾意识形态之间寻找希望，规约于政治颂赞，也是抗衡某种沉沦和虚妄。从作品的发表来说，“文革”前后宁夏比较突出的诗人有朱红兵、李震杰、王世兴、路展、罗飞、吴淮生、高深、高琨、秦中吟、丁文（庆）、贾长厚、马乐群、杨少青、刘国尧、肖川等。从1968年编选《飘香的沙枣花》到1978年出版的作品集《光辉永照宁夏川》，“把每个细胞化作音符献给人民和党”[34]，明朗的抒情基调见证时代过往的沧桑，也见证了诗人主体情感的浮泛和审美精神的单薄。反之亦然，诗歌是时代精神和情感抒发的先锋文体，宁夏地区文学获得新的民族精神和情感力量，自然也离不开诗人的热情讴歌。
《光辉永照宁夏川》，可以说是1958年至1978年宁夏地区诗歌的“总集”。这是197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际编选出版的，总计选收了新传唱的民歌和诗人作品共180余首，情感基调是颂赞，以“花儿”等民歌为主要载体。
从编排体例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编选了林伯渠、董必武和李景林三位的9首诗，第一首是林伯渠代表中央政府来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庆典的诗作《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即景》也是此行之作。“诗四首”是董必武1963年10月到宁夏，参加自治区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的作品，赞美了宁夏山川风情，描写了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并寄语鼓励。李景林《和董老诗三首》，在表达了同样的山川赞美之情的同时，殷切期望“人民更富裕”。
第二部分是宁夏民歌，收录了宁夏民歌新作14首，以及通俗的民歌体的颂赞诗12首。这些新传唱民歌颂扬社会主义新气象和革命领袖，情感淳朴而热烈。特别是第一首《光辉永照宁夏川》旋律悠扬，语言清新流畅，将宁夏的地方风情和新时代的政治情感抒写得充沛而优美。与郑德正、翟承恩等人的仿民歌体，还有郑正的仿劳动号子的抒情诗，都是非常通俗、质朴而优美的作品。体现了宁夏早期诗歌浓厚的民间色彩和时代特色，处处闪现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自豪感。
第三部分选录了宁夏诗人的旧体诗和白话新诗作品99首（组）。这些作品，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间艺术借鉴的痕迹。但重要的这是宁夏诗人的一次“检阅”，显现了自治区成立以来宁夏以工农兵和知青为主的诗歌创作的总体力量。有作品入选的诗人是：姚以壮、吴视、郑德正、翟辰恩、吴淮生、郑正、朱红兵、江星、万里鹏、丁文、李孑、梅羽、何克俭、季真全、毛泸亭、周金庭、赵文远、叶菲、井笑泉、肖川、黄喜敬、柳依、张定源、刘风雪、曹俊岐、孔令文、殷琪、徐淑珍、红图、沈文博、刘平、乐岩、陈葆梁、蔡锦棨、征明万、胡大雷、李云峰、高娃、犁原、雷抒雁、乔良、邓海南、廖代谦、邢培民、纳日苏、秦克温、闻钟、尹旭、慕岳、贾长厚、刘国尧、马治中、杨少青、李增林、王庆、牧犁、张留增、何光汉、张文瑞、王彦魁、梅冬平、侯愚夫、宋萍、赵福辰、子牛、张树彬、董柄新、王景琳、冯冰、潘英南、韩长征等。这些诗人在自治区成立二十年以来陆续在诗歌上不断取得成就，为宁夏诗歌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他们是宁夏诗歌的拓荒者。整本诗集情感饱满，选材广泛，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花儿”的芬芳，展现了宁夏儿女上下一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赞颂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年山川换新颜的新气象。
“总的来说，1950—1976年中国的新诗理论研究，尽管在诸如现代格律诗建设，以及抒情诗、叙事诗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有相当的成果，但受那个时代政治环境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更多的时候是呈现出单一化、政治化的美学特征。”[35]创作亦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反思文学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热潮。“归来者的歌”，宁夏最重要的诗人是罗飞[36]。朦胧诗“崛起”的时候[37]，宁夏诗歌仍然沉浸于地域风情的描写和政治歌谣的仿照。即便是抒情最好的，1982年前后发表在《朔方》的诗作，如丁文《沙中小憩》《台钟》《灯光》，贾长厚《海风》《我爱大海》《帆的风格》，井笑泉《塞上的形象》《车过六盘山》等，内容与情感非常“纯洁和真诚”，仍然没有摆脱颂赞文学的内在规范和道德审美的意识禁锢。“为着太阳的期望”，“我们在高高峰顶一起跳舞唱歌”。[38]不少诗人很长一段时间仍无法摆脱集体情感的抒写及政治颂赞的浪漫热情。
因此，高深等诗人自觉的伤痕反思，就显得难能可贵。其《致诗人》里这样倾诉：
当你凝视母亲的创痛时也不必哀伤，
从苦难中站立起来的巨人会格外坚强，
历史的脚印已经刻在九亿人民心上，
寒尽霜穷春伊始，有道是多难兴邦。
历经劫难，春寒料峭，这是宁夏地区作家沉痛的历史反思，也是诗人高深“从苦难中站立起来”的家国悲歌。
其实，不可否认，来自革命文艺与民间歌谣的双重力量，高扬时代的激情，给新中国诗歌新的色彩，也让宁夏这片南北狭长的土地上有了诗人的歌唱。几代诗人共同努力，不断突破艺术和生活的藩篱，呼应时代的节拍，留下了不少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代篇章。当然，“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重归文坛之后的慷慨悲情征服了大江南北。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闻到‘绿化树’马缨花的浓郁芬芳，听到‘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血身子还陪着你呢’的如火歌谣”[39]。“花儿”的芬芳，可见张贤亮小说浓郁的西北风情构成的重要因素其实也是诗歌，包括西北花儿和民歌。明朗的情绪也好，极“左”的禁锢也罢，时光在流逝，生活并没有停止。家国不幸诗人幸，拨乱反正，新时期对于西部是政治的反思，更是文学现代性的全面启蒙。
与此同时，宁夏的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和自觉介入当代文学的大潮——特别是西部文学和西部诗歌的大潮。1982年8月26日至31日，宁夏作协举办“塞上诗会”。当年的《诗刊》副主编邵燕祥、《光明日报》副刊编辑韩嗣仪、《民族文学》编辑查干、江苏诗人邓海南、辽宁诗人佟明光、四川《贡嘎山》副主编张央、陕西诗人毛锜、《延河》诗歌组长晓雷、《飞天》诗歌组长师日新、青海作协副主席赵亦吾、《青海湖》诗歌编辑昌耀、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创作员李柏涛等12人应邀参加，区内诗人、评论家、诗歌编辑和诗歌爱好者60多人与会。朱红兵致开幕词。邵燕祥发表了《关于当前新诗创作情况和若干问题——在〈塞上诗会〉上的讲话》，内容充实，全面分析当时中国新诗创作的状况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高嵩一一点评了马乐群、赵福辰、罗飞、李震杰、肖川、贾长厚、吴淮生、高深、马静、王庆、秦克温、刘国尧、丁文、屈文焜、万里鹏等宁夏主要诗人的作品。参加诗会的宁夏诗人还有马钰、马志恒、马春宝、井笑泉、王世兴、王湛、白闻钟、田伟民、储春兰、刘进忠、李凝祥、汪宗元、何光汉、何克俭、何新南、杨殿勋、杨少青、余风祥、陈葆梁、陈葆泉、陈幼京、郑正、张士春、张涧、尚和平、赵宁刚、高奋、高琨、贾朴堂、倪良华、彭锡瑞、韩长征、蒋全海、薛秀兰、蔺兴才等。
“诗，是时代的号角，是历史的晨钟，希望我们的诗人，满腔热情地唱出时代的最强音。”[40]这是宁夏文联主席石天1982年8月17日“塞上诗会”开幕式上讲话中富有号召力的呼吁。为了庆祝诗会圆满成功，他还即兴赋诗二首：
（一）
昔日朔方客戍边，春风不渡玉门关。
且喜红旗飘塞上，鱼肥粮丰赛江南。
（二）
“十二大”前聚银川，振兴中华意昂然。
塞上诗会展佳作，“诗人兴会更无前”。
“诗人兴会更无前。”此时除了仍然健在的宁夏诗坛三老李震杰、朱红兵和姚以壮，重新复出或重新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有：高深、王世兴、吴淮生、张涧、高奋、丁文、白闻钟、秦克温、赵玉如、万里鹏、郑正、翟辰恩、王湛、井笑泉、杨殿勋、张士春、高琨等。更多的是拨乱反正后登上诗坛的诗人：肖川、刘国尧、王庆、贾长厚、屈文焜、赵福辰、马忠骥、何克俭、蔡锦棨、马乐群、马治中、杨少青、蒋全海、韩长征、胡大雷、陈葆梁、李云峰、王宝三、苏海东、张迎胜、殷俊玺、杨启伟、王甘林、薛秀兰等。此外，著名诗人雷抒雁、江苏青年诗人邓海南，以及北京冯竝、甘肃乔良、李柏涛等都是在宁夏开始新诗创作的。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我区的诗人和青年作者，偏处西北一隅，囿于见闻，有些同志眼界不够开阔，感受时代的脉搏也不够敏锐。这些不足之处，反映在创作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思想深刻、艺术性高、强烈地回荡时代的号音，震撼人心的力作不多。在表现民族特点上，也是描写回族外在的、表象的东西居多，而表现回族人民精神风貌、心灵世界的东西较少”[41]。但石天开幕式讲话中鼓励说：“一切严肃的创新的努力，不论成败，不论成果大小，都应当受到鼓励。”简而言之，此次诗会，也是宁夏最早组织的、大型的当代诗歌研讨会。特别是邵燕祥五个小时的报告和高嵩高屋建瓴的新作点评，开诗歌批评的新风气，文学开始回归审美的抒情本质。
从文学的现代发生来说，文学刊物，包括文学研讨活动，深刻影响一个地区的文学生态和作家培养。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地域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学刊物和文学编辑。1973年前后，文艺的政治禁锢开始松动，文艺刊物逐步焕发活力，如《平罗文艺》、《银川文艺》、《宁夏文艺》和《宁夏日报》（副刊）等。新时期宁夏诗歌的活跃自然离不开《宁夏日报》编辑李震杰，也离不开《宁夏文艺》（1980年4期改名《朔方》）和《宁夏青年报》[42]等。在宁夏当代诗歌的发展中，承前启后的诗人是肖川。肖川担任《朔方》诗歌编辑，培育了不少诗歌创作的人才，得到杨梓等为代表的宁夏“60后”诗人的特别推崇。[43]此外，还有银川市文联高耀山、马乐群和西海固诗人屈文焜等，也以编辑工作促进了地域文学创作发展。
1989年5月和11月，肖川在《朔方》编发两期《诗歌专号》，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第二拨诗人的集体展现。
此时宁夏崭露头角的诗人不在少数，如马钰、沙新、虎西山、导夫、薛刚、张铎、张强、何伟、权锦虎、邱新荣、左侧统、杨云才、刘中、丁学明、戴凌云、白军胜、周彦虎、唐珺、梦西、王慧等。这些诗人，一部分是以虎西山、张铎、周彦虎等为代表的西海固诗人，而另一部分马钰、导夫、杨永才等则来自河套平原。这些来自贺兰山下、黄河两岸和陇山深处的诗人们，在支边文人和作家的影响下，逐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合成新的力量，用乡土情怀与黄河意象，共同丰沛了宁夏诗歌创作力量。
青铜峡至石嘴子的黄河两岸，与南部八县区地域文学板块区分，色泽变幻，各领风骚。宁夏文学七十年，最初是银北的工业颂赞，其后是银南的新生活歌唱，与首府银川共同开拓创造了时代抒情的靓丽色彩。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是西海固文人与作家沟通南北，形成又一波乡土诗意为主的文学热潮。这种南北地域却也关联同一位作家的情感，譬如陈继明[44]，大学毕业到南部山区任教，后来调到银川工作，念念不忘泾源山水，记忆的疼痛产生了《对一个地方的怀念》：
石头在千年前开始爬行
山坡上有羊群嗅千年前的事情
我走在街上想起外面
也像是千年前
宁静中升起力量
竟也从千年前
不久有了一个朋友
在县城拐角常饮酒
看窗外麦苗生长
将一种情绪点燃
有种血液 来源于亘古
欲决堤而去
……
带回了慢性关节炎
那骨节里躲藏着五年的记忆
那是一种鸟、风、雨的声音
以及潮湿的阳光的气息
凝聚而成的疼痛
我正设法
治愈这怀念
此诗发表于1990年《朔方》第12期。陈氏的长篇《一个人的天堂》故事地理背景就是六盘山南麓的泾源，人性反思的叙事深层是时空转换的直觉情感，恰可以注释诗人的“怀念”。哈若惠敏锐地批评说：“这是一首读来不甚轻松的小诗，然而，这是首颇具意味的小诗。看不到鼓涨的激情，谈不上雅致与雍容，可正是这别样的字句、别样的意境，构筑了一个属于诗者自己的别样的诗的空间。”[45]地域记忆是诗人情感承受的重要一翼，宁夏南部山区与银川平原地带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自然影响到诗人的无意识选择，还有抒情风格。不仅是诗歌，还有小说的叙事也是浸染地域风气的，这在石舒清西海固乡村叙事和张学东现代生活小说观照中亦有鲜明的山川风物影响的地域性差异呈现。
文史一脉，2017年版《宁夏通志》编撰者非常分明地将宁夏诗人以地域区分为西海固诗群和川区诗群两个板块，认为“西海固板块指出生并生活在南部山区六县本土的诗人。他们大多在本土化、民族化和传统化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的创作手法，以敏锐的视角观察现实生活，以借景抒情的手法展示诗人内心的所感所思，从而呈现出与艰苦环境抗争、与西海固人民同呼吸的特质。诗作继承了语言简约、意境开阔、寓意含蓄等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并独具现代特色。代表诗人有杨梓、虎西山、冯雄、梦也、王怀凌、周彦虎、单永珍、杨建虎、泾河等”。而“川区板块的诗人具有探索性、现代性和口语化倾向，大部分青年诗人敢于打破既成的创作模式和风格，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有所借鉴，似乎一直在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创作之道。代表人物有贾羽、杨云才、刘中、杨森君、米雍衷、洪立、张涛、张彬等”[46]。从历史的分期来考察，这种乡土抒情与黄河两岸风情描写的鲜明对照，一南一北，从“50后”领军诗人屈文焜和马钰身上尽显端倪。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流脉呈现的这种和而不同的分野一直存在，而且形成各自的新的领军人物，如至今活跃的灵武诗人杨森君和固原诗人王怀凌。王怀凌自然在乡土的惬意里耕耘自己的情怀，诗集是《大地清唱》《风吹西海固》《草木春秋》《人到中年》，要说杨森君同样离不开乡土和风物抒情，但其诗集是《梦是唯一的行李》《上色的草图》《午后的镜子》《名不虚传》。这种诗的抒情风格和意象选择的深层建构，或者说审美更高追求之间，更有虎西山和导夫，人文学者导夫喜欢音乐而诗的情调跳脱，诗的想象和语言是发散式的，美术教授虎西山诗的意象简明，诗的情感和语言是节制内敛的。
宁夏文学，前三十年以域外来宁的诗人作家为主，20世纪80年代是交替和流变的时期，相对优秀的本土作家诗人们群体崛起。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十年则是流寓文人和本土作家共同活跃的兴盛时期，个人和总体的成就也更大。杨梓认为，这批诗人阵容整齐，人数较多，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对生存环境的忧思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具有豪迈、劲健、旷达、悲慨、壮美、质感等特点。这批青年诗人继承了前辈诗人的优良传统，在地处偏远而少受消费主义侵扰的诗歌环境中，诗人自觉创作的意识不断提高，各自的风格日益鲜明。
无论是杨梓、杨森君、安奇，还是虎西山、冯雄、王怀凌，还有唐晴、瓦楞草、胡琴，以及阿尔、谢瑞、林一木，都还无法完全代表宁夏诗歌的总体风貌。没有几代回族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实践，宁夏文学缺少民族的向度和情感的深度。诗歌方面，王世兴、杨少青之后，马钰、杨云才和贾羽[47] 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从地域“北方”的抒情锤炼和形而上审美考量中走得更远。21世纪更年轻的单永珍、马占祥、泾河等接续了立足自我的诗歌探求，在虔敬和诗意的内美修炼中，在宁夏乃至全国也产生了影响。因此，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之后，宁夏文联与《诗刊》社联合举办“宁夏回族诗人单永珍、马占祥、泾河作品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单永珍的诗歌具有“地理志”和“植物传奇”的特质，并且隐含着浓郁的“个人游历”情结（诗歌评论家耿占春语）；马占祥的诗歌中那种轻松、率真的表现方式，加上利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书写身边大事件的独特抒情方式，用轻松掩盖痛苦，回味时才感到诗歌中的疼痛和庄严（《诗刊》杂志常务副主编商震语）；泾河的诗歌中，则存在一个庞大的心灵气象，存在一种强大的心灵支撑，存在一面飘展的信仰之旗。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副院长舒洁（特尼贡）认为：“回族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在当今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的位置和影响，不可低估。而泾河，是这个令人尊重的群体中的一个，他的诗歌承袭了回族这个民族高贵的基因。”直言之，西海固乡土情怀与民族信仰交融的诗歌，其内里包含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等多重认同，也指向了现实与政治的家国认同。
当代宁夏诗歌版图构成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古典诗词的吟诵和创作。“传统的投影及其当代化”[48]，这个传统来自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审美积淀，平罗、中卫、中宁、盐池、隆德等历史文化较为深厚的县区，仍然有不少保持传统审美情怀的读书人，坚持了旧体诗词的言志习惯。更密切、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上述的毛泽东诗词，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与宁夏紧密相关的是《清平乐·六盘山》，1961年毛泽东又专门手书这首词，经董必武赠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此外，1963年董必武视察宁夏，也留下了吟诵宁夏山川风物的诗词作品，成为宁夏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宁夏人民特别珍惜诗词言志的革命传统和审美追求，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宁夏诗词学会与中华诗词学会相呼应，书写时代豪情和生活真情，形成了言志抒情、推陈出新的良好局面。上古以来的古体诗质朴、清新、生动，唐以来的近体诗整饬、典雅、蕴藉，五四以来的新体诗自由、奔放、细致，是中国文化诗意审美的历史积累，彰显了汉语诗的形式之美。换言之，古体诗、近体诗（格律诗）和新体诗虽然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的产物，但可以共时性地承载今天和未来所有华夏儿女情志审美的精神活动。
当代宁夏的古体诗词创作从小到大、从萧条到繁荣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49年至“文革”期间，由于受当时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宁夏创作古体诗词的诗人很少，只有罗雪樵、贾朴堂、赵庚、吴淮生、秦中吟、彭锡瑞、吴宗渊等数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从文化发达省份来支宁的知识分子，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学素养。也有宁夏本地成长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爱好者，但他们的创作是自发的，是一种个人爱好。特定的年代，诗词创作如万物萧瑟，难发枝芽。改革开放为宁夏古体诗词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诗词创作者日渐增多。1985年，《宁夏日报》副刊编辑秦中吟联络时任宁夏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淮生，并通过他联系宁夏文联名誉主席石天、朱红兵等人，由石天牵头成立诗词组织“塞风诗社”。石天任社长，朱红兵、吴红兵、贾朴堂、肖维章、吴淮生、秦中吟为副社长。这是1949年以后宁夏第一个诗词组织。随着诗词队伍的壮大，诗词创作也日渐繁荣。
1988年宁夏诗词学会成立，挂靠宁夏政协教文体委员会。张源任会长，石天、朱红兵、秦中吟（兼任秘书长）、吴淮生（兼任副秘书长）任副会长。学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采风、创作、吟诵、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编辑出版等活动。如秦克温、杨克兴主编的《塞上龙吟》，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部古体诗集。因为是龙年所编，诗的音调高亢，故名之曰《塞上龙吟》。从董必武（3首）至刘岳华（4首），共收70家旧体诗词，献给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附有庆祝宁夏诗词学会成立作品21首。
宁夏诗词学会是宁夏成立比较早的文学社团，组织严谨，影响广泛，极大地推进了宁夏旧体诗词的创作和研讨活动。而由宁夏诗词学会主办的诗刊《夏风》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前身是1992年5月1日在《宁夏日报》开辟《夏风》诗词专版，两月一期。2004年《夏风》改为16开本季刊，立足宁夏、面向西部、放眼全国，以发表旧体诗词为主。
1995年9月，结合学会组织和诗词创作，宁夏诗词学会与银川市政府联合承办了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国内外100多名专家、诗人参加了会议，以边塞诗与爱国主义问题为主题进行了研讨。会后由秦中吟编辑出版了《重振边塞雄风》和《中华当代边塞诗词精选》。这次会议标志着新边塞诗派的崛起，其共同点是诗风粗犷、阳刚豪气、质朴平易、沉郁慷慨。宁夏地处边塞，历史悠久、山水独秀，前有古人留下的不朽诗篇，后有新时期古体诗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本土一些诗人的作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在国内产生影响，为宁夏赢得了荣誉。如周毓峰《古剑行》，秦中吟《鹧鸪天·咏荷》，张源《塞上喜雨》，李增林《红豆吟》，吴淮生《旧调新声》，刘世俊《贺兰山》，彭锡瑞、胡清荷《湖海诗情录》，王其桢《紫塞驼铃》，唐麓君《沙海诗林》，刘沧《宁夏川》，崔永庆《绿野春秋》，邓万《扬黄扶贫灌溉工程感赋》，王文华《岚溪吟草》，何敬才《蓝梦集》，崔正陵《平仄人生》，杜桂林《秋风》，张程九《宁夏解放五十周年》，杨森翔《江南塞北》，刘剑虹《西夏鎏金铜牛》，黄正元《六盘山长征纪念亭》，沙俊清《青山集》，韩长征《雪晴塞上》，王文景《农村新貌》，任登全《山村人家》，王正华《艾依河巡礼》，沈华维《六盘山写意》，等等，皆有饱满的内涵和古雅情韵。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女诗人方阵，代表性诗人有苑仲淑、陶玲、杨石英、熊品莲、宋玉仙、熊秀英、闫云霞、赵达真、刘秀兰等，她们为这一时期宁夏诗词的壮大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21世纪之初，宁夏诗词学会组织出版大型诗词集《西部大开发诗词大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为西部大开发吹响进军的文学号角，走在了全国诗词创作的前列，显示了诗词的力量。其中秦中吟、崔永庆、吴淮生、邢思颙、崔正陵、黄正元、沙俊清、刘剑虹、李玉民、熊秀英、张嵩等11人的作品入选《诗刊》（2004年11月号上半月刊），这是宁夏古体诗人作品第一次集中亮相权威刊物。由此开始的十余年间，宁夏古体诗人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内容丰富多样，在走向成熟的同时显露出激扬飞动、顿挫劲健的气势，既有对传统诗词的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形式虽“旧”，内容全新，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并与时代息息相关。其特点虽以感事抒怀、咏物寄意为主，但脱离了完全个人化浅唱低吟的不足，题材广泛、意境开阔，既歌唱塞上的新生事物，又赞美神州大地的可喜变化，彰显时代风采。这一时期继续坚持创作并成绩显著的诗人有秦中吟、项宗西、崔永庆、邓万、魏康宁、马志凤、杨石英、熊品莲、杨森翔、崔正陵、刘剑虹、何志鉴、沙俊清、任登全、海军、张嵩、闫云霞、熊秀英、白林中、李宁善、李宪亮、许凯、丁玉芳、李克昌、李贵明、杨玉杰、李秀明、陆占洪、潘万虎、孟健、杨作枢、刘德祥、陈立平等，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有创作潜力的中青年诗人，如闫立岭、许东君、强永清、天唐、马翚、佐红星、贾志中、侯玉红、杜枚、余秀玲、许金平、祁国平、马建国等。
当然，1988年宁夏诗词学会成立以来的重要诗人还有：王其桢（1920—2001）、苑仲淑（1927—2004）、张程九（1928—2016）、王文景（1932—2012）、李贵明（1946—2014）、陶玲、李增林、杜桂林、刘剑虹、邓万、崔永庆、黄正元、薛建民、丁玉芳、李玉民、邓成龙、潘万虎、段庆林等，每个人在诗词创作方面已有建树和成果。另外，在宁夏诗坛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成就了今天宁夏诗词的繁荣。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或调离宁夏，或淡出诗坛。但他们的名字将永留新时期宁夏诗坛：丁毅民、于秀贞、马启智、王邦秀、王祖旦、王祥庆、王福昌、王慧君、王文华、王正华、古志昂、孙峪岩、吕振华、任启兴、刘沧、刘秀兰、刘德祥、许凯、邢思颙、杜晓明、李萌、李宁善、李克昌、李秀明、李宪亮、沈华维、何敬才、吴国伟、张苏黎、杨玉杰、杨作枢、林锋、陆占洪、姚持、俞安民、姜润境、高锐、焦达人、董家林、韩长征、薛九林等。
牛学智评论认为，宁夏已经形成了一支堪称壮观的古体诗词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也就构成了古体诗词意义的宁夏文学史。其题材一类是描摹细微的日常生活感受和情感波动，可称之为古诗词的日常生活化写作。更多的是访古寻幽，“实际上等于在知识上贯通宁夏文化的古今脉络，在审美上打通了宁夏审美的古今韵味，在体验上沟通宁夏人文的古今感应。宁夏传统文化实际上得到了以古体诗词形式传承的契机，并构成了新的传统，延长了宁夏文学史的长度，抻宽了宁夏文学史的宽度，使宁夏文学史有了接续古代的必要桥梁”[49]。
一个地区文学的内在品质，不仅仅是获奖的多少，不单纯是小说创作的繁盛，而在于内涵繁复的散文之深厚，也在于诗人的存在和诗歌的审美积累。
经过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培育，21世纪宁夏诗歌创作进入多元化、多层面相互促进的活跃期。200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宁夏已出版诗集三百多部。区文联、区作协、宁夏诗词学会、宁夏诗歌学会、各县市文联，共同见证了“60后”“70后”“80后”三个代际诗人们追求乡土、史诗、日常、先锋等不同路向的求索热情。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研讨会频频举行，沟通了区内外诗人的多方面交流，年龄阶梯明显拉开，有一直在诗歌园地里探求的贾朴堂、王拾遗（王十仪）、张程九、吴淮生、秦中吟、李增林、马乐群、项宗西等老骥伏枥的诗人，也有宁夏诗坛跨世纪的核心人物虎西山、邱新荣、导夫、杨梓、张铎、张嵩、杨森君、王怀陵、叶子、闫立岭等“60后”代表，还有21世纪进入读者视野的唐荣尧、郭静、雪舟、泾河、安奇、阿尔、红旗、谢瑞、林一木、伊农、马占祥、念小丫等众多“70后”诗人，细致的阅读者张富宝认为：“宁夏‘70后’诗人就像是一种‘星丛式’的存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星体，各自独立、彼此不同，但又相互映照和相互联系，共同造就了一片星光灿烂的天空。其中有些清晰可辨，而更多的，则需要借助于特殊的勘察手段才能发现。”[50]更为沉静的观察者倪万军认为，新时期或21世纪以来的宁夏诗歌，有自身先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于特殊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特殊的地理环境的滋养，使得宁夏诗歌在靠近当代诗歌前沿的时候又保持了某种必要的警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51]当代诗学评论家耿占春认为，也“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诗歌写作的地方文化特性，西部，塞上，西夏，回族，这些地方性的因素得到了应有的关注”[52]。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日渐壮大、开放、自信的诗人群体，他们也许无法完全进入文坛主流，却也呼应着当代中国文艺的各种思潮，消除时代的喧嚣与浮躁，反抗物欲，抵制平庸，先锋与乡土并存，家国与言志，民族与历史，增强了宁夏文学（诗歌）的审美品质。
诗歌创作的活跃也带动了诗歌评论和其他艺术形态的研究。宁夏新诗滥觞的初期，诗人们看重花儿等民间文艺的研究，从中发掘诗歌创作的艺术资源，彰显当代文学人民性要求。虞期湘、杨少青、王世兴、屈文焜、丁文庆、李云峰、罗存仁等人在诗歌创作与文艺批评之间，多是借助民间文艺的研究而肯定地域风情和时代颂赞。从新月诗人、现代派、七月派到九叶诗人，诗人研究诗人，形成了新的传统。宁夏诗坛，在吴淮生、贾长厚、杨云才等优秀诗人批评家之外，跨世纪的审美批评者以哈若蕙、张铎、白军胜和武淑莲等为代表，立足各自的身份而对以西海固为主的宁夏诗人们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批评观照。就近年宁夏区内评论而言，南有《六盘山》的编辑单永珍，北有区文联的杨梓，还有王武军、牛学智、张富宝、田燕、王佐红、王晓静、田鑫和瓦楞草等新锐力量的崛起。进入21世纪的20年，因大部分宁夏“60后”重要诗人在创作方面的积累日益丰富，部分“70后”诗人显露才华，也吸引了区外诗歌评论者介入宁夏诗歌研讨。譬如吴思敬、燎原、林莽、耿占春、商震、舒洁、高兴、张立群等诗评家，对杨梓、杨森君、郭文斌、王怀凌、骆英、单永珍、泾河、杨建虎等人的诗歌创作给予了较高评价。纵观宁夏文学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李镜如到荆竹，从高嵩到张铎，从秦中吟到张嵩，从郎伟到许峰，从钟正平到倪万军，从李生滨到王丹，以理论引导，深耕细作，夯实了宁夏文学在场批评的学理基础。这一切给了我们进一步讨论当代宁夏诗歌创作及特色的特别参照。
[1] 熊辉：《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的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页。
[2] 邵永杰：《陇头歌——历代六盘山诗词选萃》，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3] 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4] 秦中吟主编：《中华诗词文库·宁夏诗词卷》（中华诗词学会图书编著中心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5] 朱栴是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从小藩封宁夏，从15岁到60岁，他在宁夏生活了45年。在他的诗词中，这种正大的爱国诗词也唾手可得：“年少从军不为苦，长戟短刀气如虎。丈夫志在立功名，青海西头擒赞普。君不见，牧羝持节汉中郎，啮毡和雪为朝粮。节毛落尽志不改，男子当途须自强。”这里，既有“年少从军不为苦”的豪情，又有对牧羊19年不改爱国之志的“汉中郎”苏武的钦敬。清人王士祯的“烽火传花马，将军发贺兰。天心诛叛亟，国法受降宽……”；宋琬的“君到坐传青海箭，不防草檄倚雕戈”；王以晋的“不知多少英雄血，散向长林化晚霞”……这些诗句中回荡的，仍然是浩荡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气概。正是这种永不衰竭的爱国热忱，成就了《历代诗人咏宁夏》的正大气象。爱国与忧民是同根树上的两个分支。爱国的人必然爱民，而爱民就不会无视人民群众的痛苦。正如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是宁夏文史专家杨森翔《汉唐情结 边塞风光 正大气象——〈中华诗词文库·宁夏诗词卷〉之〈历代诗人咏宁夏作品〉读后》长文中的评说和感慨。见宁夏诗词学会编《宁夏诗词学会三十年〈夏风〉评论选》，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50—251页。
[6] 谭优学：《边塞诗泛论》，见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萃》，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7] 杨森君：《致当然的读者》，见《上色的草图》，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8]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9] 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10] 朱向前主编：《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11]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12] 秦中吟：《诗的理论与批评》，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13] 周振甫：《毛泽东诗词欣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9页。从地理内涵和修辞格分析“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大庾（yǔ）、骑田、萌渚（zhǔ）、都庞、越城五岭，绵延起伏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逶迤”（weīyí），绵延起伏。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福建、江西出发，沿这四省边境的五岭山脉，越过敌人封锁线，向西进军。乌蒙山绵延起伏在贵州、云南两省之间，气势磅礴，“磅礴”指雄伟。这两句话，运用了七种修辞手法：①互文格，即“五岭逶迤”而“磅礴”，“乌蒙磅礴”而“逶迤”。②比喻格，五岭、乌蒙的逶迤磅礴，像“腾细浪”“走泥丸”。③引用格，“走泥丸”本于《汉书·蒯通传》的“坂上走丸”，泥丸从山坡上滚下来，成一条起伏跳动的线，可比山势的起伏。④映衬格，雄伟的五岭、乌蒙与渺小的细浪、泥丸构成映衬，衬出红军高大的形象来。在红军眼里，高大的五岭乌蒙不过像渺小的细浪泥丸。⑤婉曲格，在映衬中，含有红军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显出红军英勇无敌，这个意思含在内，故为婉曲格，⑥摹状格，描写山势的逶迤磅礴，即为摹状。⑦对偶格，这两句对偶极工。在这七种修辞法中，最重要的是映衬格和婉曲格，衬出红军的高大形象，英勇无敌，把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看得毫不可怕，一一加以击破，突出红军的英勇无敌。
[14] 朱向前主编：《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15] 周啸天：《沁园春·雪》，载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16] 红四、红二方面军，1936年10月9日和22日分别到达甘肃省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17]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陈毅《西行》，毛泽东改定。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18] “旄头”出自唐朝王涯《从军词》三首之一：“旄头夜落捷书飞，来奏金门着赐衣。白马将军频破敌，黄龙戍卒几时归。”
[19] 朱向前主编：《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另一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20] 戴剑华：《董必武与毛泽东》，见董德文主编《董必武研究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21] 参见曾珺《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迹的由来》，《党史博览》2015年第11期。
[22]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23] 人民网记者周志忠、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喻通：《毛泽东应宁夏同志嘱书〈清平乐·六盘山〉》，http://news.sohu.com/2003/12/26/38/news217483868.shtml，2003年12月26日20：07人民网。
[24] 曾珺：《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迹的由来》，《党史博览》2015年第11期。
[25]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26] 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上、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4页。
[27] 董必武：《董必武诗选》（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8] 董德文：《坦直忠诚报国家——读董必武诗歌感想》，载董德文主编《董必武研究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167页。
[29] 孙宏严、吴淮生：《壮歌照青史 诗笔绘江山——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原中央领导同志咏宁夏的诗词》，《共产党人》2005年第8期。
[30] 程国君、李继凯：《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及史诗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31]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32] 王亚凡（1914—1961），原名正雅，河南内乡人。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1960年底下放宁夏农业第一线，1961年1月8日在灵武去世，葬于灵武县烈士陵园。
[33] 火会亮：《快乐的花儿诗人》，《朔方》2013年第2期。
[34] 高深：《致诗人》，《宁夏文艺》1980年第1期。
[35] 谢冕主编：《中国新诗总论》（1950—1976）第3卷，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分卷主编吴思敬《导言：在政治纠缠中行进的诗学》，第21页。
[36] 罗飞，1925年出生，江苏东台人。1943年因战争辍学，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银杏树》《红石竹花》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罗飞是一个向往春天，追求太阳的诗人。”见杨梓主编《宁夏诗歌史》，第106页。情理之间，折翼的鸟执着地追问生活，歌咏生命，燃烧激情，为精神为理想辩护。
[37] 如不严格确认诗人的地域身份，那么与宁夏诗歌结缘颇深的雷抒雁，伤痕反思的诗歌创作影响不小，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父母之河》，颇为接近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杨梓将这首诗选入《宁夏诗歌作品选》，阳光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204页。
[38] 秦中吟：《登贺兰山主峰》，《朔方》1987年第3期。
[39] 郎伟：《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写作是为时代作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40] 石天：《在“塞上诗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文艺通讯》（增刊·“塞上诗会”专辑），宁夏文联《文艺通讯》编辑室、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编，1982年8月印制。
[41] 参见《文艺通讯》（增刊·“塞上诗会”专辑），宁夏文联《文艺通讯》编辑室、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编，1982年8月印制。
[4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导夫、薛刚、权锦虎、杨云才、刘中等以《宁夏青年报》为阵地……为宁夏诗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参见杨梓主编《宁夏诗歌史》，阳光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3] “无论在宁夏、在西部、还是在全国，《黑火炬》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是西部诗歌的重要硕果，其放射出的诗性的光芒，必然照耀一代年轻的诗人茁壮成长。”《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杨梓跋《肖川诗选》，阳光出版社2014年版。
[44] 陈继明（1963—），甘肃甘谷人。1984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宁夏泾源县第一中学、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现为北方民族大学），曾任《朔方》杂志编辑和宁夏文联专业作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珠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45] 哈若惠：《喧嚣的寂寞——陈继明诗〈对一个地方的怀念〉赏评》，《一片冰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46] 《宁夏通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通志》第十九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126页。
[47] 新时期朦胧诗之后，西部新边塞诗歌的风潮强健，使贾羽早期在“北方”时序风物的审美抒情中去考量人生和世界，后来从外在的强悍抒情转向象征或隐喻的内敛沉潜。跨世纪开放的西潮中贾羽又受西方现代派诗学影响，哲学性的审美倾向越来越明显，更加注重诗人自我的精神性探索。正如他决绝的宣言：“人应该敢于不断地否定自己”。因此，后期创作“在追求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下，贾羽的诗歌不再属于宁夏，回族，北方，中国，而属于整个世界”。《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中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请参阅《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当代卷》，阳光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8页。
[48] 西渡：《传统的投影及其当代化》，《文艺报》2020年12月30日第8版。此文重现阐释了新诗与旧体诗的辩证关系。
[49] 牛学智：《在当代宁夏文学史的角度看宁夏古体诗词创作》，宁夏诗词学会编《宁夏诗词学会三十年〈夏风〉评论选》，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
[50] 张富宝：《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宁夏70后诗人创作述评》，《朔方》2020年第11期。
[51] 倪万军：《新世纪以来宁夏诗歌创作简论》，《名作欣赏》2015年第10期。
[52] 耿占春：《序：地方书写的意义》，见杨梓主编《宁夏诗歌史》，阳光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