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实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交谊

——纪念李文实先生百年诞辰

顾潮

李文实（得贤）先生与我父亲顾颉刚先生最初相识是1937年2月，在南京蒙藏学校。那时父亲在北平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为培育人才推进历史地理研究，也为唤起国人对边疆地理与民族问题的关注，他创办《禹贡半月刊》，组织禹贡学会。此次他为禹贡学会事宜去南京，受邀出席蒙藏学校开学典礼，做讲演并参观。他为学校中生气勃勃的风貌而感动：“这许多不同种族的人民，在从前是漠不相关的，而今日竟能在‘团结为一个国族’的目标之下一齐努力迈进，这真是一个大觉悟，前途有无尽的希望。”[1]父亲见到该校学生李文实先生，得知其来自青海，“热情给予鼓励”，并嘱其“搜集有关民俗资料，和徐芳与方纪生联系”[2]。那时父亲主持风谣学会，在南京《中央日报》发刊《民风周刊》，由徐芳、方纪生二人编辑，父亲特向李先生邀稿，征集青海民俗资料。

“七七”事变后，父亲应中英庚款董事会聘，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其他委员还有陶孟和、王文俊、戴乐仁、梅贻宝诸先生。李先生此时已在西宁回教中学任教，1937年10月父亲与陶、王二先生去西宁考察教育情况，出席省教育厅召开的欢迎会，参观各校，到回教中学演讲，与李先生重逢。李先生回忆说：他们三人在演讲中“阐述青海在中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和抗战中的重要性，是青海建省后第一次接待专家学者的讲学，为青年学生们开阔了眼界”（《顾颉刚先生与西北》，见《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李先生也向父亲介绍了西北政学界情况。次年8月父亲再次去西宁，与戴、梅、王诸先生商议创办湟川中学之事，又见到李先生。父亲写联赠予他：“万山不隔中秋月，百年复见黄河清。”这副被李先生珍藏的对联，可惜在“文革”中与父亲赠予他的立轴横幅等都被付之一炬了。父亲通过此次历时一年的考察，目击当地汉、蒙古、回、藏各族冲突的情形，方才认识到边疆问题不单是外国侵略的问题，也是国内各民族间矛盾的问题。此后他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希望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

1940年青海省保送一批学生，到四川、云南报考大学和边疆学校，李先生也在其中。6月1日他们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参观时，父亲恰好在此任教，主持该校国学研究所。他听说有一批青海学生来，便与齐大教授张伯怀一起迎接（张先生还担任成都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主任，在茂县、西昌等地办有医院、学校，每逢暑假即在成都召集齐鲁、华西、金陵等大学学生组织旅行团前去服务），招待大家。父亲当日日记写道：“到研究所待青海学生，与伯怀谈。青海学生四十余人至，开一简单之欢迎会，到校中食堂吃饭……送之至万里桥而别。”“今晚同席：姚启明、王少夫夫妇、李得贤、鲁宗宝、韩华、刘志纯等四十余人（以上客），张伯怀、予（以上主）。”（《顾颉刚全集·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李先生回忆说，父亲与张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业，建设边疆”（《顾颉刚先生与西北》，见《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1941年，李文实先生入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他不仅学习优秀（由父亲日记可知，其所授“中国地理沿革史”课，李先生的成绩是95分，在班上名列第一），而且与父亲在学术上多有交流，相知甚深。当时父亲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创办《责善半月刊》，指导学生治学之术。是年10月，父亲将李先生8月19日、9月1日两封来信，分题《释“白教”与“吹牛拍马”》《补释“吹牛”及“嘉麻若”》，发表于该刊2卷14期《学术通讯》。之前父亲在该刊发表的《浪口村随笔》内，有《吹牛拍马》一则，介绍西北风俗，故李先生在来信中论及。李先生服膺父亲对古史古籍的考辨，但他提醒父亲“发蒙振聩之功未竟”，“系统整理之事未竟”，“倡说宣扬之事未竟”，“至祈先生稍拒社会应酬，俾得专力完成此盛业”（1944年7月30日李文实来信，见《顾颉刚全集·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父亲认可此言：“十年来人事纷纭，不但无暇作文，亦复无暇读书”，“此不可不改弦易辙者”，并寄希望于李先生，“兄知我，幸他日助我成之”（1944年8月5日父亲复信，见《顾颉刚全集·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

鉴于边疆问题日亟，1941年父亲和一批史地、考古、人类、民族、宗教、社会、语言等专家在成都组织中国边疆学会，欲调查边疆实际情况，共筹适宜的对策。在父亲当时日记里，拟有一份“边疆工作可用人才”名单，其中即包括李文实先生。3月1日，边疆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在成都的各方面专家学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公推父亲为理事长。李文实先生与其他几位青海学生也由父亲特约赴会，在会上李先生认识了韩儒林、冯汉骥等先生。后来黄文弼先生来成都，父亲也将这位西北考古专家介绍给李先生认识。

1942年，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邀父亲主持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工作，请了许多蒙古、藏、阿拉伯等语言文字专家，翻译《三民主义》《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李文实先生对蒙藏语十分娴熟，父亲也请他暑期去该会工作。

抗战胜利，李先生亦大学毕业。当时父亲任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邀李先生去修志馆任职。当时在该馆工作的还有史念海先生，史先生说：“在未识文实先生之时，已数闻颉刚先生道及。颉刚先生门下学侣辈出，颉刚先生独多称道文实先生，已知其不凡。”相识后，“获聆其娓娓言辞，仿佛泉涌，而又头头是道，不禁为之心折”（《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史念海先生序》，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二人自此结为好友。

不久，父亲又邀李先生去江苏省立徐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当时我母亲任该校校长，因养育我们姐妹，家累甚重，特望李先生助其一臂之力。李先生在任教之余，还担任南京西北通讯社的工作，1947年寒假中他到苏州，请我父亲寻出抗战中有关边疆民族的论述，交《西北通讯》发表；当年该刊第一至四期陆续刊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等文章。其中《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是父亲在重庆中央大学、中央组织部及边疆学校等处的几次讲演底稿，“因为其内容大体上都有相通之处”，由李先生“将它合并起来，整理成这一篇长文，分期在本刊发表”（1947年4月20日李文实按，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

1947年秋，李先生赴兰州大学工作。兰州大学是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决定在原甘肃学院基础上扩建的国立大学，由辛树帜先生任校长。辛先生原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他热心教育，气魄宏大，从南方各地聘请了许多专家，组建了文理、法商、兽医学院及医学院。他请我父亲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而父亲因苏州、上海两地工作甚忙，一时无法抽身前去，便请史念海先生代理主任，又请李先生去历史系任教。1948年6月，父亲赴兰大就任，协助辛先生处理校务，并开“上古史研究”课，讲授古籍源流及古史中主要问题十余端。能从繁忙的社会活动中脱身，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工作，父亲感到“自‘九一八’以来，十七年中，无如今日之心胸开朗者”（是年9月17日日记，见《顾颉刚全集·日记》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他想通过此次讲课把自己三十年之研究组成一个系统，将学生的听课笔记交李先生整理，待自己改定后便可编为《古史钥》一书付印。但由于时局动荡，年底父亲不得已匆匆返沪，授课计划中断，《古史钥》一书竟无法完成。现在《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卷七《上古史研究》，便是父亲在兰大所讲，其中第一篇“序论”，即出自李先生的记录稿。在兰大期间，父亲住处与李先生家相邻，他的生活全由李家照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父亲在家信中多次谈到李先生的关照，说他“为人太好，肯帮人家”。父亲在兰州时，当地人士成立中国边疆学会甘肃分会，推父亲任理事长。该会在兰州《和平日报》发刊《西北边疆周刊》，由李先生与谷苞等编辑。

1950年，父亲在上海撰写《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历时半年成十二万言。此文研究我国古代西北历史，探索当地许多原始种族如何演进，文化如何融合，以求弥补史籍中的空白。他邀请李先生自西宁来沪相助，二人合作研究的时间虽不长，但收获十分可观。父亲在此文“引言”中写道：“尤其高兴的，李得贤君来到上海，帮助我搜集和整理材料，他是青海化隆人，记得那边的历史、地理、语言和风俗特别多，给我以不少的启发，使我不致冥行迷路。”（见《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父亲所受的“启发”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如是年5月23日日记：“将文实所补大小金川节写入《羌戎》文，又添千字。”（见《顾颉刚全集·日记》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多年后李先生给我来信谈到此事：“当时即住在武康路您们家中。那时刚师写《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一书将完稿，我曾参与讨论，刚师很高兴，即采纳了我一些意见，并嘱我代为搜集一些有关资料，因而我每天去合众图书馆去查抄。那时起潜先生任馆长，给我很大方便，我得以查看了好多书，并抄集了有关河源问题的资料，从而对古史上羌戎地理和文化，有了些粗浅认识，刚师鼓励我对此问题加以专门研究。”（1998年9月27日信）李先生对“河源问题”的研究，在父亲是年6月29日日记中也有记载：“看文实所写《隋唐元明之河源问题》。”（见《顾颉刚全集·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父亲这篇长文对李先生有很大影响，他晚年在《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自序》中谈到当时所受“启发”：“我生长在藏民原生息居住的地区，幼年时代也稍懂得一点藏族和撒拉族的语言。后来上高中时，学了两年藏文，等到上大学时，才发现《史记》《汉书》所载西徼古地名，多从音译，但还不知道这里还存在着个古今音之异读”；读了此文后，“得到新的启发。便提出《禹贡》雍、凉地名，多名从主人，而后世注家，多未晓其义，概以汉义为解，殊未得实。先生听了大喜，嘱为撰文，并勉励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只要开好头，以后便会得作深入的研究。’”从上面引述的“尤其高兴的”“听了大喜”等语，反映出当时父亲是何等欣喜，他为得到李先生的帮助而高兴，也为李先生选定了研究方向而高兴！

当时李先生的确一心想随父亲从事羌戎文化研究，正如他给我的信中所说：“是年七月初我去香港，钱宾四师正在那里办新亚书院，问我愿不愿留在那里？……我都未考虑，一心想回沪从刚师从事羌戎文化研究。九月初回沪，移居淮海中路某坊（在茂名路附近），但随时仍去武康路从刚师问学。五一年一月，我家属带两个小孩来沪……大概是那年三月间，我为了久居计，即在刚师和师母同意下，移居苏州悬桥巷，因为刚师藏书都在那里，极便于查考。”但天有不测风云，1951年7月初，李先生因1950年去港之事突遭公安局秘密拘留，研究之事遂废弃。当时父亲去苏州得知此事，在日记里写道：“文实籍青海，不能与马家无关系，然齐大毕业后马步芳令其任教厅长而不为，宁为徐女师及兰大教员，其无心仕宦可见。……今年渠到苏，极欲闭门读书，而政府竟不许之，未免可惜。”（是年7月10日，见《顾颉刚全集·日记》卷七，中华书局2010年版）以后父亲对李先生家属的生活仍很关心。

李先生蒙冤入狱失去自由近三十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仍未获平反，只能因病回西宁就医，此时他已是白发斑斑的老者，半生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被荒废，如此坎坷的经历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1979年父亲接他来信后，不顾年老体衰，复信道：“接来书，为之怃然。你的命运太不好了，我分当为你出力。”（是年4月14日信，见《顾颉刚全集·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当时史学家钱海岳先生的遗稿《南明史》由其家属交与我父亲，请设法整理付印，父亲认为这项工作李先生最能胜任，并且可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在此信中一一为之安排。以后李先生整理《南明史》数年，终因西宁书少，许多资料无法搜集查对，难以完成。

在此后的来信中，李先生依旧挂念父亲的学术研究。如1979年4月20日李先生来信，谈及“鸟鼠同穴”，这是父亲一直关注的问题。《尚书·禹贡》篇中有“鸟鼠”地名，“鸟鼠同穴”问题历来备受经学家的争议，抗战初父亲借西北考察之机顺路去甘肃渭源鸟鼠山考察，并与当地人士探讨，后将此事记入《西北考察日记》。李先生被“劳改”期间曾在柴达木山中牧羊，偶然发现当地“鸟鼠同穴”现象，他记得父亲关注此事，来信将自己所获提供给父亲参考。父亲将其录入读书笔记《林下清言》，题《李文实谈“鸟鼠同穴”》（见《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卷十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又如李先生读到父亲《史林杂识》，对其中“门”“瓜子”的论述有异议，便将自己所知情况来信告之。父亲复信表示感谢，并说：“他日此书重排，即当照改也。”（1979年9月12日信，见《顾颉刚全集·书信集》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但不久父亲病逝，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80年以后，在史念海先生力促之下，李先生恢复了羌戎文化研究，他给我来信说：“从古地名义一端写了十几篇文章，实与刚师所著有所联系。”（1998年5月19日信）其中《吐谷浑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考察》，即是受父亲《羌戎》一文论述西秦所设沙州即在浇河郡境内的启发，具体考定沙州故址即在今青海贵南县，但“可惜先生已不及审定了”（《顾颉刚先生与西北》，见《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以后李先生将这些论文编为《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寄赠我一册留念，他自谦此书“与刚师当年的期望是差得很远的”（1998年9月27日信）。史念海先生为此书撰写序言说：“颉刚先生教人，每因其特性，为订从事有关课题。文实先生籍隶河湟之间，命其钻研西陲。”他称赞此书：“如颉刚先生长寿至今，文实先生大著是会受到特殊称道的。”

如今，他们均已离开我们而远去，但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奋起救国的赤诚，他们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古代边疆历史地理孜孜不倦的研究，都是后人应该认真继承的宝贵财富。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李先生百年诞辰的意义所在。

2014年8月于北京

该文全面回顾了李文实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交往和友谊，基本勾勒了文实先生的学术成长史。文章顺时叙说、交代清晰，写法细腻、资料翔实，文风朴实、语言流畅，感情真挚、亲切感人。全文以文实先生的才华、志趣、品德展现和顾颉刚先生的关爱、提携为基础，突出了二人的学术交往，读后对学术大师的大家风范不由景仰、叹服。——蒲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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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通讯一束·张俊德来信按语》，《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王煦华：《顾颉刚先生与西北》，《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