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初期的话语资源

泓峻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以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开国大典为标志的话，那么，新中国文学的诞生则应该以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为标志。在这次大会上，即将被选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他的“总报告”中自豪地宣告，“五四”新文学经过30年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时，“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文艺已经在理论上解除武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法西斯文艺”也已经“受到全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唾弃”；“欧美没落资产阶级文艺影响之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理论已经完全破产”，“曾经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之下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也逐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队伍日益壮大，方向日益明确，因此就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而在此之后，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46]

郭沫若此时对文学史的描述，洋溢着胜利者的乐观与自信。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自它产生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几次短兵相接的较量中，其声势不仅盖过了直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官方“右翼”文学，而且也压倒了曾经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文学。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反共的“右翼”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已经不可能再在大陆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来就处于边缘地位的商业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复古派文学也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自由主义阵营的作家与理论家，要么远离文学，要么开始向“左翼”文学靠拢。因此，新中国文学直接承继的是以延安文学为正统的“左翼”文学传统，而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绝对权威的话语；其次是苏联文论，这种话语资源在许多理论家那里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相互阐释，但同时，在另外一些理论家那里，它们成为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部，由于理论家革命经历不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途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特别是在“左翼”文学内部所处的位置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了不同的理论立场，形成了以周扬为代表的作为毛泽东延安文艺思想代言人的力量、以茅盾为代表的试图维护“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力量、以胡风为代表的试图坚守鲁迅文学精神的力量。它们之间曾经就一些文艺问题有过论争，但到40年代后期，后两种力量也已经开始向第一种力量认同，被第一种力量所改造。20世纪50年代一些文艺问题的论争，大部分是40年代的延续，而代表延安文艺方向的理论家的正统地位与话语权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作为一种边缘形态的理论话语，也介入了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但它们是在被主流话语汰选改造之后，以“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名义，从中提取出一些符合主流话语需要的概念与命题，从而参与这一过程的。

为了还原历史语境，本文作者以洪子诚编选的《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为样本进行了一次文本调查。结果发现，在该书所选的1950—1959年十年间发表的46篇文章（包括领导人讲话、作家创作谈、小说理论、小说批评、座谈会纪要等几种类别，有些是节选）中，作为正面论据直接引用他人理论观点的有34处，其中涉及毛泽东15 处，涉及俄苏文论家14处（高尔基4 处，马林科夫3 处，法捷耶夫2 处，列宁、日丹诺夫、杜勃罗留波夫、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各1 处），其余涉及鲁迅3处，恩格斯1处，周扬1处。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本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使用的话语资源的一些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