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范围与现实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史，也就是人类在海洋航行和贸易的历史。其内容主要是阐述和研究人们的航海贸易和海洋文化活动。研究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对发展广西海洋经济贸易和海洋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启迪和指导作用。

一 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范围与对象

广西沿海地处南海北部湾的“金三角”。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明史的形成与发展曾产生巨大的作用。人类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动始终深刻地反映并严格地受制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贸易等诸多因素。以《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我国汉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为例，如果不是汉朝在合浦推行官方的航海贸易活动，隋唐便不会继承航海贸易事业产生“广州通海夷道”；如果不是传承宋元时期中国丰富的航海贸易遗产，明朝就不会产生著名的郑和下西洋这样大规模世界性的远洋活动，促使中国航海贸易事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见，海上丝绸之路史一方面与航海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史实质上是航海贸易史研究的范围，是一门多层次、多系列、多学科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的学术。

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的范围，主要有如下几方面：①历代航海贸易的时代背景及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②历代统治者制定的航海贸易政策、措施及影响；③历代主要航海活动事件及与航海活动相关的港口、航道及地位演变；④航海（包括造船）技术的应用与演变；⑤航线与海外贸易的兴衰与发展；⑥航海贸易管理机构及其沿革；⑦航海贸易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上述七个研究范围，牵涉到交通史、海港史、海军史、贸易史、造船史、渔业史等方面，而且各方面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促进。海上丝绸之路航海贸易属于海洋经济范畴，其研究对象，要以史籍文献为依据，参考文物遗址和口碑资料，并围绕航海贸易活动事件，研究并阐述它们的时代背景、航线、航技、港口、海外贸易等重点因素，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以便勾画出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中衰、振兴和繁荣的基本轮廓及历史演变过程。

“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起自古都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敦煌等地，由新疆出国，再经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处而达地中海，以古罗马为终点，全长6000多公里。这条路被认定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陆上商贸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产的丝绸等商品，后来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西汉时，中国船舶由徐闻、合浦等港口起航，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横渡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这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条印度洋远航路线，也就是中国第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我国航海又开辟了“广州通海夷道”，经今东南亚，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西亚，并与古罗马商人进行贸易。这条由航海开辟的航路，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船舶航海出口往世界各地的贸易，货品从丝绸到瓷器再到茶叶，形成了一股海上经商热潮。宋元时期，由于航海造船技术的提升和指南针的应用，中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明代郑和组建200多艘海船远航，七下西洋，标志着中国航海和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这条丝绸之路源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兴盛于唐朝，扩展于宋元，延伸于明清，一直延续至今。“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是古代乃至当今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东西方借助海洋进行交通外贸往来的代名词。因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已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采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它的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欧洲经济圈。因而，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是指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共同发展的倡议，合称为“一带一路”建设蓝图。2013年9月至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了中国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政府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由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由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由中国经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其中，南宁已被打造成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重要平台。在广西，以南宁为起点，向南经钦、北、防三市和崇左，沿途通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构建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再以南宁为中心向北沿途经过贵州、四川、甘肃、新疆等省，构建“兰州—南宁”通道、“广西—波兰”通道，形成中南半岛和大西北地区的南北大通道，以及广西至欧洲的通道，奠定了广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地位。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思想的提出并付诸实践，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在新时代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拓宽发展空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辑自《北海图录》）

2017年4月19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合浦汉代博物馆和铁山港码头，都与“一带一路”有着重要联系，北海具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我们现在要写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广泛响应，这是人心所向。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大开放大开发，进而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首站来到北海，要求广西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为广西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实干成事，我们要认清形势，解放思想，更加坚定信心，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建成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的最新定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我们必须大力打造向海经济，奋力舞起“四大发展”的龙头，谱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篇章，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二 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广西的航海贸易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兴盛于隋唐，繁荣于宋元，转变于明清，中衰于近代，振兴于现代，辉煌于当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链环。

（一）发轫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先辈们便在今广西沿海劳作生息，“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用独木舟和木筏从事原始的航海活动。先秦时期，中国已与东南亚的“越棠国”（今马来西亚半岛）有贸易往来。合浦所产的“明珠”已和舶来品一起销往中原。到了秦汉时期，秦军开凿灵渠运河后，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和广西独立入海水系连接成水运网络，使广西内河成为我国在华南地区贯通中原、西南和出海的水运通道。其中，桂林、柳州、梧州、贵港、合浦成为广西水上交通的重要商埠和节点，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中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汉武帝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中国便拥有对南海和北部湾的管辖权；汉代，中国船舶利用风帆和季风，由合浦郡沿海远航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使广西沿海变成“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和梧州、贵港、合浦汉墓出土的外国舶来品便是见证。孟尝的“合浦还珠”、马援南征交趾的故事，流芳百世。先辈们在广西沿海留下的汉代遗物，以及“伏波庙”“海角亭”“天涯亭”等古迹，给后人树立了开发海洋的榜样。在广西，秦军修凿的灵渠和马援疏浚桂门关成为中国较早的航运工程之一。外国使者和商贾经交趾、日南抵达中国，一般由合浦登陆，溯南流江北上，过桂门关，入绣江（北流江），出浔江，抵苍梧（今梧州）后逆桂江（漓水）而上，过灵渠，到达湘江等长江水系，再辗转长安或洛阳。中国的商品也沿着这条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出口，从云贵川或中原地区进入西江流域再转合浦出海往东南亚或南亚各国。

（二）兴盛时期。隋唐五代，广西的海洋开发更胜于前代。节度使高骈驻军海门（今廉州镇至冠头岭一带），使广西沿海成为唐朝的军事、水运和外贸基地。高骈派兵修凿江山半岛的“天威遥”运河，疏通“交趾航路”，使广州、合浦至交趾的海运航线更加畅通。汉韵唐风，丝路昌盛。钦州古城、久隆古墓群、西坑运河和雅子冲窑场是“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遗址。其中，钦州古城是南朝至初唐时期安州州治所在地，曾对广西内河和外海航运及海上贸易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久隆古墓群是广西沿海地区酋帅宁氏的家族墓地，其出土文物反映了隋唐时期广西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西坑运河遗址位于钦南区犀牛脚镇，沟通大风江与钦州湾的水路，与江山半岛的“潭蓬运河”相连，钦廉船舶可直达交趾，使广西沿海航路更加安全便捷。雅子冲窑场遗址则是桂南地区发现出口规模最大的唐代窑址，其出土文物成为唐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点文物。

（三）繁荣时期。宋元时期，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就，在古代中国航海贸易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在航海和贸易方面，钦廉成为中国对交趾的主要互市之地，也是东南亚和西亚、非洲西海岸的一些国家向中国“进贡”的海上转运之所，钦州、廉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第二，在海产方面，广西沿海发展了“珍珠产业”和“海盐产业”。其中，合浦珍珠，驰名中外。廉州盐场也成为宋元朝“中国七大盐场”之一，并成为朝廷的重要税源。第三，在海洋管理方面，宋朝设“廉州沿海巡检司”和水陆驿站，元朝设“廉州市舶提举司”和“廉州采珠都提举司”，专职接待番舶，管理外贸和采珠活动，收取“海舶”税，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管理航海贸易的机构。第四，在造船技术方面，当时钦廉沿海能造一种大海船，称“木兰舟”，船容数百人，“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深涉南海，径数万里”[1]，在当时中国处于航海领先水平。第五，在海洋文化方面，以曾在钦州任职的周去非教授的著作《岭外代答》为代表，传播和介绍了海洋文化知识，使更多的人知道了广西、了解了广西。

（四）鼎盛时期。明代是广西海洋历史文化的黄金时期。明初，统治者曾对航海贸易实行开放政策。其中，明永乐三年（1405年）起，郑和七次下西洋，组建二百多艘海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历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使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走上鼎盛时期，并成为海洋大国。明初，广西开发海洋的规模，更胜于前代。一是，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二百多年间，明朝皇帝曾十八次下诏广西沿海采珠，推动“南珠产业”和“南珠文化”的发展。其中，以弘治十二年（1499年）规模最大，出动海船一千多艘、人员一万二千多人，获取珍珠二万八千两。二是，明朝时广西沿海大规模的漕盐，促进了钦廉海产的发展。其中，廉州府共建立十五个盐场和盐仓，并设立“海北盐课提举司”管理，将廉州海盐销往广西全境和贵州、湖南等地，促使广西沿海成为明朝中国的主要盐场之一。三是，明朝重视廉州的海外贸易。明初曾设“云屯市舶司”、廉州市舶太监、税课大使和钦州长墩岛市舶司管理钦廉和交趾的海外贸易，是中国重要的市舶司之一。四是，明朝加强廉州的海外交通。明朝中期曾增开“广东海道”，即在“廉州冠头岭发舟”，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往来。由上可见，明朝在采珠、漕盐、外贸、海上交通四个方面的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钦廉沿海的“天后宫”（天妃庙）遗址，见证了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五）中衰时期。明末清初，统治者由于“重农抑商”的思想作怪，闭关自守，多次实行“海禁”政策，使中国的海洋事业走了下坡路。其中，康熙元年（1662年）的“迁海令”，对广西航海贸易事业破坏最大。沿海商人、渔民三次迁往内地，无法出海营生。涠洲岛被“禁封”，居民被驱赶，造成了“地方凋零”“四乡无墟市”“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2]的悲惨景象。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使刚得到发展的广西民间海外贸易一度受到严重摧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收复台湾后，即实行“开禁”，并设粤海关管理两广沿海贸易。乾隆元年（1736年），清朝设廉州口海关，以促进广西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设关以后，钦廉地区的商业才一度得到恢复，安南、暹罗等国的商船纷纷抵达钦廉贸易。

近代广西航海贸易发展艰难曲折。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北海、龙州、梧州先后对外通商。1883年法国侵略者挑起中法战争，当时法军曾侵略中越边境，封锁北海港。1906年11月，清政府总理衙门同意广西巡抚的请求，开放南宁对外通商口岸。随着主权外丧，英、法、德、日、美等国纷纷在北海、龙州、梧州、南宁设立了领事府、洋行、教会等。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以涠洲岛为据点，炮击我国渔船商船，封锁钦廉沿海，轰炸梧州、钦廉，造成钦廉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全部停顿。1939年，日军从钦防登陆，从海上入侵广西境内。1941年3月，日军又侵占北海，大肆烧杀抢掠。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近代广西民族航业发展艰难，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严重受阻。尽管如此，广西民族船商仍然在外轮的排斥下，在逆境中为广西海洋运输做出贡献。

（六）振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水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上半年，广西海员支援大军解放涠洲岛、海南岛和万山群岛，在支前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下半年，广西恢复与香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1952年6月，广西轮船公司成立并分别在北海、梧州设分公司。1953年1月，北海港务、航运合并成立北海航管处，大力发展海上运输。1954年8月，北海人民艰苦奋斗，依靠人力兴建了外沙西港口。1956年6月，中国外轮理货分公司在北海成立。8月，南宁港务局（后改为南宁市航运管理局）成立。1957年10月，贵县港务所成立，隶属梧州航运管理局。此后，北海、梧州、南宁、贵港重新成为中国重要对外贸易口岸。20世纪60年代，广西处于援越抗美的前哨，防城港开建“322工程”，北海港开建“6981工程”，并在北部湾开辟“胡志明”小道，运送大批援越物资，为履行国际主义做出巨大贡献。1974年，国务院批准将防城港扩建为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1983年10月1日，防城港举行开港典礼，宣布正式对外开放。1984年4月，中央宣布北海为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并动工兴建石步岭港区万吨级码头。此后，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

（七）辉煌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呈现出最辉煌的篇章。1992年钦州市干部职工捐资建港，动工兴建了万吨级泊位，实现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建设钦州港的夙愿，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市场运作，投资主体多样化”的建港路子。1994年10月，国务院批准防城港、东兴、企沙、江山成为国家一类口岸。2006年，经国家交通部批准，广西沿海三市的北海港、钦州港、防城港国有港口企业重组整合，统称为“北部湾港”，组建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回归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广西的港口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有力地促进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北海、防城、钦州三港先后开辟了广西至北方各港内贸集装箱航线以及广西至东南亚、美国、欧洲的集装箱外贸国际航线。同时，开通了广西沿海港口至云南、贵州、重庆、四川的五定班列。特别是广西沿海至波兰马拉舍维奇班列的运行，开辟了一条从东盟国家经广西连接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直至中亚、欧洲的国际陆海贸易通道。

2016年，广西已拥有水路运输企业346家，船舶8760艘（其中，内河8056艘、沿海587艘、远洋117艘），客位11.6万。全年完成货运量2.66亿吨，货物周转量1332.87亿吨公里，客运量560.99万人，旅客周转量26976.16万人公里。同比增长7.57%、5.39%、5.23%和-0.32%。其中，贵港市、梧州市、南宁市分别拥有运输船舶3260艘，载重466万吨；796艘，载重793万吨；1130艘，载重115.6万吨。在内河运输方面，贵港市完成货运量14425.6万吨，周转量3998914万吨公里；梧州市完成货运量2442.9万吨，周转量613309万吨公里；南宁市完成货运量3486.5万吨，周转量1717969万吨公里。与上年相比，贵港、梧州、南宁货运量分别增长了15.37%、9.07%和6.86%。另外，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海上运输完成货运量分别为736.75万吨、2352万吨和1374万吨。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5.85%、-0.36%和5.52%[3]。与此相配套，广西的海洋工程、航务工程、造船工业、通讯导航、船舶检验、救助打捞、环境保护等方面设施日趋完善。广西早已形成由港航、口岸、海事、船检、卫监、航标、救助等单位组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保障“一带一路”运行的行政体系，广西“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

三 加强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意义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几千年的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史，是众多的先驱者和劳动人民在开发海洋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文化，是无数先辈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航商、商人、海员和征战将士，在海洋上顶风斗浪，历尽艰辛，航行在北部湾、南海以及通往印度洋的航线上，为中外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做出重大的贡献。由于外贸和军事行动，古代曾在广西发生过不少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参加者都有几万人，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一批又一批的航海家、军事家以及广西海洋事业的开拓者，为广西海洋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先辈留下来的遗产和精神财富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基础和动力。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具有认知和启迪功能。古代先辈在开发海洋的实践中，掌握了占星导航和季风的海洋文化知识以及造船使用风帆和尾舵的技术，为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提供了先决条件。所以，汉武帝时中国的船队能够由合浦起航往东南亚和西亚航行，明代郑和船队能够七下西洋，这些都证明中国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伟大业绩，可以让后人得到很多启示：必须开发和利用海洋文化。只有通过学习海洋文化，学习前辈改造社会与征服海洋的精神、气魄和方法，才能启迪我们的智慧，使我们增长才干，创造新的业绩。目前，广西有关部门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六个城市联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海上丝绸之路”纳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其目的就是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海洋经济和文化，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具有教化功能。一是海洋知识的教育，二是爱国、爱家乡的教育。广西航海发展史上创造了许多奇迹。1954年北海市人民艰苦奋斗兴建外沙西港口。一支由干部、工人、船员、渔民和居民共3800人组成的义务劳动大军，利用退潮间隙，全靠人力挖沙、肩挑，用14个月的时间，挖出外沙西港口，民间称“担港”。该工程奠定了北海市以港兴市的基础，体现出全市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美德。1992年，钦州职工干部踊跃捐资建设港口，为今日钦州大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用这些历史事实对人们进行教育，可以培养他们热爱祖国、敬岗立业的精神。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培养出一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员工队伍。因此，加强对人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教育，既是精神文明和海洋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增强全民海洋意识的途径。

再次，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有致用职能。认识海洋目的是利用海洋。海洋文化知识教育，最终是为了致用。宋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是“以鉴往来有资于治道”。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致用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为海洋经济管理及海洋工程技术进步等方面提供借鉴。另一个层次是在政策、方针及至战略决策上，为国家有关部门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发展规划时提供参考。

最后，研究广西航海贸易文化历史，必须重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东南亚、中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最近，中央提出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丝绸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与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国家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4]目前，广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除了拥有海洋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外，还拥有五大优势：一是海外贸易基础；二是产业基础和临港工业基地；三是海洋渔业和海洋运输；四是港口物流和海上旅游；五是人脉优势、文化认同和企业家队伍。所以，我们加强广西海洋文化的历史研究，从中找出航海发展规律，一定能挖掘潜力，发挥优势，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步伐。

早在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就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至今已硕果累累。马来西亚的槟城跨海二桥，泰国至老挝会晒大桥，印尼最大的泗马跨海大桥，长达800公里的中缅油气管线等项目，全由中方出资，中国公司承建。另外，华为输出通信技术，促进了印尼移动宽带建设的发展。2015年10月亚太九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实现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区域的基本覆盖。目前，我国发射了中星十八号等卫星，信号覆盖全球60%的陆地，惠及全球80%的人口，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地区提供了全方位的卫星通信服务。这一切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展示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与责任。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成功举办。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40多个国家代表，80个国际组织，共1600人出席，共同见证全球盛事。“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一带一路”建设包含基础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改善区域内各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区域内资源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内陆国家和边远地区的开发，有利于各国之间削减贸易投资成本与壁垒。所以，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加强对广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历史研究，是海洋文化与当前建设航海事业相结合，深入到改革开放的一种表征。因此，我们对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和挖掘，加大宣传力度，不但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自信，而且对普及国人的海洋意识，促进人们海洋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海洋历史文化的社会功能，更好地为广西四个文明建设服务，实现文化广西建设的目标。这就是我们进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