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知识分子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曾在抽象理性的角度对精神生产者进行阐释。费希特关于学者使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观念创造历史”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1]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影响，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曾立下“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志向。如果说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个体的理想境界的话，那么伴随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逻辑的彻底决裂，他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开启了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的新征程。

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下，“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人类历史活动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思辨的个人，而是从事实际的生产生活活动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正是从“现实的个人”而不是虚幻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关于人的“永恒理性”的思辨与假设，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知识分子“现实”的身份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是独立于“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牧师和农村居民”[3]之外的社会成员，他们既不同于脱离社会劳动的剥削者，也不同于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群众。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够标识知识分子本质身份特征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其脑力劳动的劳动方式，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脑力劳动的特殊方式决定了知识分子作为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具有社会制约性和精神超越性的双重身份特征。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生产生活受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生产状况的制约。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拓宽着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理性认识。然而，知识分子的认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客体能否进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知识分子理性的头脑，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甚至以往时代的思想材料和社会需要本身也构成知识分子精神创作的历史前提。任何具有现实理性而不是虚幻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5]。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与自由的文化创作体现其精神超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尽管存在资本的剥削和奴役，但是依然有些知识分子坚持一定程度的自由精神，例如弥尔顿在创作《失乐园》时，犹如春蚕吐丝一般，体现着知识分子在精神的自由王国里驰骋奔放。作家将自己的脑力劳动成果——作品视为生命，乃是对精神自由的最高诠释。总之，以精神自由的方式把握外部世界，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超越现实的精神气质。然而，在资本宰制一切的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超现实与独立自由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实现。恩格斯的经历较为典型，他以亲身实践的方式表现了知识分子超越现实、坚持崇高的精神追求。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长达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里，恩格斯“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6]。恩格斯走进工人的茅室蓬户，深入工人的生活疾苦，从工人阶级现实的苦难遭遇中寻求拯救被压迫者的方案与构想。恩格斯对此回忆说：“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7]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超越现实的功利而甘愿艰苦付出，是因为他们坚持更为崇高的理想境界和事业追求。

社会制约性与精神超越性是知识分子劳动方式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将知识分子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进行考察，结果发现：知识分子的生产劳动同样受到整个社会普遍生产规律——资本占有劳动——的支配。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私人占有统治一切，资本的扩张本性与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诗歌、艺术、文学等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相互敌对。资本事实上成为阻碍和抑制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决定性力量，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自由个性和超越特性完全被淹没在资本逻辑之中。以自然科学家为例，“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8]。不仅科学家难逃资本增殖逻辑的强权控制，而且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自由职业的律师、作家、教师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资本的强权面前只能被动选择让渡精神自由，因为“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9]，以至于原本属于人们精神世界的艺术、学识等文化现象却异化成为纯粹的购买与消费行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可以占有一切，资本可以战胜一切，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性与自由只能幻化成虚无缥缈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