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莒地文化与莒县文化

一 “莒文化”的狭义与广义

关于“莒文化”的含义，可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地理范围，二是研究范畴。首先，从地理角度来看，莒地和莒县之地域是不同的范围。考古资料记载，莒人源于沂山、蒙山、鲁山山脉，生活在沂河、沭河、潍河、泗水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这片广袤的土地称之为“莒地”，由此成为莒人整个族群生活过的自我形成相对稳定的地域。如前文所述，莒地可包括莒县、沂水、沂南、临沭、日照、五莲、诸城、胶南等县市。莒县是莒地范畴中的一部分，是位于今山东省日照市西部、面积1821平方千米的县级行政单位，下辖4个街道、15个镇、1个乡、1个开发区，共有1195个村，116万人口。莒县曾是春秋时期莒国都城所在地，是我国历史最悠久、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古城，故被誉为“千年古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27]因此，根据地理范围的大小，可将莒地的文化理解为广义的莒文化，而莒县内发生的文化则可视为狭义的莒文化。

再者，从研究范畴看，狭义的莒文化更多是从考古学意义上考虑，据不完全统计，莒地已发现各历史时期的古文化遗址3175处，约占山东省7707处古文化遗址的41.2%，古墓葬880处，约占山东省3005处古墓葬的29.3%。[28]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以以下典型器物为代表：陶器组合相对固定，陶鬲为鼓肩、弧裆、附高实足，簋为豆形簋，盘为盆或碗形，A型罐为鼓肩、曲收腹，还有瓮和器盖；铜器组合中，鬲为鼓肩、弧裆、高实足根。墓葬和器物的文化特征在鲁东南地区有广泛的代表性，分布范围北至安丘市、临朐县、诸城市和胶南市的南部，西到沂河西侧，沂水县、沂南县、临沂市和苍山县的西部，南达苏北的邳州市、东海县一线，东至海；分布中心在莒县和莒南县。时代集中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29]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山东莒县今年已在文物考古学界引起越来越大的注意，这是由于当地发现的种种遗存、文物，大多数极具特色，对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古代文化的研究有重要价值”。[30]广义的莒文化除考古遗存本身的因素外，还包含了国家、族属、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的内容，即莒地全部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莒文化源远流长，底蕴丰厚，是古老的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于齐鲁文化并对齐鲁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及做出巨大贡献，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莒文化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珍贵的物质遗存，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其精神流传至今仍可给人以启示。

本书讨论的是广义的莒文化。

二 莒文化的研究动态

长期以来，莒文化一直被低估乃至被忽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齐鲁皆为举足轻重的诸侯大国，而莒国仅为子爵小国，且“僻陋在夷”，自矮三分，作为承载莒文化的空间地理概念，自然影响了人们对莒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是鲁有孔子，齐有姜太公，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令人高山仰止，齐文化和鲁文化都有着较为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和核心内容，而莒文化则没有突出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思想，因而给人们研究认识莒文化带来了认知困难。三是齐有《齐乘》《管子》，鲁有《左传》《论语》，而关于莒文化的记载较少，主要散见于考古资料和极少的文史资料中，缺乏系统性，资料缺失是莒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四是齐有临淄，鲁有曲阜，千年以降，至今仍是城市文化的名片和象征，但莒自汉置城阳国王城，一降再降，至今只是一县之所，影响力与临淄、曲阜不可同日而语。[31]

近年来，随着莒地考古的不断深入，莒文化研究开始逐步推进。重建莒州博物馆，设立“莒文化研究院”，组建“莒文化研究会”“刘勰与文心雕龙协会”和“文心雕龙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组织。开展“莒文化研讨会”“莒文化高层论坛”“莒文化讲座”等全国大型研讨活动。通过对莒文化的渊源、区域、内涵特点等方面的深入发掘和分析，莒文化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已出版《莒文化研究文集》《考古发现与莒史新征》等莒文化研究专著15部，发表了《从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的文化年代》《莒文化的考古研究》《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莒文化中心的形成、发展和延续》《莒文化内涵初探》等学术论文近200篇。通过多年的成果积累，莒文化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和充分肯定。

2008年春，山东省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后，在山东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实施意见中，正式把“莒文化”列入了要重点弘扬的山东三大文化之一。这是莒文化第一次跻身山东三大文化行列，与齐、鲁文化并驾齐驱。[32]

三 莒文化的研究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各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全面启动，莒文化研究进入考古学阶段。鲁东南地区文物考古资料收获日趋丰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莒文化研究处在金石学阶段。莒器的认定是莒文化考古和莒史研究中最大的收获，为下阶段莒国墓葬发掘中族属和国别的判定打下了基础。70年代中期以后，墓葬资料逐步增加，莒文化研究开始走向深入，改变了以前仅限于文献和古文字考证的局面。自此，莒文化研究日益走向全面化和系统化。[33]

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考据方法是对地域文化的纵向研究，在莒文化研究中已经普遍应用。无论信古还是疑古，又都有其合理可取的一面：不“信古”，往往走入否定中国历史、否定民族文化之歧途；不“疑古”，往往陷入谜径而难识古史真面目。但信古、疑古，如果作为两个极端，即全部信从或全盘否定传统古史记载，都不科学。为此，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新材料补正传世文献。这种释古法，走中庸之道，力图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限于材料，真正恢复历史本相，只靠传世的古文献远远不够，只有把考古学与古史文献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正确之路。[34]

然而，我们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并不仅在单一的“过去”和单一的“现在”之间展开。所谓“过去”，是交织着种种矛盾与冲突的不同的思维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的调和与平衡，并由不同历史时间的“现在”叠合构成的过去；所谓“现在”，亦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群体的活动营造的现在。这些人群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喜好与情趣、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动机，种种差异，不但影响着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亦规限着他们的表达。每个个体的记忆，都经历了不同的传承过程，由不同历史情景与认知主体的选择加以过滤并重塑。[35]由此，我们认为田野工作能使经历者亲自体会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震撼，以此去除以往的文化偏见，并且培养整体的全貌观，不仅了解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而且能够理解不同层面之间如何透过人类某种特定行为整合在一起。所以，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切入，采取参与观察、座谈会、口述史等方式，对于从事活态文化事象研究、获取新知识来说，或许可以带来生机。

为此，本书调研组主要走访莒县东莞镇大店子村、大沈庄村，碁山镇褚家坡村、卜家村，桑园镇柏庄村、板石河村等村落，寻访浮来山定林寺、莒国故城、齐长城、刘章墓等古迹遗址，参访莒州博物馆、本色红色展馆等，并针对莒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对策展开座谈。参与座谈的部门包括文旅局、党史中心、史志办、莒文化研究院等，访谈对象包括乡镇和村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当地群众。本书企图从本地的历史中，尤其是本地民众的生存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中，去理解去追寻“莒文化”这一地域文化观念的变动与重塑，去探讨“莒文化”是否已经作为一种实体存在，这种文化观念何时在历史过程中被建构出来，其具体内涵是什么，以及莒文化开发的历史与现状、莒文化的当代价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