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钱钟书先生

初次见面

我第一次见钱钟书先生是在1980年，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是“文化大革命”后首届考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而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既没有收研究生，也很少与人来往，更不用说像我这样的后辈。1978年到北京之前，我在四川成都只是个中学毕业生，虽然喜好读书，坚持自学，但毕竟条件十分艰苦，环境相当闭塞，竟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钟书的名字。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其可怪可笑自不待言，但也未尝没有另一面的原因。钱先生的《谈艺录》《围城》等著作，1949年后在大陆销声匿迹，先生自己更韬光养晦，淡泊名利，自甘于默默无闻。其实在那种政治环境里，不求闻达也适可以远祸全身，所以在当时，钱先生的名声在海外实远大于国内。可是到北大后，我在图书馆见到一本旧书，即李高洁（C.D.Le Gros Clark）所译苏东坡赋，译文印象不深，但前面一篇短序是一中国学者所撰，讲唐宋文学流变及东坡赋特点，且不说论述精辟，单是那英文的洒脱隽永就使我大为惊叹，想不到中国人写英文竟有如此精妙者。过了不久我就弄清楚，这篇序的作者就是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我这时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奇书，而且书的作者还活在我们中间！尤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种读书无用、知识有罪的黑暗年代，《管锥编》的出现更有特别的意义，简直像在宣告天意不欲丧斯文于中华，中国文化经过了那样的磨难，仍然能放出如此绚丽的异彩！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图书馆读到海外出版的《秋水》杂志，上面重刊了夏志清教授《追念钱钟书先生》一文。“文化大革命”中海外曾讹传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夏先生这篇“悼文”便是这种讹传的产物。人尚在而悼念之文已刊布于世，这实在是天下少有的怪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原因，大陆和海外必不至如此隔绝，也就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篇妙文。于是我对钱钟书先生感到格外的有兴趣，读过《管锥编》几则文字之后，更对钱先生由衷地敬佩。

1980年6月上旬，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到北大访问，我陪他与北大和社科院一些研究文学的人座谈，兼作翻译。他对我的翻译颇感满意，就要我陪他去见钱钟书先生。我当然知道钱先生不需要翻译，但我很想见见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便慨然应允。北大外事处一位办事员知道后却对我说，钱钟书是咱们国家有名的学者，可是他的脾气很怪，不讲情面，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脸色上立即就表现出来，让你觉得很难堪。他又说，我们可以让你去，但如果谈话中你看气氛不对，最好中途就先走。我听完这话后颇不以为然，因为我有一个也许是固执的偏见，认为学问愈大的人愈平易近人，绝不会无缘无故瞧不起人。话虽如此，我陪同佛克马教授去拜望钱先生时，确实作了随时可能被踢出门去的准备。到了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寓所，先生亲自开门让我们进去。坐下之后，钱先生和佛克马对谈，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滔滔不绝，根本用不着我插嘴，而且他也确实没有理会我。大概钱先生以为我是外事处随员，说不定还附带有监视“涉外”活动详情的任务，而对这类人，钱先生的确是既无兴趣，也没有法子喜欢的。

佛克马先生与他夫人曾合著一本讨论20世纪文学理论的书，钱先生早已看过。他称赞这本书简明有用，但又问佛克马何以书中未讨论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佛克马辩解说，弗莱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色彩，而对文学本身重视不足。我那时刚好读过弗莱的主要著作，很喜欢他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包罗万象的体系，觉得佛克马的辩解颇有些勉强，于是说，我刚读完弗莱《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有些不同看法。钱先生立即表现出很大兴趣，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中国现在大概还没有几个人读过弗莱的书。那是的确的，当时北大图书馆就没有《批评的解剖》，我那一本是一位美国朋友远隔重洋寄给我的。钱先生问我有何看法，我于是大胆讲来，说弗莱的理论并不止取源于容格（Carl Jung）的分析心理学，也注重弗雷泽（J.G.Frazer）的神话分析和人类学研究，采用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更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力求使文学批评摆脱主观印象式的品评而成为一种科学。但文学批评不能排除价值判断，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以我对弗莱的主张也有保留。钱先生显然赞许我这番话，对我也明显表示好感。他要送佛克马先生一本《旧文四篇》，也要给我一本，于是把我叫到另一房间，一面用毛笔题字，一面问我的名字怎么写，又问我在北大做什么。我回答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钱先生就问我的导师是谁，我答说是杨周翰先生，钱先生说，周翰先生从前曾是他的学生。我于是告诉钱先生，我是作为翻译陪佛克马来拜会他的，我知道这里用不着翻译，但我很想见钱先生，也就趁机会来了。钱先生立即转身招呼杨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里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

佛克马先生和我捧着钱先生赠送的《旧文四篇》，满心欢喜。那天下午的谈话十分愉快，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向主人告辞，钱先生和杨先生客气地一直送我们下楼来，待汽车开动之后才回去。我这次见钱钟书先生的情形，与外事处那位先生的事先警告恰恰相反，证明我认为博学多识与虚怀若谷成正比的信念大致不错。回到北大后，我立即写了一封信，对钱先生表示感谢敬爱之情。我记起佛克马在谈话中曾盛赞钱先生博采东西方典籍，为比较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钱先生却立即辞谢，说他做的不是什么比较文学，只算是“折中主义”。那天谈话全用英语，所以钱先生说的是eclecticism，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我于是在信中称赞钱先生谦虚。没有料到星期一寄出的信，星期三就得到回音，是钱先生星期二（1980年6月11日）写的。此信两页，漂亮流畅的行草，用毛笔写成。钱先生在信中感叹说，30年来“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至于“折中主义”，他说19世纪以来，eclecticism已成贬义词，所以近世多用syncretism一词，但他又说：“‘Eclectic’乃我似‘谦’实傲之谈，故我言法国‘大百科全书’（实即Voltaire，Diderot）之定义：‘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ême），取各派之精华’。”这句话后来我一直牢牢记取，钱先生也用这一原则来鼓励我。我说想作文讨论弗莱的理论，钱先生在信里就说：“尊文必有可观，放胆写来即可，不必多请教旁人，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1]得到钱先生这封信，我深感鼓舞，立即又写一封信，报告我在北大研究莎士比亚戏剧。这封信星期四寄出，星期六又得到钱先生复信，而这一次是英文，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时间是1980年6月14日。信虽不长，却写得极为风趣。例如对我那点西方文论知识，钱先生故意先表示“惊讶”（astonishment），然后似乎像夸奖我说：“You are easily the best-read man in this field among my acquaintances”（在我认得的人当中，你在这方面可能读书最多），但立即又自嘲而且嘲讽似的加上一句：“of course，I am a bit of a recluse and don’t know many people”（当然，我迹近隐士，并不认识很多人）。接下去谈到莎士比亚研究，钱先生问我是否看过一本荒唐而又机警有趣的书（a silly-clever book by Murray J.Levith，What’s in Shakespeare’s Names）。此书以莎剧人物姓名作文章，说《亨利四世》中那个滑稽的大胖子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拿自己的姓氏来玩文字游戏，因为莎士比亚意为“摇动长枪”，而福斯塔夫意为“落下棍子”，二者实为一人（According to Levith，Falstaff is Shakespeare’s pun on his own name：“Shake-speare，Fals-taff—a shaking spear transmogrified into a falling staff”）。于是钱先生开玩笑说，“I therefore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Falstaffian research”（我祝你的福斯塔夫研究成功）。这封信的语气似调侃而复亲切，既像忠厚长者对后生晚辈的勉励，又仿佛熟朋友之间的玩笑嬉戏。后来我发现，读钱先生写的信或与他谈话，和读《围城》或他别的作品一样，都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无论哪种知识，何等学问，在钱先生胸中都熔为一炉，所以谈话作文，出口道来便妙语连珠，意味无穷。钱先生非常重视“文字游戏三昧”[2]，所以他绝不会板着面孔讲官话，却往往在严肃的议论中忍不住说顽皮话、俏皮话，话里处处闪烁机锋和睿智，常常会让你忍俊不禁。

我注意到钱先生给我写的头两封信，一封用文言，另一封用英语，于是我也用英文工工整整写了一封回信，谈我打算作的毕业论文。我的英文竟得到钱先生赏识，而自此以后，我便常常与钱钟书先生见面，不仅多次去三里河登门拜访，而且经常有书信往还。从1980年6月最初认识钱先生到1983年10月离开北大去哈佛，以及后来在美国多年，钱先生总共给我写了50多封信。我一直把这些信珍藏起来，因为这当中记录了对我说来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可以带给我亲切愉快的回忆，也可以从中永远汲取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

淡泊名利，卓尔不群

钱钟书先生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的确是无人可以企及的。旧式的国学家不懂西学，而近世留学西洋的学者又大多缺少扎实深厚的旧学根底。许多留学归国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与西方隔绝之后，限于时代和环境，其知识和学术水准往往像冻结的河水，不再汩汩向前，脱离了他们赖以著书立说的思想理论之源头活水，因而逐渐枯竭。听钱钟书先生谈论学问令我惊羡不已的一点，就是他好像完全不受周围封闭环境的影响，独能在深居简出之中明了一切，对西方当代理论的发展了如指掌。1980年6月给我的第一封信里，钱先生就说：“Frye书我虽看过，已二十年前事，记得Wimsatt曾与争辩过。是否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 提到？去年见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英语中涉及此问题最好的参考书），屡引Frye此书，说它含有结构主义成分而未鞭辟入里。”这就是说，钱先生在弗莱的书刚问世不久就读过了（按《批评的解剖》初版于1957年），而且还注意到西方学界后来对此书的反应和评论。钱先生不仅饱读中国古代典籍，又遍览西方的经典名著，对当代西方学术发展有明确了解。《老子》第四十七章云：“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我向来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要说可能，也只是讲内心的神秘经验或宗教体验，不是讲了解天下的学问。钱先生就说过，老子此处所谓“知”乃“知道也”，“非指知识”。[3]然而钱先生自己却恰好是在知识方面，在中国当时极为闭塞的环境里，做到了“不出户，知天下”。这一点确实是钱钟书高出旁人的地方。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曾在1983年6月10日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说钱钟书对中西文化和文学都有深广的了解，因此“钱钟书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人可比的”（Qian Zhongshu n’a pas son pareil aujourd’hui en Chine et même dans le monde）。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十分公道，恰如其分。

对我来说，钱先生的学问自然令我倾心向往，但同样使我崇敬的还有他正直、孤傲的性格。在与钱先生交谈之中，我对后者尤其有亲切的体会。钱先生谈话中常常品评各样的人和事，谈论各类的书和文艺，言语诙谐幽默，然而谑而不虐。初见面不久，他知道我是从四川来的，就问我认不认得吴宓先生。我回答说听过吴宓先生的大名，但我在成都，吴先生在重庆，所以无缘识荆。钱先生闻言颇为我惋惜，说要是我在四川有机缘认识吴宓先生，一定会得益良多。我刚到北大时，李赋宁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使我深恨自己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不过“文化大革命”时我只是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厂学徒，前后折腾了10年。吴宓先生20世纪50年代后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直被视为改造对象而受压制，“文化大革命”中更被反复批斗，受尽折磨，终于含恨而死。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没有见面的可能。

钱先生谈话中不大提起“文化大革命”，除了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读到若干情节之外，我也从未在谈话中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有一次偶然谈起历次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钱先生对那种昧着良心、出卖灵魂整人的人，表现出极大的轻蔑。他说1949年以前，他曾经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过批评，但20世纪50年代全国掀起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弄得轰轰烈烈，对《红楼梦》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学家”，对俞平伯口诛笔伐。钱先生说，在那整个政治而非学术的“红楼梦批判”中，却始终“没有钱某一个字”。他接着又用英语说：“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至少有沉默的自由。”）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因为在政治运动不断、在不少人整人而后又被人整的轮回中，要保持沉默是极困难的事。耐不得寂寞，一发言加入对别人的批判，就立即陷入恶性的轮回，欲沉默而不能。钱先生始终不求名利，甘于默默无闻，与他对政治极清醒的认识分不开。虽然钱先生谈话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他卓然独立、疾恶如仇的品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认为，钱钟书值得人敬佩的不仅仅是他惊人的渊博学问，还有他高尚的品格和独立的精神。

与钱先生谈话，更多的当然是轻松愉快的内容。在《谈艺录》开篇叙述缘起时，钱先生记诗友冒效鲁敦促他把平时讨论诗文的话写下来，说“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我相信，凡认识钱先生，听过他上下纵横地讨论古今学问的人，大概都会有此同感。记得李达三先生和我去见过钱先生后，大为赞叹，觉得钱先生讲话字字珠玑，但言语随生随灭，实在可惜。他要我学做鲍士威（James Boswell）记录约翰生博士（Dr.Johnson）的言谈举止那样，把每次与钱先生谈话的内容都详细记载下来。然而我自忖并无鲍士威之才，对钱先生的学问不能了解万一，更不能胡搅蛮缠，随时到钱先生那里上门叨扰，强言聒噪。然而当年谈话虽无笔录，某些片段却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例如有一次谈起俄国形式主义，钱先生肯定其在20世纪文学理论中的影响，又说这种影响通过后来到耶鲁任教的韦勒克，在英美新批评中也得到发展。初版《谈艺录》讨论文体递变时，钱先生已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并十分赞赏施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认为文体演变是把不入流之体裁忽然列品入流的看法。然而对当时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批评形式主义那本书，即《文学与革命》，钱先生虽然不赞成其基本论断，却认为其文笔不无可取。他尤其欣赏托洛茨基批判一些作家有自恋情结（narcissism），连一字一句都舍不得割弃的话，以及那段话中一些尖刻讽刺的比喻。

钱先生记忆力惊人，常常在谈话中随口引用各种语言的各种书里有趣的地方，有时还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书来，立即找出原文给我看。他家里藏书好像并不多，但往往有外文的新书。钱先生声望在外，“文化大革命”后海外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对国外情况的了解，能远胜于他人。按杨绛先生的说法，钱钟书作为“书痴”颇有“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4]钱先生也托人在海外购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发表，便以采购国外新书代替稿费。钱先生的《也是集》在港销行颇好，他在信中就说：“又有买书基金矣。”（1984年7月7日信）钱先生读书之多之勤，的确无人可比，这正是他能洞察一切的根本原因。不过来看望他的人多了，也成为一种负担，使他不堪其苦。他时常报怨，有时也自嘲以解。例如他在1981年10月31日的信中说：“十日前有美学者夫妇惠过，携其儿来，儿感冒未痊，传染内人，即波及我，咳嗽引起哮喘，‘闭门家里坐，病从外国来’。”这很风趣的叙述表明，钱先生对远道来访的人，在抱怨中亦含谅解；但对于一切虚名和一切官场应酬，他就尽量退避。由官方安排来求见，往往会遭拒绝或婉谢，但他是个热心肠并极讲情谊的人，在私人朋友的交往中极为率直慷慨。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达三先生（John Deeney）通过官方渠道见钱先生而不能，就到北大找我，我给钱先生通电话之后，立即与他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与钱先生畅谈了一个下午。北大在1981年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想请钱先生任顾问，由我先去游说。钱先生回答说：“我的牛脾气，大约你有些认识。一切‘学会’，我都敬谢挂名——唯一例外是‘中国古典文论学会’，那是因为郭绍虞先生特派人来送手颤墨枯亲笔函件，不得已只好充‘顾问’。”使我感动不已的是，钱先生在信中说因为和我的“私交”，决定“一定要有你的私人信附在公函里，我才会破第二次例”（1981年1月25日信）。

我在此想强调的一点是，钱先生把“公”与“私”亦即“官”与“民”清楚分开，最能显出他孤傲的性格和独立的立场，而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钱钟书其人及其思想。钱先生答应担任北大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之后，又应允把早年一篇英文文章改写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交北大《国外文学》发表。只是国外文学编排太慢，延宕时日，倒是香港的《抖擞》捷足先登，在海外先登载了这篇文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先生到欧、美、日本去访问过，后来国外不少大学以最优厚的条件邀请他，他却一概谢绝。1984年底，普林斯顿大学重提邀请讲学一事，我那时已在美国，高友工先生就让我代为打探，并对我说，听说钱先生有想出来看看的意思。钱先生回信幽默地说：“言老僧思凡下山一节，恐出讹传。”他又告诉我，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顾问及法大使皆邀请访法，他概“以‘老懒’（un vieillard paresseux）为词敬谢”。既谢绝了法国，也就不好接受别国邀请。钱先生非常风趣地说：“《旧约》中Isaiah 言埃及人云，‘their strength is to sit still’（忆Emerson，Journals 中曾以此语形容老大之中国），窃谓老年人当奉为箴铭。”（1984年12月11日信）[5]他不仅拒绝去国外，法国政府要授予他勋章，嘉奖他“中法文化贡献”之劳，他却“以素无此劳，不敢忝冒，嘱院部坚辞”（1985年5月3日信）。钱先生淡泊名利如此，其气质品格与世间追名逐利甚至沽名钓誉之徒，真所谓天壤之别。

1982年5月，钱先生在信中提起除与国外来客应酬之外，“还有无数费唇舌的事（要我出来做名誉‘官’），谈了几次，我还是坚持不干。他们在想‘折中办法’，明后日还要来疲劳轰炸”。6月28日来信，说这是些“梦想不到的事”，并且化用莎士比亚喜剧名言，用英文以犀利的笔法写道：“Some are born mandarins，some become mandarins，some have mandarinate thrust upon them.”[6]所谓“官”，即指要钱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这种事自然由不得读书人自己做主，经过反复劝说，“疲劳轰炸”，据说由胡乔木以清华同学和老友的名义出面，终于把这顶官帽戴在钱先生头上。记得与钱先生见面时谈起此事，他说这官实在是尸位挂名，他既不要秘书和办公室，也不管事。钱先生还说，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对“副院长”一词有绝妙解释。“副院长”之“副”在英文是deputy，读音近似“打补丁”，所以他说，他只是个“打补丁”院长，强为装点门面而已。钱先生说完此话，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他那爽朗的笑容，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虽然不得已做了“官”，钱先生对“官”却嘲讽如故而且自嘲。例如经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纳（Earl Miner）等人提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在1985年聘钱先生为名誉会员。这一名誉非常难得，是世界各国最有成就的人文学者才能享有的殊荣。钱先生1985年5月3日来信说，他本欲“告院方发电代辞，而院方以此乃纯学术组织，且与本院有业务交往，命弟接受。纱帽在首，身难自主，不能如Valéry赞Mallarmé所谓：Pauvre et sans honneurs，la nudité de sa condition avilissait tous les avantages des autres”。[7]《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后，我在美国无法购买，去信向钱先生索书。他回信说：“原为足下保留一本待签寄者，一不甚相识之高干登门恳索，弟遵守‘老百姓畏官’之法则，只好献与。”（1985年12月1日信）。从这字句之间，足已看出钱先生对“官”之态度，但我也能领会，随着钱先生的名望愈来愈大，他不能不应酬的各方面人物也愈来愈多。钱先生在同一封信里就说：“《谈艺录》不意成畅销书。《中国书讯》及《广角镜》十月号报道可见一斑，然弟本人所受各方纠缠及压力，记者辈未知万一也。”以钱先生那么丰富的学识，那么冷静的头脑和对人情世态那样深刻的洞悉，任何虚假都蒙骗不过他的法眼，任何浮名都不可能引起他半点的兴趣，无论什么官位、荣誉和头衔，在他都毫无价值。

钱先生不求名，也最怕人吹捧。我把钱先生谈话中涉及比较文学的一些意见，归纳整理成一篇短文，登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第一期上。这是北大学会几个人自己编辑的油印刊物，不算是正式出版，所以此文的写作曾得到钱先生首肯。但这篇文章后来在《读书》1981年10月号上又正式发表，钱先生在同年10月16日来信就说：“弟丁宁《读书》勿发表日译序（因已被《广角镜》索去），今不特发表，且配以大文及复旦某先生之文，大有orchestrated campaign之嫌。傍观齿冷，谤议必多。编辑者好热闹，害人不浅！”[8]此后有人约稿，要我写关于钱先生的文章，我便不敢贸然行动，先去信通报。钱先生极力劝阻说：“足下可作文之题目不少，何必取朽木枯株为题材！”（1984年11月5日信）既然钱先生这样说，我也只好搁笔。国内后来兴起“钱学”热，承董秀玉从北京寄给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研究》，后来又有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钟书研究采辑》。我总觉得，钱先生大概不赞成“钱学”，不过有那么多真诚崇敬钱先生的人研究他的著作，对我也颇有触动。我很想写文章加入，但钱先生的“禁令”仍然在起作用，便终于没有多写。只有一篇谈钱钟书语言特点的文章，写成之后在台湾《当代》1991年10月号上先发表，然后才影印了一份寄给钱先生。此外还有一篇，谈钱钟书著作方式兼论系统与片断思想之关系，在1992年10月号的《读书》上发表。前一篇文章，钱先生似乎还满意，后来三联书店出版陆文虎先生编的《钱钟书研究采辑》，就把它收进了第二辑里。后一篇文章钱先生以为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永远的怀念

我认识钱先生时，正在北大计划写论莎士比亚悲剧的硕士论文。历来讨论悲剧人物，都强调他们在性格上总有什么弱点，因而在道德意义上应对悲剧的发生负一定责任。弗莱在《批判的解剖》里认为，悲剧之产生不一定源于悲剧人物的道德弱点，而往往是他们所处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在各种冲突中首当其冲，造成必然的悲剧结局。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great trees more likely to be struck by lightning than a clump of grass”（大树比草丛更容易被闪电击中）。[9]我觉得这不同于过去的很多说法，颇有新意，便打算以此作为我论文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我写信向钱先生请教，他很支持我的看法，但又写信给我说：弗莱那句话“实是西方旧喻。如17世纪法国名史家Ch.Rollin，Histoire romaine，Liv.VI，ch.2[我译为英文]：‘The highest and loftiest trees have the most reason to dread the thunder.’这个意思就是希腊古人所谓‘Cut down the tallest poppies’（Herodotus，V.92作Periander或Thrasybullus语，Livy，I.54作Tarquinius语），亚里士多德Politics，Bk.III，ch.13 ＆ Bk.V，ch.11两次引为例证。琐屑供谈助，也许能增进你对西方大经大典的兴趣”（1980年9月13日信）。钱先生为我提供了更多例证，使我立即可以把弗莱的理论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理解得更深入。其实弗莱这个比喻，钱先生论李康《运命论》时有类似的讨论，指出《运命论》“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数语，即老子所谓“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亦即俗语之‘树大招风’”。[10]这正是弗莱所见出的悲剧性，而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也早有明确认识。后来我写论文就引用了《管锥编》，并按钱先生的指点增加了几条材料，作了进一步发挥。

从认识钱先生开始，我在学习上就不断得到他的指点和鼓励。不仅在北大学习时如此，后来在哈佛学习以及在往后的研究和写作中，也是如此。从钱先生的谈话和书信中，从他的著作中，我得到许多启发，受益无穷。其中也许最重要的两点，一点是钱先生信里所说“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的原则，另一点是《谈艺录》序所谓“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的观念和研究方法。钱先生读书和讨论问题的范围，总是超越中西语言和文化界限，绝不发抽象空疏的议论，却总在具体作品和文本的互相关联中，见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也许对理解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有最深刻的意义。有不少人，包括西方一些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将确实存在的文化差异推向极端，使不同文化成为互相排斥的二项对立物。这样的人往往一句话就概括整个中国，也概括整个西方，我常常觉得他们敢于那样简单、绝对地概括中西文化，多半是因为他们读书没有钱钟书那么多，眼光也没有那么开阔远大，无论对中国或是西方，都了解得很不够。这种无知产生出来的勇气，真不知为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往来，增设了多少无谓的障碍和困难。

钱先生用自己的著作最有力地反驳了东西方文化对立论。有一次我问钱先生，为什么《管锥编》和《谈艺录》不用现代白话，却用大多数读者觉得困难的文言来写？钱先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样流毒就可以少一点。”[11]然后他又认真解释说，《管锥编》引文多是文言，不宜处处译为白话，而且初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环境和时间都不充裕，不如径用文言省事。不过我总认为，此外还另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管锥编》开篇批驳“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12]钱先生用文言撰写《管锥编》，又广引西方文字著述，凡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问题，无不涉及而且作细致深入的探讨，这就有力证明了传统的中国语文，即文言，完全宜于思辨。这不仅驳斥了黑格尔的无知偏见，奠定了比较研究的基础，而且为我们跨越文化界限来认识我们的传统，在不同文化的相互发明中研究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最佳的典范。

我在1983年10月离开北京去美国，临行前不久和妻子薇林一起，到钱先生那里去辞行。钱先生给我很多鼓励，并送我上下两册的一套《全唐诗外编》作为纪念。钱先生的题字中有“相识虽迟，起予非一。兹将远适异域，长益新知。离情固切，期望亦殷”等语。我看见这几句话，随时感到无限亲切，但又同时觉得无比愧怍。我们这一代的人（所谓“老三届”），生长在传统文化几乎灭绝、现代文化未能建立那样一种青黄不交之际，再加上求学时期遇上“文化大革命”，失去十年的光阴，所以既无国学的根基，亦无西学的修养。尤其在钱先生面前，是连作学生的资格都没有的，然而钱先生对我却特别厚爱。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卞之琳先生开玩笑说我是“钱钟书的死党”。钱先生故意把这玩笑直解，大笑着对我说：“钱某还在，你活得还会更长，怎么能说我们两人是‘死党’呢？”我听了这话深为感愧，因为做这样的“死党”是要有条件的，而我还不够这样的条件。钱先生给我题的字里，“起予非一”当然是溢美之词，“期望亦殷”四个字，在我只觉得有相当沉重的分量。然而与钱先生接触，我深深感到，他对老辈和已经成名的人要求较高较严，而对后辈则往往格外宽容。我记得他曾给我看一个小本子，是某工业大学一个年轻学生读《围城》的笔记，手抄成一册寄给钱先生，钱先生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对《围城》最好的评论。我相信，钱先生欣赏的是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真诚，他们的评论纯粹出于对《围城》兴趣和爱好，而完全没有个人利害的关联，没有以此出名的打算。杨绛先生曾说钱钟书“痴气”，并对其种种表现有生动的描绘，我总觉得，钱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厚道甚至偏爱，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就是这“痴气”的表现之一。与钱先生谈话时，我常常感到在大学者钱钟书之外，还有一个真挚得可爱的钱钟书。他喜欢说笑话，说完了自己也大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那神态有时候简直像玩得快活的小孩子。

杨绛先生的笑则显得温和、幽雅，使人觉得十分亲切。记得我和薇林在一个夏日去三里河拜访，杨绛先生手里拿一把宽窄适中的羽毛扇，一面说话，一面轻轻摇着，从容，恬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与我们读《干校六记》时的感觉相当吻合。《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发表后，我从杨绛先生那里借来杂志，先睹为快。我觉得《干校六记》那细腻的笔调，那种从一个“弱者”的眼里看周围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写法，那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调和风格，都是杨绛的特点。虽然她以抗战时期创作的戏剧最为有名，但《春泥集》里几篇论《堂吉诃德》，论英国小说，论《红楼梦》以及李渔戏剧理论的文章，也写得极好，可以和钱先生的《七缀集》合观。杨绛先生身材弱小，的确给人“弱”的印象，但在我看来，《干校六记》第一记里的一句话：“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才让我们看明白，杨绛先生其实是格外的坚强。后来陆续看到她更多的作品，尤其是《洗澡》和《将饮茶》，都显得举重若轻，在平淡中出深意，使人觉得有无尽的韵味。

我在1983年离开北京后，虽然在美国有比较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但随时怀念在北京能向钱钟书先生请教，与钱先生直接交谈的机会。我深深感到，尤其对于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有钱先生指点远胜于其他任何便利和条件。好在虽不能见面，通信中还可以常常向钱先生请教。我在读德国哲学家伽达默的《真理与方法》时，给钱先生谈过我的体会。钱先生在1984年底的一封回信里说，因为我“上信来告正读Gadamer，弟上月初因取Gadamer，Jauss二人书重翻一过，觉漏洞颇多，他日有空，当与兄面谈之（包括Derrida等之logophobia）”。[13]没有想到离开北京，一别就是10年。1993年春我回北大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因为在学期当中，要赶回加州大学给学生考试，前后在北京只停留了5天，而恰好钱先生患病，竟未能见面。又过了5年，应清华大学讲学的邀请，我在1998年12月16日再到北京，本来以为可以到医院去看望一次钱先生，却不料钱先生在12月19日仙逝，使我永远失去了再见一面的可能。因为钱先生留下遗言，不要任何纪念仪式或活动，1998年底的北京似乎特别冷清。不过清华大学有一些同学闻讯之后，冒着北京冬天的寒冷，一大早用白色的纸折了上千只纸鹤挂在校园里，用这种别致的方式静悄悄地纪念他们崇敬的老清华校友，值得一切爱中国文化的人引为骄傲、感到自豪的钱钟书先生。

在人一生的道路上，会有很多机缘，很多转折。我在北京能够有一个偶然的机缘认识钱钟书先生，又常常与钱先生见面交谈，书信往还，这在我是极大的幸事。我知道，钱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是在理性上必须接受、在心理上又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我也知道，钱先生在我心里是没有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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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谚语：“厨子太多做不好汤。”意谓“人多反而误事”。

[2] 《管锥编》第2册，第461页。

[3] 《管锥编》第2册，第450页。

[4]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将饮茶》（校定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5] 信中引文出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上帝说埃及人：“他们的力量就在于稳坐不动。”

[6] “有人生就是官，有人入仕做官，还有人被硬逼为官。”这句话来自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五场，但原文不是讲做官，而是说身份的高贵：“Some are born great，some achieve greatness，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em.”

[7] 这是法国作家瓦勒利赞诗人马拉美的话，意为：“虽穷困无名，然其一无所有之境况使其他人的一切荣耀竟相形见绌。”

[8] 信中所指系《围城》日译本序。两个英文字意为“精心策划的鼓吹宣传”。

[9] 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207.

[10] 《管锥编》第3册，第1082页。

[11] 最近见余英时悼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钱先生曾说用文言写作《管锥编》，“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中国时报》1998年12月24日。

[12] 《管锥编》第1册，第1页。

[13] 原信“面谈”二字下，钱先生加了着重号。信中提到的人名先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和尧斯，后面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德里达批判他所谓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钱先生戏称之为“逻各斯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