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先锋诗歌的命运、倾向与价值

“先锋”最早作为军事用语，乃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之意。19世纪，利·德·圣西门将其应用于文化范畴，并被转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后，开始有文化姿态、精神和方法的隐喻内涵。而“先锋诗歌”则指代那些饱含超前意识和实验色彩的诗歌，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1]。若从这一标准出发巡视百年新诗，人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自沈尹默现代味儿十足的《月夜》问世起，中经部分新月派诗歌和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歌、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低诗歌以及跨越近30年时空的女性主义诗歌，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构成的中国先锋诗歌，在新诗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捩点上，都不乏深度的影响和介入，它虽未在诗坛上掀起过洪波巨澜，引发出强烈的轰动效应，却也始终不绝如缕，越到后来生命力越是顽韧，越成为新诗艺术魅力和成就的辐射源。那么，百年中国先锋诗歌的命运是步步坎坷还是一路辉煌？它和现实、读者之间呈现着怎样的结构关系？若要谋求自身的有效突破，它尚需克服什么局限或弊端？这一切对每位有责任感的诗人和研究者来说恐怕都是无法回避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