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其一，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22]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23]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的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健行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和君主的好文无关。[24]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其文虽非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杜晓勤在此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25]陈铁民进一步提出，律体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和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6]

其二，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整理主要成果有《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

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是集中收录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7]贾晋华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逐一考证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起于武德九年（626）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共考得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8]

2.《珠英集》

《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5卷，崔融集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学士所作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2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该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徐俊等学者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徐俊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其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9]

3.《景龙文馆记》

据《新唐书·李適传》、《唐诗纪诗》卷9“李適”条、《唐会要》卷64“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7、《玉海》卷57等记载，中宗景龙二年（708）置修文馆大学士4员、学士8员、直学士12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活动记录下来，并录存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编成《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等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30]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31]，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陶文侧重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活动进行编年。

其三，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梦鸥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而成，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6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梦鸥所述范围。

王梦鸥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及成因，指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