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圈地运动

前面讲到传统经济模式被突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圈地运动。“‘圈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圈地是指废除‘敞地制’下土地的公共用益权，如放牧权、拾取柴火权等等，变土地为绝对的私人所有。它既包括领主驱赶佃户，大规模并吞农民土地的圈地，又包括佃户互换条田，聚分散为整块的圈地；既包括变耕地为牧场的圈地，又包括改粗放的三圃制经营为多重轮作制的圈地。狭义的圈地是指驱逐佃户，变耕地为牧场的圈地。这是圈地中最引人愤慨的一种。这类圈地常常是通过设立篱笆、栅栏完成的。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圈地运动’是指后一种。”[19]

关于圈地运动，其实，国内的史学研究与国外的研究有很大出入。国内史学界，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通常把圈地运动描述成“羊吃人”的运动，并且在教材上大书特书这一段历史，以证明资本主义是血腥的，是羊吃人的，是万恶的。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简单，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圈地的态度并不一样，用怀特森教授的话说，16世纪的圈地被“妖魔化”（Demonized）。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向荣老师的研究纠正了这一偏颇。他指出：

在有关16世纪英国土地问题，即“圈地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很不协调的现象。一批注重实证的学者指出，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如当时的道德学家以及后来某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大。本世纪初，E·盖伊（E.Guy）教授根据1517—1607年间政府几次调查委员会的文献资料统计，1455—1607年在英格兰中部、东部24个郡共圈地516676英亩，只占24郡土地总面积的2.76%。尽管调查委员会的统计资料可能不完整，但多数历史学家仍然接受盖伊教授的基本结论。D.C.科尔曼教授（D.C. Coleman）说：“有关证据表明，为养羊圈占的土地规模不大，并且仅限于局部地区。”他进一步指出：近代早期“英国乡村的变化是不能用圈地来衡量的”。但一些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如R.H.托尼（R.H. Tony）、E·利普森以及前苏联的E.A.科斯敏斯基、B.Q.谢苗诺夫等人并不认同盖伊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探讨是循着商品经济发展—贫富分化—资本主义大农场兴起这样一种理论模式进行的。由于圈地运动是说明这一理论模式的有力例证，他们自然而然地反对任何可能缩小这一事件历史意义的倾向。托尼对盖伊的结论提出质疑：如果16世纪圈地运动的规模很小的话，“那就不容易解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不断关注，或者这一时期的农民暴动，或者诸如约翰·黑尔斯这样一些具有第一手知识、豁达公正的人的强烈反应”。尽管如此，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改变盖伊等人的结论。

那么，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难道真如盖伊等人所认为的“整个运动的重要性被那个时期的作家严重夸大了，他们在茶杯里制造了一起关于变革的风暴，而这些变化实际上只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很少一部分”？[20]

向荣老师认为，这道鸿沟部分起因于争论的双方都忽视了与人们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的心理因素。实证主义研究的贡献在于，其将圈地运动的规模精确到可用数字表示的程度，但是，圈地运动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却是难以用这些数字测定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圈地运动中商品经济发展—贫富分化—资本主义大农场兴起的逻辑，但客观历史事实往往比抽象、化简后得出的理论模式要复杂的多，传统社会心理可能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逻辑。

怀特森教授进一步指出，16世纪圈地引起人们愤恨，是因为圈地带来的后果是耕地减少。圈地运动被认为是破坏农民幸福的、是对家庭甚至整个“共同体”的摧毁。因此，这一时期佃农和平民十分反对圈地措施，他们努力阻止领主等人圈地的尝试并努力捍卫“惯例”。16世纪晚期，由于农民的抵抗使得圈地运动步调放缓，但到17世纪初又开始出现。

17世纪时，人们对待圈地的态度已经逐渐转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议会的辩论中佐证。1601年，议会围绕圈地法的废止与否展开讨论。罗伯特·塞西尔（Sir Robert Cecil）爵士（威廉·塞西尔的儿子）代表枢密院表示：“我认为任何不维持耕地的人都是在破坏王国（的福祉）。”[21]这是传统的对待圈地的态度。反对他的是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他认为：必须要考虑到农业上的变化，欧洲许多国家生产的粮食都比英格兰便宜，因此，英国人可以进口粮食，而不是自己耕种。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让土地发挥最大价值，而且他们有决定自己经济活动的自由。《圈地法》最终在1624年被废止。按雷利的说法就是，应自由地让土地发挥最佳用途。

17世纪的圈地与16世纪的圈地有两点不同。一是，此时的圈地不再是为了放牧、养羊，而是为了改进耕种和进行轮作实践。西部森林被砍伐，东部沼泽被排干，此时的耕地由个人管理，土地所有人把土地租给当地佃农，让他们在圈起来的土地上实践轮作制。二是，16世纪的圈地是地方乡绅为了养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17世纪，经过数十年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积累，原来被认为新的和有威胁的经济关系和行为方式，现在已经变成标准和理所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正在失去原有的道德约束。人们对圈地的态度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在农业社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总之，近代早期人们仍旧生活在祖辈的土地上，思想认知仍旧停留在中世纪的那种平静、安宁的习俗和惯例中。领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定义了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价格的上涨，人们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开始出现变化——公有地被圈占，养羊业更发达，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更快速的发展及社会的巨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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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兰（Villani），源于法文，在英国最早的记载大约是在威廉征服后进行全国性土地调查而编的《末日审判书》中。原意指村庄共同体成员。从身份上看，当时的维兰是“自由人”，社会地位高于茅屋农。从经济上看，维兰是一种相当殷实而保有土地的农民，他们通常占有1威格特（Virgate）的土地。

[2]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46，49，52.

[3]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p.36-37.

[4]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189.

[5]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223.

[6]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p.229-230.

[7] E. 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Blackwell，1956，pp.191-196.

[8]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p.109-11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2页。

[10] E. 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 I，A. & C. Black，ltd.，1949，pp.134-135.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9页。

[12] 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1800，Weidenfeld & Nicolson，1977，p. 98.

[13] E. A. 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Edward Arnold Ltd.，1981；E. A. Wrigley，R.S. Davies，J.E. Oeppen and R.S. Schofield，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1580-18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4] E. A. 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Edward Arnold Ltd.，1981，p.480.

[15] E. A. 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Edward Arnold Ltd.，1981，pp.208-209.

[16] E. A. 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Edward Arnold Ltd.，1981，p.207.

[17] E.H. Phelps Brown and Sheila V. Hopkins，Seven Cent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Compared with Builders’Wage Rate，in P. Ramsey（ed.）The Price of Revolution in 16th Century England，Methuen & Co Ltd.，1971，pp.39-40.

[18] R.B. Outhwaite，Infla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Palgrave Macmillan，1969，p.10.

[19] 向荣：《“茶杯里的风暴”？──再论16世纪英国的土地问题》，《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第77—78页。

[20] 向荣：《“茶杯里的风暴”？──再论16世纪英国的土地问题》，《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第77页。

[21] Sir Simonds D’Ewes（ed.），The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gin of Queen Elizabeth，London，1682，p.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