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文学”的民间化生存

——兼论20世纪70年代知识民间的意义

近年来，文学界十分关注“80年代文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对当代文学发展史的理解，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命题。在诸多的研究问题中，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发生与源起为许多学者关注。很多学者认为，80年代文学的精神资源从根本上说没有脱离同“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内在联系。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关于如何认识“70年代文学”的问题。由于70年代的特殊性，通常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这个时代的分水岭，因而言及“70年代文学”就会包含1976年前的文学与1976年后的文学，前者又可纳入到“文革文学”当中去，后者则被引入到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中去。70年代的文学就在这样一种“划分”中被分裂了。本文无意于建构“70年代文学”这样一种代际式研究块垒，只是将“70年代”作为一个背景，去追寻在一个封闭时代里文学存在的方式及其这种方式同即将启幕的开放时代（80年代）的关系。事实上，“70年代”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文学话题。

首先，“70年代”十年间的文学同常态而言的“文革文学”相比自有其特质。1971年可以说是“文革”及“文革文学”发展的一个拐点，“林彪死后，文学创作的条件才确实开始改善”[1]，形势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是1971年9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诗歌。1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批示：“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人民日报》配发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的短评，强调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必须创作新的文艺作品，只要是内容革命、形式健康的作品要给予鼓励。最高政治权威的干预和舆论影响，表明严酷控制文学创作的态势有所松动，文艺界的活动范围可以适度扩大，表现样式可以稍加灵活。

其次，1971年是期刊出版的分界线。文艺期刊在1971年底开始有限度地复刊。“1971年12月，由北京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和《革命文艺》（内蒙古）等文艺杂志相继复刊，到1973年夏季为止，全国大部分省市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都已复（创）刊。”[2]1971年出版业的解禁、发展和文艺期刊的恢复、增长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逐渐开阔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一大批在新时期后成为中坚力量的作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试笔写作，他们这个时候创作的作品尽管从思想主题上必须严格遵循“极左”路线所制定的条条框框，但他们尽量保留生活气息，保留人物性格的生动性，给僵死的文学带来一线生机。例如张抗抗的《分界线》、郑万隆的《响水湾》、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陈忠实的《无畏》、贾平凹的《队委员》、陈建功的《“铁扁担”上任》、韩少功的《红炉上山》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代表了这一时期作家的写作水平。

再次，20世纪70年代这十年间的文学，很引人瞩目的是“地下文学”“潜在写作”这样一种文学存在的方式。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民间性质的文艺活动与传播方式主要是在1971年后渐渐显著起来，虽然他们以一种“地下的方式”存在着，但是其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与意义却是巨大的。因而，从1971年起至1976年间的文坛具有了主流与非主流、地上与地下、遵命与质疑的可能，文学的声音从干涩变得驳杂起来。此间的“地下文学”更是成为封闭时代的一道文化景观，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在新时期文学到来后是显而易见的。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的文坛在历史的夹缝中有一种异样的光彩，它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在一个历史即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特殊时空里，文学经历了怎样的悸动？作家在这个时期有无历史性前瞻或思考？特别是1974年，以“四五”群众性集会为契机的政治松动带给作家怎样的影响？1976年更是令人惶惑的一年，如同陈丹青所说“许多人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有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3]作家、知识者是否意识到“文革话语”与“文革思维”并不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消亡？接下来1977年至1979年的文坛虽然时时刻刻都积蓄着迎接春雷洗礼的喜悦情绪，但是冲破坚冰的道路却充满坎坷，思想解放的洪流在汇聚中也历经阻隔……直至1979年10月召开文代会，文坛的和谐暖意才绽放出来，然而更大的分歧与矛盾也随之而来，其着眼点即是文学回春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新时期文学则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启幕了。

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想将视野投注到“70年代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文学的民间化生存及其存在的根基“知识民间”，并且一探“70年代知识民间”对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