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移民越南概述

一 移民与侨民

中越两国在漫长历史的交融交往中，有着长期的密切的血缘交融和人脉相融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着全面的相互影响，这是国与国的关系中十分特殊和罕见的。中华民族向交趾、安南、越南迁徙的历史，可上溯至秦汉时期，早在越南独立之前，已有大批中原人移居交趾地区。越南自主独立建国之后，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侨民。在越南“中国侨民”的出现，应该始于宋代，以越南丁部领建立独立封建国家为起点，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华侨华人移居越南的情况，既有史籍记载者，更有史籍未记载者。古代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已在不同程度上同当地越族居民融合，成为越南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时代，“南蛮诸夷”与中原移民混居杂处，经历千百年来漫长的血缘、文化、习俗的融合和繁衍，衍化为越汉族的融合体。综观中国民族流动的历史有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北方中原人由北往南迁徙，与当地族群一起，共同开发繁荣当地经济与文化，在融合中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而中原人在南迁到交趾地区却出现反向融合现象，许多中原汉人被当地越族所融合，成为当地越族的一部分。

（一）秦汉至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移民，属于中国版图之内地区之间的移民，主要是中原汉人向岭南交趾移迁，特别是秦汉两朝，为了统一国土，多次大规模向岭南交趾动用重兵，而且长期戍兵驻守，逐渐成为当地居民，是行政强制方式下带有军事性的移民，这是秦汉两代移民岭南交趾的重要特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相继征服岭南，开始向岭南（含交趾、象郡——今越南北部）移民。秦王朝发配50万大军和10多万“罪人”驻岭南，成为首批中原南下的居民。《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曰：“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说明秦代往岭南的徙民是大量的。公元前207年，赵佗（河北真定人），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南越国”，自称为王。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郡、九真郡。届时中原地区有大批人士移民“南越”。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略取“南越国”政权。路博德率楼船之师10万众，灭“南越”后，留守其地，成为移民。随后，中原汉人大量移民到南越交趾地区，这些汉人定居者，包括驻军、朝廷官员、流亡者和平民百姓。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天下大乱，大批中原的士大夫官宦世族，数千人南迁岭南避难。后来又将许多罪犯流放于交趾。公元40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十七年）时，交趾地区爆发“二征起义”。糜冷县（现越南永福省河西地区）雒将之女，征侧、征贰姐妹，因姐姐丈夫被交趾太守苏定所杀，她俩揭竿而起，反对东汉王朝，自立为王，攻占许多城池。公元41年（东汉建武四十八年），东汉朝廷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将“征氏姐妹”之乱平定。在此期间，3万余汉人驻军都定居交趾，许多人与越女通婚。一些贵族和后裔也定居交趾，其后代也在三四代之间与越族人通婚，他们的混血后代，都以母系的种族为身份，成为越族人。古籍《水经·温水注》载：“《山海经》曰：在郁水南也。郁水又南，自寿泠县注于海。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新唐书·南蛮传》则指出：“又有西屠夷，盖（马）援返，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滋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流。”东汉末年，三国混战，大批中原人往交趾避难，投奔苍梧士燮门下的名士、游宦、朝臣、学者就有百数十人之众。当时中原大批知识分子，均寄寓交趾，由于他们都是携家带口，而且往往出现全村人的集团式避难，所以人数众多。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南方，先后有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汉族政权，史家称为“六朝”。当时，中原变乱，内地居民大批移居交趾。《水经注》记载，早在南朝宋元嘉初年（424）就有任朝廷大司马、奋威将军的徐闻人阮谦之率军出征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征讨胜利后，其手下的家丁和兵卒有很多人在当地落户。唐朝期间，特别在黄巢之乱后，向交趾、安南移民人数进一步增多，其中包括一些学士文人。

（二）宋元时期

中国宋代时越南独立建国，从此开始，是越南华侨逐渐出现的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相对发达，造船及海上交通的发展，对越贸易往来的增加，中国人南迁越南逐渐增多。一些商人移居越南从事贸易。加上其他众多原因，许多汉、壮、傣等族移民，便在越南当地定居下来，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代华人、华侨。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越南李朝“大举入侵，攻陷钦、廉、邕州，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俘三州人而还”[4]，李朝仅“送民211人”而返，而掳俘的众多军民，遭扣留于越。后来，宋朝皇帝赵匡胤，两次攻打越南，被反击而退，一些宋军士卒，民夫百姓，又滞留未归，定居在越南。南宋末年，中原动荡，大批南宋遗臣遗民落难到越南。《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记载：“宝符二年（1274）冬十月，宋人来附。先是，宋国偏居江南，元人往往侵伐，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箩葛原。至十二日引赴京，安置于街媾坊。”郑思肖《心史》载：宋亡，“诸文武臣流寓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载：“真腊唐人之为水手者，到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闽人附海舶者，必厚遇，因命之官，咨以决事。”流落海外的遗民还有士大夫，如流寓安南占城的有：左丞相陈宜中，吏部尚书陈仲微，参知政事曾渊子等四百人之多。[5]宋末将领张世杰也率余部官兵及百姓，乘舰船百多艘，移居交趾、占城、真腊等处。[6]上述史书所记，箩葛原、街媾坊、占城和交趾，均属今越南地域，说明，南宋末年，迁徙越南者甚众。“1274年的那次，估计有两三千人之众。”[7]“宋代舰船，少则载百多人，多则载五六百，从乘坐百多艘船看，当时移居印度支那的军队和百姓，当有数以万计。”[8]此外，元代朝廷，先后三次出兵越南，均不胜而返，一些士卒和随征人员，征战未归，流落越南。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越南华侨华人大量增加的时期。更多的中国商人、农民、工人和渔民，迁徙越南，显现经济性移民高潮的特点。公元1405—1433年，明成祖时期，郑和率两万多人的船队，七下西洋，先后航行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在海外首站登陆地点，均为占城，为中国人去越南经商和定居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公元1406年，明成祖出兵越南有80万之众。[9]从广西、云南入越平乱，并在越南屯田种地，开矿采珠。不少华裔商人搬迁到越南从商。到明宣宗时，放弃越南，撤军回国，但是，许多士兵、随员以及农户、矿工、商人等，在当地成家立业，留居越南不返，继续在当地从事农业、开矿、商业等行业，成为华侨华人。明朝时期，在越南的华裔商人，聚集在沿海市镇从事商业贸易。到明朝中叶，中越两国互舶贸易极盛，广东、福建、广西人士赴越南经商者日渐增多。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长官——卓汉凡林加（Johan van Linga）在1642年记述，会安市当时有约5000名华裔商人迁成徙家。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廷于东南沿海实施立界。1678年（康熙十七年），又强行迁界，使郑成功所属商舶远航东京、广南及日本等地贸易，不少江南商人寓居越南。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越南的高潮。公元1671年，广东雷州人莫玖，率千余人至越南。公元1679年，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及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士卒3000余人到越南。公元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清朝将领孙士毅率师平定安南，进入安南的清军约2万人，“士马还者不及半”，许多人流落安南境内。这一时期，移居越南的还有许多矿工、商人、农民等，成为越南华侨华人。很多华侨华人参加越南的西山起义，其“忠义军”“和义军”以及“海上华人武装”，均为华人组成的。在越南著名的抗法武装——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是由原籍广西、广东的汉、壮等民族华侨华人组成的。公元1840—1868年，因太平天国运动及少数民族起义失败，有约10万壮、瑶、苗族从广西迁入越南及东南亚地区。[10]值得关注的是：广西、广东、云南、贵州以及海南等地，许多壮、傣、瑶、苗、彝、布依等少数民族居民，先后成批迁居越南，成为居住在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民族性移民增多是明清时期移民越南的又一重要特点。明清时期，政局动乱，人祸天灾，民不聊生，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各族民众纷纷离乡别井，迁徙越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地缘环境和族缘关系，明清时期成为西南地区各族居民大规模移迁越南的最高潮时期。有义不事清者、反清抗法者、开辟矿山者、开垦荒原者、经商贸易者、少数民族迁徙者等，多股移民洪流朝向越南。史书称广南国“自明季……士民流寓彼境者以亿万计”[11]。这一记述，虽有夸大之嫌，但也由此可见，明清两朝迁居越南的华侨华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