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辞》在国内外的影响

《楚辞》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者屈原更被誉为中华千载文人之首。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5]他的形象、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与他的作品一起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国内楚辞学史，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在刘向所辑的《楚辞》十六卷基础上所成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发源期的代表，也代表汉代楚辞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分别被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许渊冲等翻译家在英译中选用为底本。从汉代至唐代，楚辞学研究无不具有经学特色，以名物训诂与注疏为主要特征，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用儒家的经学标准来衡量楚辞作品，“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6]，骞公的《楚辞》在注音、正字、考证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元时期追求对楚辞义理的探讨，以洪兴祖补注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楚辞集注》为代表，力求释义简明扼要，重视对原文诗义诗旨加以阐发，关注屈原的人格和思想。朱熹的《楚辞集注》作为理学思想的载体，对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大节进行积极褒扬，但认为他在生活中缺乏“克己”和“中庸”的思想。[7]朱熹强调义理阐发，但并不轻视文字训诂，因而《楚辞集注》一书成为具有整体学术风格的著作。

明清时期，出现王国维、王夫之、蒋骥等楚辞学专家学者，著述颇多。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从南北文化差异来解释楚辞的独特性。王夫之《楚辞通释》多发表屈赋微旨，在楚辞研究中起很大的作用，而蒋骥训骚的最大特色是着力于考证，重视从楚文化的特色出发，广纳新知。

20世纪初，胡适、梁启超、郭沫若、游国恩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介入楚辞学研究。胡适将其定性为文学名著，要求将它从汉儒旧学中解放出来进行文学研究。郭沫若运用阶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楚辞学研究。游国恩用综合和发展的眼光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梁启超主张东方西方一体化，把《楚辞》放在世界范围内运用西方的科学实证和系统方法来进行纯文学研究，同时注重以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域为研究背景，从而开启了《楚辞》研究的新思路。

在以上的楚辞学研究中，传统的章句训释及文学功能研究思路仍是立足之本。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种选本、注本、读本、译本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对作品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向新、深、细方向作了大量研究，在文献学、文艺学、美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神话学、考古学、天文学、哲学等诸学科方面都成果斐然。

1953年6月13日，闻囿在《光明日报》介绍了《楚辞》在海外的研究情况。1986年，马茂元比较全面地收集了楚辞资料的海外编，1990年，周建忠提出建立楚辞传播学，将《楚辞》英译及其研究作为海外楚辞学与楚辞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科分支促使学界开始关注楚辞“走出去”的问题。

海外楚辞研究萌芽于日本太平二年（730），在《古事记》（『こじき古事記』）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日神（かみむすび）、天之御中主神（あめのみなかぬし）等与《楚辞》中相似的神祇，《古事记》中还出现了与屈原《渔父》相证的辞句[8]。日本学界重视对《楚辞》资料的文献考证和综合分析，研究成果颇丰。[9]如赤冢忠的《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殷王朝における「河」の祭祀』）、林己奈夫的《中国古代的神巫》（『中国古代の神がみ』）等。韩国楚辞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徐敬浩、丁来东、张深铉、金时俊、洪淳昶、朴永焕等学者群体，研究范围主要在巫文化、楚辞的艺术性与艺术手法、楚辞学史及整理资料等方面。

楚辞在19世纪中叶才传到欧美。1852年，德国学者奥古斯·费兹曼（August Pfizmaier）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的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Das Li-sau und die neun Gesänge），标志着楚辞开始进入欧洲学术视野。1931年，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利用屈原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神话方面的研究。此后有圣·德尼侯爵（Hervey Saint-Denys）的法译本（1870），桑克谛（Nino De Sanctis）的意大利文译本等纷纷问世（1900）。1959年，匈牙利学者托凯（Fraid Tokei）的《中国哀歌的诞生·屈原及其时代》（1959,1986）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屈原。随后，苏联时代的学者如费德林、林曼、谢列勃里雅可夫等都热衷于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分析屈原作品。费德林的俄译本《屈原诗集》认为屈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谢列勃里雅可夫在《屈原和楚辞》中称“屈原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愿望”,[10]同时他还从古代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来解释《离骚》中芳草等比兴手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1879年，英国学者爱德华·哈珀·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的《离骚》英译（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标志着《楚辞》开始进入了英语世界。1895年，理雅各（James Legge）的《离骚及其作者》（The 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标志着《楚辞》在英语世界专门性研究的开始。此外，韦利通过英译《九歌》（The Nine Songs,1955）进行了巫文化研究。随后，霍克斯的《楚辞：南方的歌》（Ch'u Tz'u:the Songs of the South,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1959）从人类学角度介入《楚辞》研究。欧美译家对《楚辞》作品译介的还有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鲍润生（Francis Xavier Biallas）、叶乃度（Eduard Erkes）、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赫赫有名的汉学家，他们主要从比较文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翻译和研究《楚辞》作品，对《楚辞》在西方的译介起了奠基作用。

《楚辞》研究的逐步繁荣发展与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是相一致的。源远流长的楚辞文化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初民时期，华夏先帝的施道行善、光大博爱的伦理制度，推行音乐和诗歌的教育制度，“得人者兴，失人者亡”的政治制度，孔子的“五常”和“三达德”[11]的儒家道德哲学，老子“清净无为”的思想哲学，墨家的“博爱”原则等铸就了屈原这样一位不朽的诗人、学者和政治家，也成就了这蕴含丰富而深刻学术思想的千秋诗篇。这些影响深远的思想意识价值连同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与丰厚的多学科文化价值统一于诗篇之中，使得楚辞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穿越古今，产生巨大的发展与传承价值，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