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连接着过去、今天与明天，历史学则是这条长河中人类记忆的丝带，它将一个个散乱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和规律的链条，以传统影响着现实，以思想昭示着未来。史学史就是关于历史记忆或者研究这一特殊记忆规律的学问，或者说是对人们认识历史过程的解构。正如俄罗斯历史哲学家德·谢·利哈乔夫所说：“理解俄罗斯历史，揭示俄罗斯的本质特点对于当代特别重要，因为当代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件中的许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并且将由作为俄罗斯的因素决定。”[1]对此，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深刻地指出：“个别民族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所运用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成果，以及获得的文化或文明，并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活动的成果，而是一切有文化的民族共同的或是连续不断的努力所创造的。”[2]于是，“在数千年的文化中，不管是已经过时的或是现在仍旧保存着的，一切都流传到我们现代，并且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再通过我们传给我们的后代”[3]。所以，我们研究当代俄罗斯史学，必须客观地对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内涵的俄国传统史学作出回顾、反思和评析，因为植根于传统史学的文化理念即俄罗斯因素，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也长期影响着俄苏史学家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判断，是我们研究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基础和依据。
一 10—17世纪的俄国史学
公元9世纪中叶，古罗斯国家留里克王朝建立，后因都城南迁而称为基辅罗斯。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在古代东斯拉夫人文化的基础上，受瓦里亚格文化和拜占庭文化影响，独具特色的基辅罗斯文化逐渐形成。在这一多元融汇的文化体系中，对历史的记述占有重要位置，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早期编年史成为古罗斯史学的萌芽。其中，把各种国内外散乱的文字及口述资料汇集起来并加以说明的《始初编年史》的出现，对俄国古代史学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深受东西方文化和古代编年史的影响，在古罗斯“编纂历史是古代典籍家喜爱的工作。他们开始是刻板地摹仿拜占庭年代记的表面形式，但是很快就掌握了它的精神和概念，过了一段时期，就自己创立了历史叙述的某些特点，制定了自己的体裁，确立了坚强而严整的历史世界观，以及对历史事件的一致的评价，而且有时使自己的工作具有出色的艺术性，编纂历史在当时被认为是大有教益的善事”。[4]公元10世纪下半叶，随着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基辅罗斯，不仅各公国普遍设有专人撰修官方编年史，一些寺院和修道院也都重视并逐年记载周围发生的重要事件。克柳切夫斯基通过深入研究认为，“编年史汇集中最重要的，是说明我国历史开端的那种思想：斯拉夫的统一思想。编者之所以从事这种人种志学，是想集合斯拉夫各族的所有部分，指出他们目前的国际地位，指出能把它们连接起来的环节”。[5]因此，这种将不同时代和作者编纂的、散乱的年代纪，集中归纳为编年史的努力，在罗斯统一的过程中，对构建人们共同的思想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莫斯科公国逐步强大并成为真正意义的国家以后，编年史有了更快的发展。一些主教和僧侣有计划地收集地方编年史家记载的各种事件，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而丰富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编年史。在岁月的流逝中，许多编年史都失散了，流传下来的是一部被称作《始初编年史》的汇集，它是由《往年纪事》《弗拉基米尔时代罗斯受基督教洗礼的传说》和《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三部编年史构成。在这些编年史中，编撰者关注的主要是王公贵族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教士积极参与编修历史，说明当时宗教与王权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这些资料是“按照一定方法的加工，甚至经过批判性的挑选，并且用有指导性的历史思想加以说明，因此我们研究的已经不是一部普通的编年史，而是在科学上必须相当重视的学术著作。这里需要研究的不仅是原始的史料，而且还要研究甚至具有某种方法学的严整的观点”。[6]可以说，俄国早期的编年史无论是方法的使用还是史料的记载，都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公元11—12世纪，随着古罗斯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编年史在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增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是《拉夫连季耶夫编年史》和《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这两部编年史收集了各地的编年史和民间传说，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12—13世纪的编年史修撰过程中，早期的史学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历史编修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各地王宫的政治斗争、外交谈判和相互关系等，编修人员主要是修道士、领主或王公的亲信，这就使史学的政治性和功能性作用得到加强。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尽管感情和利益有着分歧，尽管描写的事件喧嚣而混杂，但编年史的叙述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所有的事件，不管大小都是用同一个观点严整地铺叙的，编年史家就是用这个观点来观察世界的各种现象”。[7]古代罗斯编年史家的观点和方法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影响深远，并逐步形成了俄罗斯传统史学的样式、风格和特点。
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俄国，罗斯大部分地区被蒙古人所征服和统治。古罗斯文明受到东方游牧文化的直接冲击，同时蒙古的军事政治制度也部分地融入俄国文明，使俄国的社会和文化部分趋于东方化，并发挥了长久的作用。在蒙古人统治期间，除诺夫哥罗德未直接受到奴役而能够继续编撰编年史外，罗斯其他地区的编年史工作基本停止。各地的修编工作直到13世纪后期才逐渐恢复，并在14世纪开始繁荣起来，在梁赞、特维尔、斯摩棱斯克、罗斯托夫和诺夫哥罗德等各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有人在专修编年史。
14世纪初，正在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开始撰写自己的编年史，其中，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莫斯科大公为了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公国的势力和提高其地位，他需要教会在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如教会可在政治上运用自己的宗教权力和宗教影响来迫使相邻公国的王公们臣服于莫斯科公国；教会可在经济上利用自己的雄厚经济实力来帮助莫斯科公国发展经济；教会可在思想上为大公掌权大造社会舆论，宣传大公权力是神授的，因而是永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另外，教会也需要公国政权的支撑，以便加强教会的权力，进一步提高教会的地位，继续保住已有的大片土地和所奴役的农民”。[8]正因为如此，迁往莫斯科的总主教作为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人同各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在教会的领导和参与下，修史工作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1409年，总主教基普里安主持编撰的大型编年史在莫斯科完成。这部编年史在《往事纪年》的基础上，收录了诺夫哥罗德、梁赞、特维尔等地区的编年史料，可以称为那个时代的全罗斯意义上的编年史。由于该书贯穿和彰显了罗斯历史过程统一的思想，因而又被视为罗斯编年史的里程碑。1418年，总主教福季在莫斯科主持编撰了一部新的编年史。该书对基普里安编年史进行了较大修订，删去了罗斯各地区相互争斗和攻讦的内容，较全面地叙述了各公国统一于莫斯科大公政权的过程，突出了全罗斯实现联合的倾向，对于后来编修统一的编年史具有重要意义。俄国历史哲学家С.Л.弗兰克指出：“在俄国，最初的国家政权不是从世俗化和与神权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是产生于东正教信仰内部……”[9]所以，在此后的长时期内，历史编纂与宗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宗教观念和社会理想，作为历史观念的一部分，对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俄国史学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5世纪时，随着罗斯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其编年史的范围也愈加宽泛，史料也更加翔实，除继续收录《往年纪事》和一些地方的编年史外，还收录了各种法律文件、教会规章、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等。由于罗斯编年史是从广泛的社会层面关注历史，使我们今天从深层结构研究历史成为可能。这一时期，罗斯同世界的交往和联系不断增加，人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于是在罗斯出现了一些叙述世界历史的著作，如古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各国史，以及包括罗斯历史在内的小型世界编年史——《罗斯年鉴》。通过与欧洲的频繁接触，俄国历史学家对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史学有所了解。如塞尔维亚人帕霍米·洛戈费特于1442年编写的第一部罗斯年代纪，就利用了《叶林编年纪》等多种历史资料，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用比较完整的情节贯穿起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使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到罗斯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因此，开放性和社会性乃是当时罗斯史学的重要特征。
16世纪俄国中央集权国家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著作的撰写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16世纪40年代编成的《沃斯克列先斯克编年史》以及《尼康编年史》，不仅收录了自罗斯立国以来保存的大量史料，还收入了一些传说和纪事。16世纪70年代，由皇家组织编纂的《插图编年史》问世，其中各类插图达1.6万幅，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插图，以及由《圣书》（概论）、《年代记》（世界史）和《尼康编年史》（罗斯史）等构成的文字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这些史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推崇皇权，把罗斯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联系，为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一时期，俄国史家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字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筛选，由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传说故事编撰的历史著作，对在普通百姓中推广历史知识，发挥其社会功能，促进民族自觉性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17世纪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更多的俄国人迫切希望了解本国历史，从罗斯国家的形成特征、族群分裂、外族入侵，以及民族与宗教的变化中寻找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由此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满足公众和社会的需求，这一时期编年体的撰写模式有所减少，而记事和政论体裁得以发展，突出了历史著作的写作目的和问题意识，研究范围也明显扩大。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大量官方关于“混乱时期”的历史文献问世。一些官方史家认为，专制制度是统治和对付农奴的重要力量，应在史书的撰述中努力为新政权寻找历史根据。然而，这也造成了对“混乱”与政治斗争过分关注，而忽略了对其深刻社会及历史原因的分析。
17世纪中叶以后，官方修史有所发展，俄国历史著作的范围和内容明显扩大，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如由萨瓦·叶西波夫编写的记述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编年史》、17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斯特罗干诺夫编年史》、90年代出现的列梅佐夫著《西伯利亚史》等，都保存了一些地方衙门的原始档案资料和当地居民的传说以及民族志资料等。这一时期，通过与欧洲国家的初步交往，俄国历史学家开始尝试采用欧洲各国的历史文献等外国资料，以深化和丰富对本国历史的研究。
综上所述，早期的俄国传统史学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尽管罗斯国家的建立相对较晚，但历史编纂从最初就受到重视，与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发展始终相伴，体现了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特殊需求；二是教会和教士是早期参与修史的主要力量，体现了俄国宗教势力在编修历史中的作用，以及早期的政教合一关系；三是不同教士和史家所撰修的年代纪汇集成编年史，成为官修历史的主要形式，体现了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王权意志和国家统一的需要；四是与世界文明古国相比，起步较晚的俄国史学，可以在汲取古代东西方史学成就基础上获得长足发展，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征。这些特点从深层结构上影响了后来俄罗斯史学的发展。并且，作为官方意识的载体，俄国传统史学对后来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也起到了精神引领作用。
二 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俄国史学
17—18世纪，是俄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在那个时代，地处东欧一隅的俄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还是十分贫穷落后的。彼得一世登基后，决心学习西欧科学文化，革除传统陈规陋习，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制，在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改革，快速提升国家实力，努力提高俄国的国际地位。彼得一世在出国学习考察回来后，立即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除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的改革外，在文化方面也大胆革新，他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剧院，并在去世前夕批准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在彼得改革过程中，历史研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因为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使“俄罗斯历史的各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思考俄国形势的各种变化，因而产生研究国家历史的强烈愿望”[10]。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史家们到修道院收集历史书籍和古代手稿，一批史学著作得以很快出版，历史研究的专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其中，诺维科夫编撰的20卷本《古俄罗斯文库》，推动了当时俄国史学的发展。
彼得一世出于巩固和发展俄罗斯帝国的需要，指令史学家整理和吸纳历史经验，以强化封建贵族统治，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又被称为“贵族史学”。根据彼得一世的提议，由曼基耶夫主编了《俄罗斯历史的核心》和《北方战争史》。彼得一世在出国考察中，了解了欧洲历史编纂学的一些情况，在他的提议下，俄国史学家开始改变单纯的编年体的写作方法，出现了综合性叙述的通史及史论性著作。18世纪俄国贵族史学家米·舍尔巴托夫所著7卷本《远古以来的俄国史》，作为此类通史体裁的代表作，着重论述了贵族管理国家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贵族的利益和要求，奠定了俄国贵族史学的基础。贵族史学家伊·鲍尔金在《对俄国列夫列尔克城古代及现代史注释》中指出，俄国与西欧的历史发展具有共同性，在罗斯时代就存在着分封制。贵族史学家瓦·塔吉舍夫撰写了5卷本的《俄罗斯历史》，他在书中提出，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宗旨在于说明“专制政体对于我们国家的益处”，他以批判的态度分析和运用史料，对俄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18世纪末，俄国贵族历史学家米·卡拉姆津受政府的委托撰写俄国历史，其中运用了伊帕捷夫编年史及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编纂出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历史》，1816年至1829年陆续出版。卡拉姆津的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贵族的意志，他认为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与西欧完全不同，俄国历史进程主要是由贵族起主导作用的，是一部专制国家的历史。他极力通过宣传和阐述国家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权力在俄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英国历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以一个西欧史学家的视角评析了卡拉姆津的史学思想。他说：“卡拉姆津认为俄国是独立于并优越于西方国家的另一个世界，他赞扬专制原则而攻击立宪理论。他把俄罗斯早期的一些国王描写成专制统治者，而把那个使俄国人摆脱鞑靼统治的伊凡三世说成是理想的君主。他的书一直被称为专制政治的史诗。教会是王座的砥柱，信仰是国家的基本力量之一。”[11]
1725年，彼得一世在逝世前亲自批准成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科成为最初建立的几个重要学科之一。此后，俄罗斯科学院开始组织著名的历史学家进行史学研究，并将传统的官方史学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开明君主专制与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对俄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积极作用。总之，18世纪俄国历史学的快速发展，反映出彼得一世改革至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历史学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理论阐释与精神引领作用。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暴动频发，农奴制已经成为阻碍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贵族青年军官为主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其政治目标，表明俄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的变革时期。
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俄国文化的世俗性质越来越明显”。[12]赫尔岑、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早期思想家和革命家纷纷涌现，他们普遍提出要解放农奴，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与此同时出现的自由主义派和斯拉夫派为维护沙皇制度，也主张缓和社会矛盾，要求进行有限度的变革。俄国各派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了各种旨在改变国家现状、消弭社会矛盾的理论与观点，使历史转型时期的俄国社会思潮空前活跃，对沙皇着手农奴制改革产生了舆论推动作用。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摆脱了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并得到了一部分土地。改革促进了雇佣劳动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俄国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然而，由于这次改革是以维护沙皇制度和农奴主利益为前提的，因此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未给广大农民带来理想的生活，也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改革后的几十年中，尽管俄国部分地区和部分经济部门发展较快，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仍然属于较落后的国家。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使资产阶级与沙皇专制主义、残存的农奴制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俄国特点的帝国主义。这种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压榨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对外则表现出明显的侵略性和军事冒险性。由此导致的对外扩张，不仅引发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也使民族的划分与归属进一步复杂化，民族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十分困难，生产力的解放亦受到多重制约，造成了俄国现代化进程的举步维艰。
面对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代，历史学家们积极关注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围绕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历史规律、民族问题、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深刻思考，由此促进了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另外，发端于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也对俄国资产阶级史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主要史学流派和史家群体如下：
（一）以С.М.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国家学派。索洛维约夫作为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发起人，从1851年开始逐年出版了29卷本的《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在这部巨著中，他用社会演变的观点解释历史，认为历史是具有内在规律的、有机的发展过程。他把“国家生存思想”作为解释俄国历史一般规律的出发点，认为俄国历史是从宗族关系向国家关系逐渐的和合乎规律的过渡，进而强调俄国君主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俄国人是欧洲人，没有什么欧洲的东西对他们是陌生的。他强调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必要的，并表明这项改革是怎样自然地从过去演变而来的。”[13]索洛维约夫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考虑到史学研究范围内的主张，对当时俄国史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奇切林和卡韦林等国家学派在俄国史和法国史等方面也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19世纪的俄国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二）以М.Н.彼得罗夫、В.В.鲍尔、В.И.格里耶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派。该学派重点是对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并主要是对欧洲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予以关注。他们首次编写了系统的欧洲近代史教程，在欧洲改革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法国大革命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他们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世界中世纪史、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俄国近现代史方面，彼得堡科学院院士М.П.布尔加科夫的12卷本《俄国教会史》，对教会的经济形态、东正教教义、教士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格拉多夫斯基的《俄国地方行政史》、谢密夫斯基的《十二月党人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农民》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代史学派把俄国作为欧洲的重要一员，将俄国历史放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去研究颇为引人注目。
（三）以Н.А.波列伏依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国家派史学颇为盛行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异军突起，对以国家学派为代表的官方史学展开了批判。Н.А.波列伏依在《俄罗斯民族史》中，对卡拉姆津的“专制制度在俄国应该像地主的权力那样牢不可破，国家的历史主要应是君主的历史”的观点予以批判。Н.И.科斯马罗夫作为俄国小资产阶级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通过深入研究俄国各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认为封建专制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表现了反对专制制度的倾向。还有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经历了十月革命前后两个时代，其研究领域和重要观点有一定的连续性。如俄国自由历史编纂学社会经济学派的代表Д.М.彼得鲁舍夫斯基对中世纪英国社会史、工商业发展史和宗教史的系统研究，Е.А.科斯明斯基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原因和过程的研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的基本诉求。
三 克柳切夫斯基的史学思想及成就
在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家中，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B.O.克柳切夫斯基的史学思想及取得的成就具有代表性。尽管囿于他所处的时代和阶层而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家，但实际上他对俄国历史的阐述在观念和方法等方面已经具有了朴素唯物的倾向。乔治·皮博迪·古奇曾这样评价他：“老一辈的历史家们被克柳切夫斯基代替了，他是俄国最大的历史家。”[14]应该说这种“代替”绝非仅仅是新老史家的更替，主要应是指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新变化，近代科学对人与自然认识的大大推进，以及马克思主义诞生对历史科学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
克柳切夫斯基作为莫斯科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在其几十年的讲义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形成了《俄国史教程》。与此同时，他又撰写了《俄国各阶层史》等其他著作，阐发了其新自由派史学的基本思想。他在《俄国史教程》中指出：“历史”一是指时间的运动，指过程，二是指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科学知识中的一个专门部门，它的内容就是历史过程，即“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我们周围自然界的生活一样，也是世界生活中的一种现象，科学地认识这种现象，也象研究自然界的生活一样，是人类思维所不可或缺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表现在人类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结合中，这些结合可以称作历史的主体，它们是经常在发生、成长、增多、合并和瓦解的，总之，是象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地产生、生长和死亡的。这些结合的发生、发展和交替，以及它们生活的一切条件和后果，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过程”。[15]也就是说，历史过程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而简单的政治史、军事史或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只是历史结合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克柳切夫斯基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对象问题。即一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需要、习惯和生活福利，因为它们一方面改善个别人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又确定和改进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历史观察的另一个对象，是建立人类社会的历史力量的本质和作用，是形形色色的物质线索和精神线索的特性，借助这些线索使生命短促的、偶然来到人世的、各种性格的个人构成了数千年的坚固而稳定的社会”。[16]同时，他提出了历史社会学的概念，“对社会结构、人类的各种组合，以及各个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历史研究，总而言之，对创造并指导人类共同生活的那种力量的特性和作用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社会的科学——的一个专门部门的任务，同时也可以把它从一般的历史研究中划分出来，另立为历史社会学”。[17]克柳切夫斯基将历史过程所依赖的动力概括为社会历史的综合现象，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本质认识的重要进展，对此后俄罗斯史学的综合性发展做出了贡献。
克柳切夫斯基将历史研究对象划分为世界史和地区史，他认为：“社会生活在因果关系中逐步取得的成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一定的地区和年代中来观察。思想可以集中在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本身的构成，深入研究生产各种现象的原因，也就是说，可以深入研究组成社会生活的历史力量的本质和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区史的研究能为历史社会学提供最丰富的现成资料”。并且“有许多理由要求历史学家在研究地区史时主要站在社会学家的立场上”。[18]在这里克柳切夫斯基强调，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对地区史这样较小范围是较为适宜的，或者说在国别史的研究中，历史社会学能够发挥更加特殊的作用。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组成人类社会的结合体是千差万别的，那是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并不完全相同，是按不同形式结合起来的，这种不同形式的结合，也不仅是构成部分的数量和种类不同，不仅是人类各个结合体的复杂性不同，而且还有相同因素之间的不同比例……这种不同形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是变化无穷的，在这种不同形式中最重要的，是在各种结合和各种情况中的共同生活的因素表明了不同的特征和作用，在观察者面前展现出它们各方面的本质。”[19]由此指出了，历史过程的秘密主要在于历史发展的内外条件所形成的形形色色、千变万化、成功或不成功的结合中，是某个民族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在一定国家里形成的那种结合中，而这些结合就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正如乔治·皮博迪·古奇所说：“他不想在详述政治和战争方面同他的老师索洛维约夫较量短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外交；他擅长于叙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20]毫无疑问，克柳切夫斯基的史学思想对近现代历史学的转型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至今仍然受到各国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于重新理解俄国社会各阶层、各族群的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恩格斯在论及这一时期俄国历史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俄国的历史和批评的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21]这说明，尽管由于专制社会的政治因素，个别史学家曾被驱逐或流放，存在“沙皇统治下阴沉的蒙昧主义高压在历史研究之上，正象它压着民族生活的其他各个部门那样”的状况；但是，总的来看，19世纪的俄国史学与文学艺术一样，是在比以往较为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由于它力求观照国家与民族面临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触及和融入现实生活，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以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批判现实主义意义。
四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俄国及其影响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欧洲迅速发展，并以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为主要目标极力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作为世界历史时代的肇始，早期的全球化使各国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与眼界视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欧洲，由于生产力还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因而导致了西欧各国的社会冲突，劳资矛盾的升级造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矛盾，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其重要理论基础就是运用唯物史观探索客观历史规律，科学把握历史进程，从而使历史学变成了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很快波及和影响到正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俄国。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作为一次不可能触及沙皇专制及其根本利益的有限改革，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此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与封建农奴制残余之间的相互矛盾与相互依赖复杂交错，使整个俄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转折和大动荡时期。“剧烈的变革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极为尖锐，不同社会力量严重冲突。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对传统的宗法制关系构成有力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受到来自贵族地主的抵制，更受到来自社会下层以及自认为代表了农民利益的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反抗。”[22]在这一过程中，早已波澜涌动的社会思潮，又增加了新的成分——一批民主革命家开始讨论西欧的革命运动，并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中找到俄国发展道路。正如2016年版俄教育出版社的《俄国史》所说：“苏维埃文明的出现不仅是俄国社会深层矛盾的结果，也是应对漫长的19世纪即将结束时与世界文明危机相关的外部挑战的结果。”[23]早期革命家在改变俄国社会的浪潮中，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其中，“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4]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量的理论研究中，都将俄国视作欧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和判断。他们对俄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分析及其东方因素作用的思想使俄国革命者受到启发，他们与俄国民主革命家围绕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并对俄国革命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在俄国第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阐述历史的是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普列汉诺夫。他在长期的侨居国外生活中，深入研读经典作家著作，并与晚年的恩格斯有过直接交流，亲耳聆听了恩格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普列汉诺夫通过大量著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论一元论历史之发展观》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著作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围绕俄国解放斗争、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思想史等许多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深入研究。他在《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等著作中，对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进行了探讨，他的前期研究成为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
在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一系列著作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5]在这里，列宁将历史规律、物质第一性和群众活动作为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志，从而揭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本质特征。
在这一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26]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阐释，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对于后来苏联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多世纪以后，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对《共产党宣言》这部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27]同时，列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俄国革命的策略时，强调要遵照恩格斯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8]去探索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理论探索，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奴制崩溃50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通过对俄国历史的深入研究，阐述了俄国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使他的理论建树大大超越了同时代其他各种流派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列宁主义的诞生宣誓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29]列宁思想为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对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的重要基石。
注释
[1][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
[3][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页。
[4][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8页。
[5][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9页。
[6][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0页。
[7][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3页。
[8]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9][俄]С.Л.弗兰克：《俄国革命的宗教历史意义》，载В.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0]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张开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4页。
[11][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5页。
[12]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张开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页。
[13][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6页。
[14][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6页。
[15][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页。
[16][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1页。
[17][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
[18][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9][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页。
[20][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
[22]姚海：《俄国革命》，《苏联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23]М.Горинов、А.А.Данилов、М.Ю.Моруков и д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0Класс）Часть3,М.Просвещение，2016.108с.
[24]姚海：《俄国革命》，《苏联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25]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26]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27]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8][德]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29]姚海：《俄国革命》，《苏联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