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体安全条约》的产生背景

苏联突然解体催生了15个国家，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地区问题，其中就包括怎样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如何避免中央权力瘫痪后区域无政府状态下出现内部动乱或遭受外来入侵等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独联体国家在获得主权和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生存发展环境的职责，解决安全问题成为独联体国家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独联体成立之后允许各成员国组建自己的常规武装力量，各国也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国防机构，并对在本国境内的原苏联军队、武器装备及军事设施进行“共和国化”。但并不是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都有机会接收苏联有价值的遗产，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领土和边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独联体不仅存在新独立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安全问题，独联体外部也存在安全隐患。

（一）区域内安全局势

苏联解体使其加盟共和国经受了剧烈的冲击和考验。中亚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和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存在和隐含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消失之际，各种力量跃跃欲试，试图在动荡之中成就一番“伟业”。中亚各共和国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其中不乏谋求民族分离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以维护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实际上都在觊觎政权，特别是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定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即共产党垄断政权的条款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和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什党”、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民阵线”、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等。[3]这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局势失控，塔吉克斯坦局势尤其危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遇到了来自反对派（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响应“伊斯兰民主”口号者）的强力竞争。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制止反对派的独立意图并阻止他们成为地方政治进程的中心。[4]

在各国反对派极力谋求夺权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和宗教情绪也被煽动起来，各种极端思潮不断滋生，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泛滥，导致民族纠纷接连不断，中亚国家社会形势急剧恶化，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形势非常严峻。1990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发生械斗，攻击政府和内务部机关，造成139人死亡、486人受伤。同年7月，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勒阿巴德市和奥什市又爆发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1990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新乌津市，当地民族与迁居这里的南高加索人发生民族冲突，也有人员伤亡。[5]虽然中亚五国领导人为应对严峻形势，于1990年6月在阿拉木图发表联合公告，呼吁中亚各国人民保持冷静和团结，“不久前我们忽视社会发展规律，教条地看待生活现实，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社会道德和精神健康方面表现出来。可惜，出现的困难被一些破坏力量利用于不良目的，它们煽动情绪，散布恐慌，包括散播民族间的仇视。近来这往往导致严重后果、发生冲突，经常酿成悲剧，只会带来悲伤和痛苦”，[6]但对控制形势并未起到多大的效果。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塔吉克斯坦，在社会动荡和政权斗争等矛盾叠加的情况下，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

南高加索同样是一个历史关系复杂、民族问题交错的地区，一直都不稳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个国家在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的同时，除了各国内部争权的政治斗争外，更面临领土和主权争端。1991年格鲁吉亚爆发反对执政者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大规模内战，次年1月反对派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宣布接管共和国全部权力，3月，曾任苏联外长的前共和国领导人爱·谢瓦尔德纳泽回国执政。[7]但国内混乱的局势仍无法得到扭转。与此同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行动成为格鲁吉亚抹不去的伤痛。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各种矛盾相对集中地聚焦在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上。

阿布哈兹于1921年根据联盟条约并入格鲁吉亚，1931年成为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阿布哈兹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联盟中央请求把阿布哈兹划归俄罗斯。1990年阿布哈兹发布主权宣言，宣布退出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举动引起了格鲁吉亚的强烈回应。1992年7月，阿布哈兹决定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随即遭到格鲁吉亚的强硬反制。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武装对格鲁吉亚进驻阿布哈兹军队发动攻击，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

苏联将高加索山以北称为北高加索，划归俄罗斯，高加索山以南称为南高加索，格鲁吉亚就位于南高加索地区。而分布于高加索山南北两边的奥塞梯也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奥塞梯划归俄罗斯，南奥塞梯划归格鲁吉亚，这为之后的分离主义埋下隐患。苏联时期，南奥塞梯就曾争取联邦主体地位与北奥塞梯合并加入俄罗斯。1990年9月，南奥塞梯宣布退出格鲁吉亚，成立“隶属于苏联的南奥塞梯苏维埃共和国”。同年12月，格鲁吉亚当局派军队进驻南奥塞梯。1991年11月，南奥塞梯当局再次做出决定要与俄罗斯合并，继续与格鲁吉亚展开对抗。苏联解体后，南奥塞梯一直谋求独立，以求脱离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的管辖。1992年，南奥塞梯通过全民公决，要求成立独立共和国及与北奥塞梯合并，使局势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双方武装不断交火进而导致大规模冲突。[8]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的争端可谓由来已久。这一地区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19世纪初以前，在该地区居住的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后来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进入该地区。1923年之前，该地区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苏联政府把它划归阿塞拜疆共和国。由于该地区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他们对隶属于阿塞拜疆表示不满。1988年纳卡州苏维埃两次做出决议，要求把纳卡划归亚美尼亚管辖，此后纳卡地区从政治经济上实际脱离了阿塞拜疆的控制。亚美尼亚共和国也曾多次向苏联中央请愿，希望把这块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飞地”划归亚美尼亚管辖，但这一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苏联中央的明确答复。

1990年，围绕民族和领土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仅迫使大量亚美尼亚人从阿塞拜疆逃离、阿塞拜疆人从亚美尼亚迁走，还时常发生流血事件，双方边界地区也开始发生武装冲突。1991年7月，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武装人员开始大规模进攻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同年11月，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取消纳卡州的自治地位。12月10日，纳卡州苏维埃宣布根据在当地亚美尼亚族居民公决的结果，决定成立共和国，脱离阿塞拜疆而独立。[9]问题不断朝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苏联解体使局势面临新的问题，不再受中央政权制约的两个国家武装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二）周边安全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构成了独联体的西部周边环境。独联体成立初期，西部周边的环境比较平稳，没有外界压力。这与当时美国和西方对独联体政策直接相关。此时，美国和西方面对独联体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后苏联地区的稳定，从而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其面对的主要问题有：解决苏联遗留下的核武器问题，防止苏联解体造成核武器扩散，支持新生国家的独立和政治民主化。苏联解体之初，安全领域中西方关注的是苏联遗留下来的核武器问题。而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看来，与自己命运直接相关的不仅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更有与自己直接相邻的国家，其中可能有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些情况使一些独联体国家迫切需要通过相互联合来抵御可能出现的外在风险，因为多数独联体国家没有能力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苏联解体缓解了西方对苏联地区的对抗态度，甚至拉近了西方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但西方并不能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也不能为独联体国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独联体南部周边环境要复杂得多。面对的国家多，从西往东数，有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与新独立的独联体邻国相比，这些国家处于各种不同的状态，实力上也各有不同。在苏联解体留下“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它们对相邻的独联体国家会采取什么策略，可能施加什么影响，就成为值得令人担忧的事情。

随着苏联的解体，土耳其也曾试图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增强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土耳其这一想法若得以实现，其在北约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伊斯兰议会组织）中的威望便会得到较大提升。事实上，土耳其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当时的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吉尔吉斯斯坦，是以伊斯兰居民为主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10]当时的土耳其领导人仍继续通过冷战格局来理解俄罗斯，倾向于谈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按土耳其的理解，俄罗斯试图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加强影响。因此土耳其的分析家们坚称，西方不愿为上述地区的原苏联独立出的国家提供实际支持，是在为北约和土耳其自身制造军事威胁。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莫斯科的态度上，它比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更为消极。但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北约的成员国身份不允许土耳其完全自由地决定其与阿塞拜疆和其他原苏联地区的突厥语国家进行军事合作。[11]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耳其对独联体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即便如此，土耳其在独联体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这段时间起，土耳其在加强与中亚国家政治交往、加大经济援助和文化渗透的同时，也在向中亚地区大力渗透“泛突厥主义”思想。中亚国家内部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也活跃起来，各种“泛突厥主义”组织纷纷恢复活动，其中不乏持极端观点的组织团体，造成中亚国家的政局动荡。

伊朗曾深刻经历了伊斯兰革命，在197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积极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在冷战结束前后，伊朗虽然停止了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泛伊斯兰主义”，但其借助历史文化因素在独联体伊斯兰地区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基于原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以及阿富汗国内政治的发展状况，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尤其是与阿富汗相邻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直接面临来自阿富汗的困扰。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局势陷入混乱之中，这仿佛在与阿富汗毗邻而居的中亚国家身边放了个火药桶。再加上它们与阿富汗有着跨界而居的各民族居民，更为边境地区的国家间武装分子的相互渗透提供了条件。例如，塔吉克斯坦反对派武装力量就以阿富汗北部为基地，经常越过边界，伺机渗透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展开活动。再加上宗教激进主义在阿富汗影响甚广，这对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继承的“沉重遗产”。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年里，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走向正常化道路。但中苏之间关于边境问题余音未消，领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苏联解体后，苏中边界成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分别与中国的边界。原先由强大的苏联来应付的问题，刚独立的虚弱国家无力独自承担。

独联体作为一个平台，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成员国内部安全关系的规则和机制。新独立国家失去了统一的安全保障，面临独自承担生存安危的责任。这对大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客观的安全需求促使独联体国家进行联合，以解决区域稳定和安全等问题，由此，《集体安全条约》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