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达云新著点赞

中国日本历史学会名誉会长 汤重南

2018年初，老友达云教授发给我他的新著《洋律徂东：中国近代法制的构建与日籍顾问》文稿，嘱我为其写序。该书内容与我的专业虽然并不完全对口，又诸事缠身，可我仍然当即慨然应允，因为太想为达云尽点心力了。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与他的结识、过从，以及所知种种，我的思绪于是回到了30多年前。

我与达云结识已30多年。这一结识，是有缘分，还是天佑？达云有着传奇式的经历（当然是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云虽然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天津某大型国营工厂工作，直至被内定为厂领导层的预备军。70年代末，社会科学研究战线开始恢复建设，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日本所也开始招聘研究人员。达云听到消息后，跃跃欲试，放弃被提拔的或然机会，找到刚被任命为日本所主管工作的副所长的吕万和先生（更是我尊敬又过从甚密的前辈）。吕先生经过询问其动机、考察其日语程度和社科知识，当场拍板，决定招聘任某工厂中层干部的达云。怎奈工厂以工作需要之由不同意放人，达云想从工厂调入研究机关一事遇阻。这时恰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国务院批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充实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甚至后继无人的社会科学系统。于是，万和先生鼓励达云报考。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达云据说取得了该专业天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当时达云本来可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进京，由于万和先生点名力争，最终根据考生报考地优先录取的原则，达云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录取。达云所在的工厂方面见到盖有国徽印章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得不将这位厂领导后备人选放行。

达云到天津社科院日本所后，在吕先生的指导下，很快就适应了日本问题研究工作，并渐入佳境，成就引人注目。后来又从天津社科院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家人事部所属研究所工作数年后，获得日本外务省所属国际交流基金资助赴东京大学开展研究，随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课程结束后进入现在的山梨学院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

达云如今是著译等身、硕果累累，是研究日本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以及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之一。他的学问人品俱佳，也颇值得勾画一笔：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治学认真、刻苦；为人真诚、热情，善于与人合作，人际关系良好。他长期活跃在日本、中日关系研究学术界，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专业委员会会长、常务理事、旅日华人教授会干事。他为加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交流，默默无闻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取得了骄人业绩。正因为如此，达云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都有很好的口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

达云为其研究，经常往来于中国、日本。每次一到北京、天津等地，立即投入紧张的收集资料工作，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跑图书馆、资料库，拜访相关学术机构和同人、专家。由于他的刻苦努力，每次都能够收获满满。

他的译著、著作及论文等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中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日本六兴出版，合著）、《中外人事制度方略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合编）、《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日本成文堂，独著）、《最新教科书 现代中国》（日本柏书房，合编）、《现代中国的法制与法治》（日本明石书店，独著）、《从法制看中国的统治结构》（日本明石书店，独著）等。译著则更多，就我所知，他最早的译著应该是信夫清三郎的名著《日本政治史》（四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合译）和美国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合译），此外还有《论职业公务员》（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合译）、《日本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合译）、《国是三论》（中国物资出版社，合译）、《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译）、《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译）等等。而学术论文等则因数量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达云在国内、在日本的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在两国学术界均可见到他的身影，而且工作卓有成效：从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与吕先生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聘请，共同到日本从事研究及学术交流活动。在东京、京都、大阪的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广泛、深入的访问、交流，与很多日本的知名学术大家进行交流，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此外，他个人还受国际交流基金聘请，在日研究经年。

记得在2005年，他参与组织了山梨学院大学主办的日俄战争《朴次茅斯和约》100周年国际会议。在会上发表了主旨论文，受到很高评价。笔者也有幸受达云推荐、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所获多多：除发表论文、参加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外，还结识了不少俄罗斯、日本、美国的著名专家学者。至今难以忘怀、心存感激。

更难忘的是他与琉球史研究大家我部政男教授到我当时在日本东京下榻的租屋畅谈、豪饮至深夜；更有在北大、他北京住所的多次欢聚。

达云的研究领域，从专攻日本史，扩展到中日关系史；从着重研究中日现状，又延伸、深入到中国近现代和中日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近年来，他在努力完成自己大作的同时，还为协助吕先生出版论集（吕先生生前拜托他与另一位刘先生协助）不辞辛劳地在日本收集照片、图片、文献资料，整理书稿，最后出色地完成了编辑、插图说明及打印等工作，的确令人十分感动。今年吕先生论集就将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发行——这其中凝聚了达云的多少辛苦劳动啊！

从达云这些简况中我们似也可大体知晓他的这部书稿一定会书如其人，值得认真阅读。

正因如此，我收到书稿，就迫不及待地翻阅、快读，后来又再次认真仔细地品读一过。当看到该书用最为恰当的确凿资料，说明了所提出的一系列学术难题时，真深深地感到敬服；而每每读到精彩处，更不由得暗暗称奇。一句话，读这本书，如品尝佳肴，令人回味，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达云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做了清楚的交代：其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是从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民国肇始的历史时期。而这是一个中日关系恩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的充满两面性的时期：既是日本染指、蚕食中国的时期，又是中国全面仿效日本，系统地向日本学习的时期。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探索过程。日本一次次觊觎、蚕食中国的同时，也有受聘来华协助晚清政府展开转型探索的一些日本顾问。在日籍顾问中，有些有双重身份，甚至充当日本政府的间谍。但是，晚清时期诸如有贺长雄、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渡边龙圣等一些日籍顾问的正面作用和贡献也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些历史却关注者寥寥。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出现了实事求是地调查和评论日籍顾问所做工作的文章和书籍。那就是25年前，达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1994年，在《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上首次发表《论有贺长雄对清末移植宪政尝试的影响和作用》等系列文章后，日本学界才开始有人跟进对有贺长雄的研究，逐步展开了对日本顾问问题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及探讨。

对选题意图，达云在该书前言中是这么表述的：本书之所以选取有贺长雄、松冈义正、寺尾亨和副岛义一等人作为具体解剖对象，就中国政府聘请他们担任顾问的过程、目的，以及他们担任顾问期间所负责的具体工作等微观领域加以研究和分析，理由有三。第一，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顾问，具有顾问头衔；第二，他们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为中国的法制、法律等涉及全局性、全国性、长远性的制度建设提供具体的咨询、建议，甚至是亲自执笔描绘蓝图；第三，与他们当时所发挥的作用相比，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很低，有的甚至被淹没、被遗忘。其贡献没有被国人认知。这不符合中国文化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古训。

达云在书中，还提出了值得学界重视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新观点：孙中山先生从主张美国总统制转变为法国共和制的原因与寺尾亨、副岛义一有关。人们大都知道，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在上海举行的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上，主张实行美国总统制的孙中山和主张实行法国内阁制的宋教仁之间，围绕未来新生政权建设什么样的政体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其后为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定的政体蓝图采纳的却是宋教仁的主张。而此时应该具体负责《临时约法》起草工作的法制院总裁宋教仁本人却在临时约法审议期间不在南京，而是作为迎接袁世凯南下代表团的一员去了北京。

众所周知，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对自己主张从不轻易变更的孙中山对临时约法构想的豹变，其幕后或许存在其他因素。辛亥革命研究者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实际起草者究竟是谁，孙中山因何由主张美国总统制改变为同意法国共和制的，都语焉不详，甚至观点相互矛盾、冲突。

该书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其变化因素：担任法制顾问的寺尾亨和副岛义一应该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达云在书中是这样阐述、论证的：寺尾亨、副岛义一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顾问，活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但他们参与了中华民国法制尤其是临时约法的制定等重要活动，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学识，在很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京临时政府的使命结束后，他们又作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为国民党的议会斗争出谋划策。而且，对于有贺长雄为袁世凯政府描绘的有可能导致独裁专制乃至复辟帝制的宪法构想和古德诺提出的推行君主制的主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严厉、尖锐的批判，坚定地保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坚决拥护共和制。寺尾、副岛的这些活动完全出自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同情和理解以及中日携手维护东亚和平的理想，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而且，即使在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持否定态度的时候，他们也不顾自身的利益将受损害，无视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真心实意地援助辛亥革命。他们的这种行动值得中国人民铭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革命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彻底性，但它结束了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为在中国推行共和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辛亥革命取得如此成功，其根本动力毋庸置疑来自中国人民对共和、民主的强烈向往，发轫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开展的前赴后继的革命行动。另外，在当时的形势下，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不惜对辛亥革命给予的支持和援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直至现在仍然没有忘记并持续地称颂那些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国际友人。当然，这种记忆更容易偏向于那些提供过物质援助以及公开参与到革命战争中的人士也是事实。该书之所以挖掘史料，公开像寺尾亨、副岛义一那样在幕后为辛亥革命提供“软件”方面支持的人士的事迹，目的之一就是要给予他们在中日关系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这种研究通过对具体某个顾问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事例的挖掘，最后能够集腋成裘，展示一幅关于日本顾问在清末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画卷，而在这一画卷中的各色人等一定是各具个性、栩栩如生的！

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即将迎来110周年的今天，更有必要，更有意义。

笔者完全认同作者的研究、成书意图。还想在这里将该书的贡献和特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该书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贡献和特点就是在学术研究上有重大创新。

全书的选题、立意和观点方面的创新点随处可见，新意多多。中日学界关于日籍顾问在中国活动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但是还存在着许多空白，而且已有的成果也存在着缺欠、不足和问题。该书填补了研究空白，弥补了学界研究的不足和问题，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

具体说来，例如晚清中国推行立宪选择日本作为仿效对象，考察宪法大臣们在日本具体学到了什么，是谁给他们以指导；修订法律馆中四位顾问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志田钾太郎承担的法律起草编纂工作，为何唯独松冈义正承担的民事关系法律的起草编纂鲜有人提及，甚至对他是否在其中发挥过作用表示怀疑；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的法制顾问寺尾亨以及副岛义一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四位顾问是如何应聘来到中国的，聘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系统和专门的研究。

该书共七章，前三章主要探讨和分析有贺长雄与中国的关系。更特设章节专门集中分析了日本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对辛亥革命的观感和评论，分析了寺尾亨、副岛义一主动来华的目的、动机和作用等问题。

中国社会后来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时，对于在关键时刻帮助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如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和褒扬。但是不知何故，被南京临时政府聘为法制顾问的日本国际法学家寺尾亨和宪法学家副岛义一却似乎为后人所遗忘，关于他们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几乎没有进行过研究。学界论及他们两人的文字少之又少。虽然后来有几位学者发表了几篇论文有所涉及，但是都没有提到他们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顾问所开展的活动。

有鉴于此，该书对寺尾和副岛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二次革命后，在国民党人与袁世凯政府斗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还介绍了副岛义一为中华民国绘制的宪政蓝图以及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期待。同时，副岛对袁世凯的法制顾问有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为中国设计的宪政框架开展了尖锐批判。作者对于这些活动给予了肯定和评价，并意图通过这一个案的分析管窥晚清中国聘请外籍顾问的概貌。

对这些问题，该书均首次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令人信服地予以解决。这是该书做出的重大学术创新。

该书的第二个贡献和特点是研究角度、视角独特，使全书充满新颖之感。

该书并不是对日本顾问总体进行归纳、评价的整体研究，而是着眼于中国学者、日本学者都关注不够或者语焉不详的这些顾问及其活动等许多问题的个案研究。

就笔者所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作者有特别多的优势。这些学术空白和前沿问题，都是达云长期以来所关注，用心探索、研究的问题，他有着长期的积累和良好的基础；作者的外语优势、与学术界研究机构的密切关系及深入了解等，也都是极为便利的优越条件。例如，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的四种对日学习方式——派留学生，翻译出版日本书籍，请日本教习、顾问，游历考察，达云都已有不少著述论及，可以说对每一种方式，都有作者的几十年来从新视角考虑，长期积累、发掘、运用的许多新资料。

作者的新视角，以及对个案研究的重视使该书特色鲜明，引人注目。

该书的第三个贡献和特点是全书利用了许多新的资料和文献。

作者发掘、使用了许多珍贵的新文献、新资料。达云发挥其语言优势，大量发掘中国、日本及相关国家的文献资料：主要利用中日两国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该书资料丰富，发掘了大量新的重要文献、档案。所运用的资料翔实可靠，全书以事实说话，因此学术性很强。该书的资料收集、处理的难度非常大，达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有不少时候，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的调查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收藏的有关中国官绅赴日考察的记录，这在书稿中反映得十分明显、突出。

该书的第四个贡献和特点是叙事方法新颖、论证严谨。

该书采用历史学实证的方法，再具体结合个案，解剖麻雀从微观入手，意图通过这些个案的解剖，从中管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来自日本顾问的影响和作用。全书确实贯彻、运用了实证方法，一切以事实说话、论证，几乎没有一句空话。全书论证严谨、严密，充分考虑细节，十分周密。而对突破点、创新点，则更加注意充分、具体论证和阐述。避免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某些欠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以中国学者的以小见大、论从史出的特色丝丝入扣、层层剥笋，又有最后的精准概括和结论。

众所周知，由于这一选题的重要意义和已有的大量成果，要想取得突破，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其学术难度颇大。而要掌握好尺度，提出自己的新认识、新观点，不仅要有确凿、可靠的史料依据，更需要有相当强大的学术功力和理论勇气。

而达云治学，一向严谨。全书的观点均客观公正，其结论绝不武断，而是留有余地，所以说服力很强，令人信服。

综观全书，其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叙述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表述清晰、准确，行文顺畅；语言平实优美，可读性强。

也要衷心地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编辑及相关人员的慧眼和学术气魄，以及认真、辛勤的工作和付出。该书现在能够付梓，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该书的确是一部好书，笔者在衷心祝福、祝贺之余，深表赞赏，为这部著作的出版点赞！而且还负责任地向学界、向同人及广大读者推荐，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从该书中得到收获。

2019年2月24日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