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联盟的成果
截至2018年底，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共举办了四次首脑级的机制大会，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一次峰会
面对国际形势出现的复杂要素，尤其是大批非洲难民非法偷渡的压力，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伦齐、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和西班牙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埃吉达苏七个南欧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2016年9月9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办了为期一天的首脑峰会并在会后发表了《雅典宣言》。
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欧盟经济政策和应对难民危机问题。对于第一个议题，七国首脑一致认为，欧盟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对于第二个议题，七国首脑强调公平分摊解决难民危机的费用。经济增长和难民入境管理是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非正式对话机制启动的主要动机。
促进经济增长是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乃至欧盟其他成员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其主权债务一直居高不下，公共债务率超过100%，大大超过欧盟的规定。尤其是齐普拉斯在2015年1月当选希腊总理前，希腊债务危机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2009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12%和113%，大大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尽管欧盟的德国和法国为维护稳定，给希腊提供了相应的救助贷款，但是实际上在2002年欧元启动的时候，加入欧元区的希腊的经济状况无法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标准，即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负债率不能超过60%。为此，欧盟最具有经济实力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德国对希腊的救助计划提出结构改革和紧缩预算的要求，以解决希腊出现的流动性危机。2015年3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到访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进行的5个小时的会谈中，语气强烈地表示，希腊结构改革和紧缩预算措施是否到位、是否合理，希腊说了不算，必须由“三驾马车”评估。面对国内罢工和欧盟的高压政策，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中的南欧六个国家取得共识，成立欧盟框架下的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非正式机制峰会，讨论域内和域内七国各自的诉求，以期向北欧主导的欧盟提出自己的呼声。
对于希腊总理的提议，法国总统奥朗德欣然允诺，因为作为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法国对希腊债务危机与德国所持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政府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不符合欧盟的整体利益，希腊问题处理不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希腊留在欧元区保持了欧盟的整体性。对于希腊的债务问题，应该相互妥协而达成协议，不应该采取对峙和严厉的措施。尽管法国和德国一样，强调希腊政府必须采取结构调整措施，但是在债务重组和减免问题上，法国认为应该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因为法国认为希腊债务问题是欧元区必须面对的现实，对于经济指标的设定和财政一体化的进程需要认真的思考和提出脚踏实地的方案，以保证欧元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的国家均都能够从欧盟的政策中享受增长和就业带来的红利。确实，2015年的法国经济开始复苏，国内生产总值比2014年增长1.1%，但是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相比，尚未达到平均水平。因为欧元区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6%，尤其是德国为1.7%。另外，希腊虽然位于东欧地区，但也是地中海沿线国家。它与法国一样，面临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问题，法国在欧盟框架下处理移民问题需要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合作和支持。
参加首次峰会的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的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尤其是在公共债务方面，都远远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法国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95%和98%；希腊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177%和175%；葡萄牙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130%和129%；西班牙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98%和101%； 意大利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156%和132%；塞浦路斯2014年和2015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105%和103%；马耳他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75%和74%。[9]
如何符合欧盟的刚性规定而避免可能受到的处罚，将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由于各自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长期在公共债务方面积累的问题，一时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需要七国领导人一起协商，找到能够共同应对公共债务的措施。
本次首脑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难民责任分摊的问题。2011年，是北非大动荡和产生新格局的一年。突尼斯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北非地区，许多国家开始纷纷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北非的利比亚在卡扎菲的统治下我行我素，不为邻国改革的风潮所动。同年，北约多国联军对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实行了空中打击，成功推翻卡扎菲政权，也造成该国的动荡局面和大量的民众逃往欧洲避难。还是在2011年，位于中东地区、与塞浦路斯隔海相望的叙利亚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反对派强烈要求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下台而没有得到总统回应，爆发示威游行和大规模冲突。在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的干预下，叙利亚政府军队、反政府的武装组织、伊斯兰教极端武装势力为了争山头，抢夺利益，纷纷加入冲突中，从而爆发了全面而又混乱的内战。为了躲避战乱和冲突，叙利亚民众纷纷出逃沦为难民。2012年7月就有20多万名叙利亚人出逃，到2018年，难民的总人数超过500万人。
难民基本都是通过海运进入欧洲，地中海七国无疑是难民登陆的首选地，都面临巨大的接待压力。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统计，到2015年12月共有100.55万名难民到达希腊、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国家。同年，接近8万名难民向法国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意大利难民人数在2015年达15万人。2016年，进入希腊的难民人数超过14万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等多种原因，西班牙在2016年以前并不是非洲难民的首选地，但是2017年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实行禁止难民船登陆的措施以后，有2万多名难民开始转向西班牙。葡萄牙情况与西班牙类似，在2015年，葡萄牙政府表示愿意接受从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转移安置过来的1万多名难民。与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相比，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因为属于岛国，国土面积小，接纳难民人数有限，而且在此登陆后的难民无法直接通过陆路到达欧洲其他国家，转移安置较为困难复杂，因此，选择这两个国家的难民人数有限。到2015年，整个马耳他难民人数为6000多人；而塞浦路斯2016年和2017年两年相加，难民人数也只有600多人。
从难民危机开始，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在接受和分配难民两个方面。首先，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国家希望将在海岸线登陆的难民控制在南欧国家寻求庇护。但是南欧国家经济实力和接待能力有限，随着偷渡的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期望意大利和希腊等这样的国家独自承担移民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欧盟提出非法移民和难民的转移安置问题，即“二次移动”方案。德法两国建议欧盟各个成员国更“公平”地分摊边检管控负担；2015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倡议下，欧盟提出向欧盟成员国摊派接收移民“配额”政策，但是遭到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等国一致抵制。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以“触犯了成员国的自主决策权”为由公开反对欧盟提出的难民“配额”分摊方案。解决难民危机的困境在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各自为政，以自己利益为先，使得方案更复杂、问题更棘手。相对公平的方案或多或少会触及部分成员国的利益，必定会招致这些国家的抵触和反对。
因此首次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非正式机制峰会强调经济增长、社会责任和移民负担公平分摊等问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认为，“欧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打击”，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会上会下多次强调“经济增长是重中之重”，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期待“容克计划”（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加倍注资以助力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七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该峰会的宗旨是加强地中海地区欧盟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体现欧盟框架下的地中海特色，给欧盟提供一个新思路，以应对移民、安全和经济增长问题，让欧盟变得更为强大。
会后发表的《雅典宣言》提出“保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加强地中海地区以及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推动欧洲的增长与投资”“加强青年项目建设”和“应对移民问题挑战”五项建议。
欧盟内部的北欧国家对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的峰会颇有微词。有些人认为这是希腊总理在“耍小把戏”，有人直呼“打起铺盖卷回家吧”，甚至有人说“社会党的领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提不出什么太明智的方案”。尽管如此，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会议并不是要建立南欧阵线来反对北欧国家和分裂欧盟，而是要强化欧盟的“统一”，为加速经济增长、应对欧洲极右势力抬头以及处理难民危机的困境，提供一个欧盟框架下的南欧国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旨在共同维护欧洲公民的安全及坚持自由、民主、法治、宽容和团结等价值观。
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峰会决定第二届峰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办。
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二次峰会
2017年1月28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南欧七国的领导人根据雅典峰会的决定，如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办第二届元首级峰会。出席会议的葡萄牙总理科斯塔、法国总统奥朗德、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和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继续探讨难民危机和责任分摊问题，但他们更加关注2017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世界格局将产生的新变化，同时对于欧盟内部即将发生的分化事件进行了沟通和协商。
2016年，国际政治舞台悄然产生新的变化。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模式向平稳、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受美元走强、资本外流、经济制裁等因素的影响，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中东地区形势依然动荡，尤其是经过5年战争的叙利亚在俄美两国政治和军事角力背景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大。另外，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让人既感到意外又在“预料之中”的两件大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第一件大事，英国在当地时间2016年6月23日举行了脱欧公投，最终的计票结果显示，52%的英国公民选择脱离欧盟，48%的选民支持英国留在欧盟。2017年3月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英国政府开始正式启动脱欧程序。第二件大事，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于2016年11月9日公布，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宣誓就职。
英国脱欧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事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的经济实力下降，政治影响力减弱，只有依附于天然的盟友美国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挣得一份权力和谋得一席之地。当欧共体于1991年12月11日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产生。随着1993年11月3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英国也自然而然从欧共体成员国转变成为欧盟成员国。德国和法国是欧盟各项事物中的主要力量，常常被称为“双引擎”。而反观英国，尽管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作用相对弱化，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仍然是欧洲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大国。因此，英国常常与德法联盟一起被称为欧盟的“三驾马车”。英国在欧盟中还有一个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替代的角色——与美国亲如兄弟的天然关系。每当欧盟的“双引擎”德法联盟与美国产生矛盾和分歧，英国会游刃有余地扮演调停和缓冲的角色。因此借助于欧盟，英国仍然能够在国际上保持其大国的身份。就这个层面的角度而言，英国脱欧确实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英国脱欧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英国独居大西洋岛国，一直与欧洲大陆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长期以来，英国对欧洲事务奉行不干预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欧盟的决策对英国本国没有利害冲突，英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如果欧盟的政策和决定对自己不利，英国一定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保护本国的利益。英国坚持不加入欧元区就是一个例证。首先，英镑是英国国际贸易结算的工具，象征着国家主权。因此，英国上下一致认为必须保持英镑的独立性以维护大英帝国的主权地位。另外与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相比，英国一般采取相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如果加入欧元区，英国的货币政策必须与欧元区的政策保持一致，就会像意大利等国家一样，维持虚高的利率政策而拖累英国的经济。
欧盟的贸易自由、资本和服务自由、人员流动自由三项原则也制约了英国贸易的独立性。因为英国一向主张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不是欧盟构建的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也是因为三项原则，英国不得不容纳了来自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移民和偷渡到欧盟其他成员国而被转移过来的非法移民，加剧了社会问题。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英国的疑欧势力逐渐占领上风，成为英国国内公共舆论的主流派。而欧盟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种种行为心生不满。不加入欧元区、不参加危机救助方案和不同意金融监管引起欧盟绝大部分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认为不承担责任的英国脱欧并不是一件坏事。
第二件大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从特朗普获得参选资格到最终获胜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让人大跌眼镜。2015年，年满70岁的特朗普以超级富豪、畅销书作者和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参选，大多数美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只是莞尔一笑，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特朗普是童心未泯、拿选举做道具的客串演员，在选举的政治舞台玩票而已。
2016年7月19日，特朗普获得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参加总统选举，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等他进入华盛顿后，就要把那些无能的政客统统解雇，甚至对国会也不会尊敬；而且在竞选纲领中，批评伊朗协议，支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墙的建议，提出“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等民粹理念。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政治主张，因为并不认为他会当选。
但是，特朗普的获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方面，对比希拉里的竞选口号“美国的希拉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更强大”更具有营销技巧。希拉里的口号是以自我为中心，“美国”两个字只是起到限定或修饰作用的形容词。这是政治家惯用的技巧，运用模糊性的语言，让听众用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来解读，以符合自己心中的预期。不过这样的表达往往在事后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让人失望的同时产生极大厌恶，有点类似于“打官腔”。反观特朗普，他首先回避了用“我”这个单词，因此他的口号可以解读为“我们一起让美国更强大”。另一方面，他明确提出了自己让美国更加强大的任务和使命，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干货”，一下子就吸引了美国选民的眼球。而希拉里的口号中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只是一味强调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行”、小布什的“是的，美国行”极其类似，都是宏大而又激励性的辞藻，是整个西方世界建制派中政治家的治理文化的现象折射。
其实，社会学家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和《普通社会学纲要》中提出了精英循环的观点。他认为执政精英（建制派）和非执政精英（非建制派）的流动是维护社会平衡的必然结果，否则会造成社会剧烈的变革和动荡。法国总统马克龙、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等当选，毫无疑问是建制派的胜利。欧洲民众并不反对现行的制度，而是对传统的左右两派执政精英的保守和官僚主义作风产生厌倦和厌恶，希望执政精英不要为维护自己的阶层而玩弄政治权术，要为国计民生服务。
同理，希拉里的落选也是如此，美国人民厌倦了传统的保守执政精英。其实，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构建基础是旧大陆移民带来的制度和文化，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明确指出，美国有别于旧大陆封建世袭制，民主制度诞生于无秩序，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混乱”。旧大陆强调社会的出身和社会等级的传承，而美国通过对旧大陆秩序的反思，提出了一种构建社会结构的新秩序：任人唯贤。有才华而又奋斗的人能够出人头地，一跃成为美国精英阶层。这也是特朗普能够当选的原因。
正是因为美国构建的新秩序，才能够造就特朗普这样的英雄人物。特朗普是非建制派，没有任何国家治理经验，但是他仍然是精英阶层，只不过是美国的经济精英。作为美国的成功榜样和大众偶像，他打破了美国和西方社会政治精英治理国家的格局。“英雄不问出处”是美国治理文化的特色，也是实用主义思想高于价值理念的表现。因此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面对国际政治舞台的新情况，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毫无疑问成为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二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作为欧盟成员国，地中海七国领导人在一天的闭门会议上讨论了与欧盟有关的经济增长、非法移民、欧盟安全、英国脱欧等问题。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是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上提出“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华盛顿“每项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决定都会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而做出”。整个世界对特朗普的典型贸易保护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感到震惊；而且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明确表示“会加固与旧盟友的关系，并建立新的联盟”。这是公开拒绝现行的国际规则，要建立一切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
地中海七国领导人完全不能认同特朗普的想法，但也怀有一定的侥幸心理，认为这可能纯粹是为了选举的需要，像大多数激进的领袖一样，上任一段时间后会有理性的回归。因此，南欧七国领导人的回应相对温和，提出贸易政策应该建立在“公平贸易基础上，建立在业已存在的国家标准基础上，建立在维护现存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并认为“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是对全球化的错误回应”。
对于英国脱欧，地中海七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和全面的讨论。他们认为今天的世界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欧盟国家只有步调一致，才能更加强大。因此，所有弱化欧洲的行为都不是好的选项。最后，地中海七国领导人一致强调，加大发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打造一个强大和团结的欧洲。至于与脱欧后的英国关系，欧盟将持开放态度，并积极与英国谈判，将英国打造成欧盟的亲密伙伴。
对于欧盟国家的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等问题，地中海七国呼吁欧盟领导人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要加强保护措施以应对恐怖主义和战争的威胁，通过欧盟体制改革和本着团结的原则，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以获得更美好的前程。
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危机，地中海七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与非洲国家，主要是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国家加强合作；同时，欧盟国家要加强责任意识和团结精神，修改欧盟的难民机制，使政策更加有效和融合，以防止地中海的欧洲国家承受更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减轻接收难民的沉重负担。
对于希腊的债务问题，希腊与欧盟以欧元区所有国家的利益为基础进行了多轮谈判而达成一定的成果。地中海七国领导人一致呼吁在现有的成果基础上，在合适的时间解决希腊债务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塞浦路斯政府由希腊裔控制，居住在占国土面积60%的塞浦路斯南部地区；37%的北部地区由土耳其裔的居民控制；3%为英国军事基地，维护塞浦路斯的安全与稳定。实际上，塞浦路斯一直处于南北分裂之中。由希腊裔控制的塞浦路斯政府代表南部地区加入了欧盟，成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和庇护。经过多轮谈判和协商，双方领导人同意在2016年底就统一问题进行磋商。因此，参加此次峰会的领导人经过商讨，一致表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解决方案，支持塞浦路斯加快南北统一的进程。为此，在会议结束的记者会上，就下一届峰会举办的地点，地中海七国领导人只是宣布将在其中的某个国家举办。而不久，塞浦路斯政府宣布将在2017年10月10日在首都尼科西亚举办七国领导人峰会，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实际上，塞浦路斯希望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的领导人团结一致，向欧盟施压，促使土耳其出面与塞浦路斯的土族裔商谈和调解，加快南北统一的进程。但是，2017年，伊斯坦布尔新年夜遭遇恐怖袭击，土耳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面临选举，执政党信任度下降，而反对党支持率上升；外交上，由于土耳其坚持要求将政变头目葛兰从美国引渡回国而被拒后与美国关系疏远；土耳其长期以来与德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因为总统埃尔多安实行非世俗化政策和德国为土耳其政变未遂的人员提供庇护，两国关系交恶。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为塞浦路斯统一问题与土耳其展开对话和协商。此次峰会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本次峰会对解决非洲难民危机、加强边境管控和应对恐怖袭击提出了相对具体的建议；对解决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问题，也用地中海的视角向欧盟提出解决办法；尤其对英国脱欧的谈判和与欧盟关系的定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援用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说法，“欧洲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欧洲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其大门永远是开放的”。
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三次峰会
2017年4月10日，继里斯本峰会召开不到3个月的时间，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三届峰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希腊总统齐普拉斯、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与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出席了本次闭门会议。
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三届峰会的举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首先，2017年3月1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议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公布了欧盟发展白皮书，书中提出英国脱欧后的27国欧盟的远景计划。具体有五个假设方案：更新和实施改革议程，深化单一市场，成员国加快某些领域的一体化，欧盟专注特定政策领域的一体化，全面推进一体化。2025年27国欧盟计划方案是欧盟未来发展的意见稿。会上，欧盟轮值主席国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指出，欧盟目前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是短视行为和保护主义造成的。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一致向下一代传递欧洲更加繁荣、安全和应对重大挑战的信息。
其次，就在3月25日，欧盟为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特别峰会。除英国之外，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和欧盟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了峰会。会议围绕着“欧洲：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主题，探讨欧洲的未来和欧盟的前途。会议主要商讨了目前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问题，探讨国际上的区域冲突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问题，尤其是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会上，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成果性的文件《罗马宣言》。该宣言呼吁建设“安全、稳定、繁荣、有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欧盟”，并希望遵守共同规则。
最后，4月29日，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举行首脑级会议，共同商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脱欧指导方针草案，确定英国脱欧谈判的重大原则问题并发表共同宣言。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做开幕式致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的领导人聚会马德里，就英国脱欧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以及欧盟一体化发展等问题进行商讨。七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加强欧盟的内部团结，共同应对区域内部的变化与挑战；呼吁欧盟成员国在难民危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共同防务领域加强合作；与英国的脱欧谈判，必须与移民问题、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以及防务问题一样，要具体地讨论和落实，而不是笼统的解决方案。本次峰会没有发表宣言，而是以公报的形式向外界宣布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出团结和行动的信息，以促进欧盟一体化发展”。其实，就是希望在4月29日布鲁塞尔举办的欧洲理事会之前，在欧盟框架下，以地中海的视角表达七国的愿望。
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四次峰会
2018年1月10日，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四次峰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法国总统马克龙、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和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参加了此次峰会。
本次峰会的七国领导人主要关注的依然是难民危机问题。他们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更多地探讨欧盟的难民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以便更加合理地安置移民。对《都柏林公约》的有关规定提出修改建议，旨在公正安置移民和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位于地中海海岸的希腊和意大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距西亚和非洲最近，因此成为海上偷渡难民的第一落脚点，在接待蜂拥而至的难民时不堪重负。两国一直向欧盟的其他成员国呼吁，整个欧洲必须共同承担责任，分摊难民接待工作，并推行一致的移民政策。尽管在2015年9月，欧盟成员国各国领导人就难民分摊政策达成相应的协议，不过还存在较大的分歧，相关措施并没有得以切实实施。
另外，在打击非法移民、加强安全保障方面，欧洲人应当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事。七国领导人认为，保卫欧洲国家对保护公民和维护欧盟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欧盟发展的难题包括经济与货币联盟面临改革，与会领导人表示，地中海七国将加强在欧盟内的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福利一起抓是发展欧洲一体化的重点方向。欧洲应努力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尤其要关注地中海、非洲和邻近欧洲的东方地区。民主、稳定、繁荣的环境是欧盟的战略重点和根本利益。
此外，欧洲七国领导人表示支持按照以尊重塞浦路斯独立性和领土完整性为原则的国际决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的欧盟成员国身份是最好的保证。南欧七国还商定在塞浦路斯召开下一届峰会。
对于特朗普执政和英国脱欧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地中海七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欧盟更应该加强凝聚力。
应该说，本次峰会的议题与以往的峰会没有太多变化，也没有提出新的举措。一个原因是在难民危机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欧盟在努力协调，虽然工作推进并不顺利。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的领导人增添了一位新面孔，就是法国新当选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取代了前总统奥朗德。从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第一届峰会至今，七国领导人都是来自各国的社会党，他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方面趋同，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因此在很多议题上，他们的意见往往是不谋而合的。法国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被认为是“跨越左右之分”的年轻的政治领袖。既不左也不右的执政理念，使传统的社会党领袖既感到困惑又无法理解。因此面对这种不确定的新情况，其他六国的领袖可能更希望通过本次峰会来认识和了解年轻的法国总统。出于谨慎的原则而没有提出有关的新方案和新举措。
2017年5月7日，“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超过65%的选票，战胜“国民阵线”候选人玛琳娜·勒庞，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年仅39岁的马克龙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2016年4月，他成立号称“跨越左右之分”的“前进”运动。2016年11月17日，马克龙正式宣布投身总统竞选，他承诺将领导一场“人民民主革命”对抗“空洞的”政治体系，摆脱野心政治家的利己主义。
非左非右的马克龙总统属于中间派，是走中间道路的政治家。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着较大的区别。特朗普总统属于非建制派，既没有做过州长，也没有在华盛顿工作的经验。他只是来自商界的精英，但是属于非执政精英。而马克龙总统在奥朗德政府中曾经担任过两年的经济部部长，因此他属于执政精英，也就是所谓的建制派。与特朗普不同，他不是商界精英，而是政治精英。西方传统的政治精英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理念选择左派或右派作为奋斗的大本营。法国的左派以社会党为首，右派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同盟为首，另外还有一个既不赞成左派也不认同右派的中间派。中间派一般只赞成或认同左派或者右派的部分理念和观点。
但是，作为建制派的政治家马克龙走的是实用主义的中间派路线。他是建制派中的改良派，力图突破传统的左右治理模式。在竞选期间，他强调，“我来自左翼政府，但是我也愿意与所有倾向右翼的人士工作”。今天的法国没有“左”“右”之争，调和左右的中间路线能够为法国面临的难题寻求“新构思”。其实，这种中间路线的选择旨在整合左派和右派中的摇摆力量，加上中间选民的支持而成为战胜右派共和党和左派社会党的利剑。
作为中间派，马克龙总统在担任经济部部长时就表现出实用主义的性格。他上任后制定了《促进增长和经济活动法案》和《新工业法国》两个文件。前者是短期规划，旨在通过进一步解除基础设施中的铁路、公路建设和运营定价权限的管制而释放运输行业的活力，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后者是一个中长期规划，将人工智能、环保汽车、网络技术、新医药、新资源、可持续发展城市等9个新兴领域作为法国优先开发的支柱产业，与德国的“工业4.0”对接。在促进增长方面，马克龙表现出既有理想又务实的精神。
虽然马克龙总统突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壁垒的政治格局，但是在对待法国与欧盟关系的问题上，与法国极右的“国民阵线”领袖玛琳娜·勒庞反对全球化和反对欧盟的观点大相径庭，马克龙毫无保留地赞成左右两党支持欧盟建设的态度。玛琳娜·勒庞认为“全球化”和“欧盟”不利于法国经济发展，是造成目前法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法国必须模仿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第一”和“美国优秀”的政策，在地中海边境阻隔非法难民的入境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代表极左价值理念的梅郎雄认为，马克龙是经验阶层的代表，是投资银行的代言人，是奥朗德总统的继承人，并不能代表受全球化和欧盟体制危害的法国社会的底层，只有他本人才能代表法国大多数人的心声，将法国带回传统的体制。而马克龙的主张与传统左右两党的世界观和欧洲观一脉相承，对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尽管他主张欧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但是更强调欧盟的作用和德法双引擎在欧盟中的重要性。
面对法国的新情况和打破传统左右格局的马克龙总统，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属于社会党派文化的其他六国领袖采取了谨慎的策略，相对淡化地中海视野的特色，而是继续探讨业已启动的各项议题，试探法国新总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