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里只有七个人：特霍戈和两名厨房帮工、恩格玛医生、桑坦德夫妇与我。然而很久以前这里可不是这样的。我初来乍到时，曾有位印度女医生，但她已经离开很久了；还有位来自开普敦的白人男医生，结婚后移民国外了。也曾有过四五名护士，但是她们不是被裁员就是被调走，只留下了特霍戈。前来就医的人也稀稀落落，不需要我们这么多医护人员。因此即使有人离任了，上面也不会派人来补缺，他们留下的空白立刻被沙袋封填加固起来，像堡垒一样预防着最终的沦陷。

所以劳伦斯的来临是一个神秘事件，它匪夷所思。当恩格玛医生告诉我一位年轻医生要来做为期一年的社区服务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开玩笑。我听说过社区服务，这是一项新的政府方案，旨在加强全国医院的人员配置和服务。但是我们这里太偏僻了，应该不符合条件。

“为什么？”我说，“我们不缺人。”

“我懂。”她说，“我没有要任何人，是他主动要来的。”

“他自己要来？为什么？”

“我不清楚。”她正一脸疑惑地看着一封传真过来的信，“弗兰克，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让他住下来。”

“嗯，好吧，”我耸了耸肩，“这不会影响到我。”

恩格玛医生抬起头，叹了口气。“恐怕对你还是有影响的，”她说道，“我只能把他安排在你房间里。”

“什么？”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她窥到了我脸上的沮丧。

“弗兰克，他不会住很长时间的。桑坦德夫妇走后，我就把他移到他们的房间。”

“但是……我们有一整条通道都是空房间。为什么不能找一间，让他去那里？”

“因为那些房间里面没有家具。我只能给他安排一张床。但是桌子、椅子一类的呢？他总要有个地方坐下来吧。帮帮忙，弗兰克。我知道这让你很为难，但总得有人做出让步。”

“为什么是我？”

“还有谁呢，弗兰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通道尽头还有一间房子，我仍觉得这事是可以商榷的。

“特霍戈。”我说。

“弗兰克，你知道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她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提高了嗓门向我抗议：“弗兰克，弗兰克，我有什么办法？麻烦你了。我向你保证，我会想办法的。但是我不能直接把他赶走。”

“没有说你一定要赶走他。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不可以合住？”

“因为……特霍戈不是医生，而你是。两个医生住在一起，是很自然的。”

她话里有话，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不仅仅是因为劳伦斯·沃特斯和我同为医生，更是因为我们都是白人，适合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早上闹钟将我唤醒时，他已经起床穿好了衣服，正坐在床边抽着烟。

“我想去见一下恩格玛医生。”他马上说道。

“好啊，但你要等一会儿。”

“我可以去她办公室。你不一定要带我去，我可以自己去。”

“现在才早上六点，她还没有来上班。放松一下，嘿，你不要急，去冲个澡什么的。”

“我已经洗过了。”

我走进浴室，遍地是水。他的湿浴巾搭在门上，脸盆里留有胡楂和剃须泡沫。我收拾他的烂摊子时，情绪逐渐低落；而当我从浴室出来时，又被他香烟的蓝色烟雾笼罩，心情更加糟糕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踱步，一边抽烟一边想心事。看到我咳嗽了，他就像昨晚一样，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然后把它扔出了窗外。

“你不能老这样掐烟头，到处都是你弄的烧痕。”

“没有烟灰缸，我找过了。”

“我不抽烟。你一定要买一个。”

“这是个肮脏的恶习，我知道，我一定要戒掉。”他发狂似的在身边找来找去，然后躺在床上，“你准备走了吗？”

“我得换衣服，劳伦斯。你为什么急匆匆的？没有什么事是要着急去做的。”

“真的吗？”

我一边看着他，一边慢慢地穿上衣服。每隔几秒钟，他就看我一下，但他的视线在我身上稍做停留后便掠了过去，集中在一些随意的细节上，有时会落在窗外。不知何故，他露出郁郁寡欢又心不在焉的神色。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慢慢地熟悉他这一特征，但在与他相处的第一天，我确实觉得这很蹊跷，令人不安。

终于我准备就绪。“好了，”我说道，“我们去吧。哦，劳伦斯……你的白大褂，我们这里都不穿。”

他犹豫片刻，并没有把它脱下。我锁好门，和他踏在落叶层层覆盖的人行道上，日光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能感到他要朝医院主楼方向行进，奔向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岗位，但是我带他到了一条岔路，去我们吃早餐的地方。餐厅、厨房、炊事员和保洁人员的宿舍都在医院的第三栋楼里面，现在几乎荒废不堪。餐厅是个长长的大厅，一半辟为娱乐室，另一半被一张盖着脏兮兮台布的长方形大餐桌占据。

我把劳伦斯介绍给桑坦德夫妇——豪尔赫与克劳迪娅——他们带着惊奇的神情看向他。

“你是……新来的？”豪尔赫问。

“对，社区服务。一年。”

“不好意思，”克劳迪娅说道，“什么服务？”

“这是一项政府计划，”我回答道，“所有新医生在拿到行医执照后都要参加。”

“哦，哦。”他们还是满眼疑惑地看着他。他们见证过一些人离开这里，但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来。

突然间鸦雀无声。我和桑坦德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气氛总是有点尴尬，今天劳伦斯的在场让我们更加局促不安。他烦闷地来回拨弄他的早餐，把吐司从盘子这头推到那头，并没有要吃的意思。他草草地敷衍了几句，随后我们大家都不说话了，只听见金属勺子在盘子上的擦刮声和隔壁厨房传来的喧笑声，然后桑坦德夫妇说了句“不好意思”就离开了。

餐厅里仅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我们盯着长长房间的另一半，看到乒乓球桌、黑白电视、一堆过期杂志和棋盘游戏被乱七八糟地摆在一起。

我想，他已经开始看出这个地方的一些端倪了。他在卧室里流露出的疯狂紧迫感已荡然无存。用餐过后，他又点起一支烟，但几乎没有吸，而是坐在那里凝视远方，烟雾从他的指间消散开来。

随后我们一起去了医院主楼。尽管现在仍然还是克劳迪娅·桑坦德的值班时间，特霍戈也应该在场，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们一边坐着等恩格玛医生，一边沉默地喝着咖啡。我生命中的多少岁月，都染上咖啡因的酸腐味，在这间房子里被一点一点吮吸尽了。墙上的钟坏了，一声不响地挂在那里，指针永远停留在两点五十分。自从我来这里上班，唯一变化的东西是挂在门后的飞镖盘。某个星期天，我把它从娱乐室拿上来，希望能打发些许时光。但是这种游戏只能玩几次，你若不停地掷，那么目标和靶子便会失去意义。

九点钟，恩格玛医生准时到达。她是来巡房的。这是例行公事，即使在一位病人也没有的日子也依旧如此。其实，大多数时间医院里面都没有病人。不管多么无关紧要、多么随心所欲，总有一些事情——一两个方案及程序之类的，需要讨论。但今天难得有两位病人需要照护。

她停在门外，目光侧向劳伦斯异常光亮的白大褂。他早已站起身，微笑着伸出手来。

“我是劳伦斯·沃特斯。”他说道。

她满脸困惑地和他握了手。“哦，对了，”她说，“是的。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昨天晚上。我当时想来见您，但弗兰克说……”

“我觉得太晚了，”我接着道，“我告诉他今天来。”

“对，”恩格玛医生说，“对。”她频频点头。

然后没有人继续说话。劳伦斯站在那里，喜笑颜开，满怀期待，眼睛闪闪发光，很显然他认为终于有事可做了。他的报到、等待、和我闲聊，所有这些事都只是为此准备的。他已经见到了院长，他的人生将会被赋予责任和意义。

但恩格玛医生眉头紧锁，四下张望。“特霍戈人呢？”她问。

“我不知道，他还没有来吧。”

“哦，好吧。嗯……那我们走吧？”

我和她并排走，劳伦斯跟在我们后面。在空旷的房子里，我们的脚步声发出自命不凡的回响。两个病人都被安置在第一间病房——院里唯一真正可以看病的地方。从办公室出来，沿着通道向前走过两道门就到了。我们经过的左边第一扇门是手术室，负责检查和实施各种大小手术，但大门紧闭。右手方的下一扇门就是病房，它看起来像普通医院的一个普通房间，有两排床、窗帘和幽暗的荧光灯。

我们全都围在第一个病人的床边，他是一位二十岁出头、非法徒步入境的小伙子。因为这里毗邻国境，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例：长途跋涉的人身无分文、缺衣少粮。偷渡国境很危险。这位小伙子成功过关了，但他严重晒伤、脱水，双脚也磨破了。他正在输液补水中，看起来恢复得很好。他没有和我们交谈，但是眼神惊恐。

“他高压130，低压80。特霍戈什么时候填的这张护理记录单？”

“我不清楚。”

“他一定要写时间，一定要记录清楚。你能跟他说一下吗？弗兰克，病人的体温偏高，但是又可以自行排尿了。你怎么看？”

“早餐给他点普食[1]再试试看。”

“同意。你能把这事也传达给特霍戈吗？”

“好的。”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他恢复良好，”我说，“后天吧。”

恩格玛医生点了点头。我们不是朋友——她没有朋友，但是她总是当着众人的面询问我的意见。我们之间有所谓的“友好的工作关系”。

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个病人，她是两天前因为疼痛难忍，被丈夫送过来的。她的阑尾即将破裂，恩格玛医生立刻为她做了手术。阑尾炎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那种急诊病症：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容易诊断，可以根治。

医院的大部分手术都是由恩格玛医生主刀的，虽然她的手一点也不稳，以我愚见，她的眼神也不可靠。从个人方面考虑，我是很希望积累一些主刀经验的，但她只允许我偶尔做一些小手术。这让我耿耿于怀，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不满。年复一年，我吞下了很多怨气。

比如，今天早上，我一下子就能看出该病人的情况并不好。她很虚弱，简单的诊查显示出她腹部有些肿胀，但此时此地我不能把话说得很直接。一是因为恩格玛医生对批评很敏感，二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病情恶化了，我们一定要把病人送到离这里一小时路程、距离镇上最近的那所大医院，那里有更先进的医疗资源和医护人员。在极端的情况下，实在无能为力时，我们不得不把病人转走，但这永远是最后一招，因为我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更难证明自己值得拿到现有的这些微薄拨款。

“为何不先仔细观察她一下？”我说，“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病情发展。”

恩格玛医生缓缓地点了头：“可以。”

“还在流液。”劳伦斯说道。

我们两人都看向他。

“阑尾的残口还在流液，”他说，“你们看，腹部胀大，按压有痛感。要及时救治。”

屋里顷刻鸦雀无声，只听见病床上躺着的女病人沙哑的呼吸声。

“劳伦斯。”我说道。

我声音很响亮，想打消他的气焰，但除了喊他的名字，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对的，我和恩格玛医生都知道，他陈述的简单事实就足以使我们羞愧不已。

“对，”恩格玛医生说道，“对，我想我们都看得出来。”

“你要我做什么吗？”我马上问道。

“你带她去转院吧。弗兰克，你出去的话，我会替你值班。我们最好……对，对，就这样做。”

她冷静、小心地说着，但氛围并不是很欢畅。当她猛然转身，返回办公室的时候，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并肩走在她旁边，而是蹒跚在她身后，间隔一步之遥。劳伦斯则跑到了前头，和她并排走。

“恩格玛医生，”他说道，“我能和您谈一会儿吗？我想知道您对我有什么期望。”

“什么意思？”

“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他兴高采烈地问道，“我很想现在就上岗，您看得出来的。”

她没有马上回答，但在办公室门口她转过身来面对他。“你和弗兰克一起坐车去，”她说，“说不定会学到一点东西。”

“明白。”

“对，”她说道，“弗兰克是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你能从……有经验的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这是我见过她说话最犀利的一次，然而他似乎一无所知。他像一只小狗一样跟我走进了办公室。特霍戈正坐在桌前，阴沉着脸盯着桌木的纹理。

“我要帮那位阑尾炎病人转院，”我说，“特霍戈，你一定要把时间写在护理记录表上。还有，另一个病人，就是那个小伙子，从明天起可以给他普食了。”

“好。”特霍戈回答道，头也不抬。听上去好像他在批准我们的请求。没有什么能戳破他森严的镇定，即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也不能，但当我的新室友伸出一只手冲向他时，他确实在一瞬间面带错愕之色。

“你好，”他说，“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劳伦斯·沃特斯。”

我忙于准备例行转院手续，当我们出发时，已是近午时分。医院有辆陈旧的救护车，但专用司机早已离职了，每次用到救护车的时候，只能派我们当中的一名医生来驾驶。把躺在担架上的女病人放进车后，我坐上了驾驶席。我以为劳伦斯会和我一起坐在前排，但他却钻到了后面的病人处。如同一只猫头鹰紧盯着猎物，他满怀关切地俯身照看着她。

“留给她一点呼吸的空间，”我说，“你会让她感到幽闭恐惧的。”

“对不起，对不起。”他直起腰来，显得羞愧难当，我在后视镜里观察他宽阔的脸。他看上去永远紧皱眉头，貌似一直被一个永恒的问题困扰着。

我没有和他搭话，只是预热了发动机，然后就把车开到了街上。小镇，以及它偌大的、空旷的空间被慢慢抛在了身后。随之我们开到了通往主干道的支路上，两边的灌木丛簇拥而来，热浪中的树叶看上去模糊一团，好似一堵难以穿越的墙。道路在山脊和群丘之间绵延起伏。这是个炎热、葳蕤的乡间，黄褐色杂草地与河畔灌木丛的翠绿植在两个极端之间繁衍生息。

刚来的时候，我喜欢这里的风景，喜欢土地的肥沃丰饶，以及它孕育的生命。这里没有荒瘠之地。一切都被嫩枝、荆棘和树叶包围，四处皆是昆虫等动物开辟的小径，通向四方。气味扑鼻，色彩缤纷。我所有的闲情、大把的时光，都用在了丛林绿野徒步上。我想离万物的茂盛之源更近一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曾经让我感受最深的东西逐渐露出其不同的、隐藏的一面。活力和热浪变得令人烦闷，甚至略带威胁。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长久，没有什么一成不变。金属开始腐蚀生锈，衣裳会变得褴褛破旧，光鲜的墙漆渐渐褪色。你在森林中清空了一片地，但别指望两周后还能再找到它。

当我们驶到主路上时，周围的乡村景色发生了变化：灌木已疏，人烟渐盛。道路两边村落林立，小屋群集，圆锥形屋顶覆盖着茅草，外墙涂有鲜艳的图案。地面被踏得又硬又平。小孩、劳作的男人、闲暇的老人看着我们驰车而过。妇女们手握锄头，从杂乱的菜地里站立起来。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崖坡地带，道路在这里抬高并不断升攀。这里曾经是黑人家园的边缘，亦是充满生机的工业地带的前哨：土地上栽种着一排排松树，看上去黑黝黝的。从坡顶上眺望，可以一瞥我们刚离开的平原的轮廓，一片起伏的、宛如带着霉斑的青铜色，而前方是一片辽阔的草原。

我们前往的小镇及其繁忙的医院，离崖坡的另一边并不远：经过一个岔路口、一条短短的小路就到了。即使正值炎热的正午，周围的街道被太阳暴晒得昏昏欲睡，医院入口处仍然有安静的纷纷人流，汽车与人群进进出出。我们的病人情况并不是很危急，但我还是把她送到了急诊科。这里有位和我经常打交道的医生，名叫杜托伊特，是位比劳伦斯年龄大一点的、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来之前我和他通过话，今天他在上班。他准备好所有需要签字的表格，然后面带傲慢的笑容来见我。

“又来了一个要我们接手的病例了，”他说，“怎么啦，你们还没有完全把她弄断气吗？”

“我想你可以胜任这件事。”

“如果你想要份真正的工作，随时来找我们。你还要准备在那个荒山野岭的乡下埋多久？”

“只要他们需要我，我就一直待下去。”我一边回答，一边在相同的官方表格上第一百次签上了我的名，目送他们把女病人推走了。每次我来这里转送病人，杜托伊特都会和我互相开这种黑色玩笑。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劳伦斯。“你是新来的吧？”他说，“我还以为他们正在裁人，而不是招新人来。”

“我来这里做社区服务的，”劳伦斯答道，“一年。”

杜托伊特哼了一声：“倒霉蛋。你抽到下下签了吧。”

“不，不。是我自己想来的。”

“当然，当然。别担心，很快就会过去的。”他拍了拍劳伦斯的肩膀，然后对我说：“一起吃个饭？”

“得回去，多谢啦。我今天值班。下次吧。”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劳伦斯对我说：“我不喜欢他。”

“他人还可以。”

“他被惯坏了，只顾自己。他不是个真正的医生，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快到崖坡的山顶时，我把车停在了一家熟悉的路边餐馆前。

“干什么啊？”劳伦斯问道。

“停下来吃个饭。你不饿吗？”

“我以为我们还在上班。你看，”他会意地说，“你根本就不想和那家伙吃饭，你也不太喜欢他。”

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一边吃午餐，一边看着其他顾客来来往往。这条路的车流大多是往返边境的卡车，司机经常在这里稍事休息，果腹充饥。我喜欢这些人的神态。他们一点也没有那种一直萦绕医生身边的、饱受困扰的自省。他们的人生时光都花在了漫长的旅路上。

“也不过就那样，”劳伦斯突然说道，“另一家医院。大家都去的那家医院。”

我沉沉地点了点头：“就是那样。”

“所有的拨款、设备和医务人员都去了那里？”

“对。”

“为什么？”

“为什么？历史上的一次意外。若干年前地图上有条线，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附近。一边是黑人家园，那里所有的一切只是装点门面的模仿；而另一边则是白人的梦想，所有的钱——”

“对，对，我知道，”他不耐烦地说道，“但是现在地图上的那条线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呢？”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劳伦斯。没有足够的钱分给每个人。政府要优先扶持一部分人。”

“他们是天选之子，而我们一无所有。”

“差不多就是这样。政府要把我们的医院关了。”

“但是，但是，”他前额的眉头紧锁，越发烦恼，“这又只是政治，是吧？”

“一切都是政治，劳伦斯。你把两人放在同一个房间的那一瞬间起，政治就进来了。世事就是这样。”

这个看法似乎堵住了他的嘴，在我们离开前，他没有再说什么。然后他突然说他想要开车。

“什么？”

“我想要开车。来吧，弗兰克，让我试一下。我想尝试一下开车的滋味。”

我把钥匙扔给了他。我们还没有离开停车场，我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多么小心翼翼的司机，缓慢而冷静，和他说话与行动时的狂热方式截然不同。但这只是劳伦斯身上的矛盾之一，是他那些小毛病，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前后不一致。

现在已是下午时分。崖坡的山脚被阴影笼罩。当我们冲出幽暗，重浴骄阳之时，万物的影子都落在地面上，被拉得又窄又长。公路像飞镖一样笔直地飞向地平线和边境。开了二十分钟，我对他说：“停一下。”

这种冲动不知来自何处，但我现在觉察到，它已在我心中澎湃了一整天，从那天清晨就开始了，甚至可能更早。

“欸？”

“就这里，树旁边。”

路边有一小丛蓝桉树，其后不远处坐落着一间小木屋。在木屋背后，一个小山坡的顶部，一座村落的房顶可映入眼帘。

“干什么啊？”

“我们就去看一下。”

他看到了牌子，大声读道：“手信与手工艺品。”

“我们进去看看他们卖什么。”

门前还停着一辆车。一对大嗓门、刻意友好的美国夫妇拿着一对木雕长颈鹿，正准备离开。在他们身后，经营这家寻常小店铺的女店员正笑盈盈地倚门而立。当她看到我时，笑容突然消失了，转而又强行爬上了她的脸庞。

她对那对美国夫妇说：“假期快乐。”

她三十岁出头，体形娇小，但挺强壮，有张宽阔的脸。她赤着脚，身着一件破旧的红衣服。

我们和她擦肩而过，走进暗淡的小棚屋。简陋的货架上摆放着手工艺品，有木雕的动物模型、珠饰品、编织垫和编织篮、铁丝制玩具。还有无数迎合游客的非洲风陶器复制品。一个满是错别字的手绘标签告诉我们，该工艺品是由本地村落里的村民制作的。我们四下闲逛，浏览货架。屋内闷热难耐。

劳伦斯说：“这个太……”

“太什么？”

“太差了。”

外面的车开走了，她回到了屋里，揉捏着手臂。“欢迎，你好吗？”她问候道，并没有特别对某一人私语。

“很好。”我回答道，“你呢？”

“你们想买什么东西吗？”

“我们只是看看。”

劳伦斯满面痛苦地四下张望。“这是你的店吗？”他问道。

“不是的，我只是在这里上班。”

“店主是谁呢？”

她手往门那边一挥，指向外面的某人。

“很好。”

她莞尔一笑，点了点头。“是的，是的，”她说道，“欢迎光临。”

“我帮你买个东西，弗兰克。”他说。他举起一件粗制木雕鱼。

“二十五兰特[2]。”她对他说道。

“谢谢你今天带我转了这些地方。我觉得非常开心。”

“没关系，没有必要买，你不要客气。”

“我想买。”

“二十兰特。”她说道。

“我给你二十五。”他一边数钱一边放在她手上，“谢谢你。你的店非常棒。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亚。”

“你的店很棒，玛丽亚。”

“我也觉得好。”我接着道。

这时候，她注视着我，这是我进店后她第一次正眼看我。她说：“你最近太忙了。”

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把它当作问题来回答：“对，是，是的，我很忙。”

我把雕琢生硬的木雕鱼摆在大腿上，驶出了这片蓝桉树丛。在傍晚光线的映衬下，崖坡就像一片涌起的幽暗波涛，随时都可能破碎。

“你以前去过那里吧？”他说道。

“对，我来这里的第一天去的，去医院赴任的途中。”

“但那是好几年前了。”

“对。”

他摇下车窗，温暖的空气拂面而来。在日落西山之前我们飞快地行驶着，今天去过的所有地方仿佛都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我们身后，一如地图上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读懂的地点。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有点轻松缥缈，所以当他突然以闲谈的口吻问我“你和那个女人睡过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记沉重的打击。

“你说什么？”

“店里的那个女人。你有没有——”

“嗯，我听到了。没有，没有。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也说不清楚，隐约有种感觉。”

“嗯，我没有。”

“你有没有被冒犯到？”

“没有，我只是……很惊讶。”

“对不起。我想到什么说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人。”

接下来我们一路无话。回到家时，已近日暮时分。一整天都过去了，我也下班了。我没有回到办公室，但也不想在卧室里闷坐。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我坐立不安，难以自持。

劳伦斯不想去吃晚餐，他说他不饿，我就一个人去了餐厅。其实我也不饿，结果发现我坐在娱乐室的电视机前，关了声音，空荡的画面不停闪烁，我把乒乓球在两手之间来回扔着玩。一种不满的情绪在心中萌生。刻意逃避的老问题重新浮现在眼前。旧日的渴望与需求。我再也坐不住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放下了乒乓球，任由它在地上滚动，接着走向停车场。我房间的灯还亮着，但正当我看向它的时候，它突然熄灭了。

一开始我开得很慢，随即逐渐加速。我似乎感到要迫切地、有目的地去履行一个义务，但事实是我心神不宁，毫无目的。我把车停在了老地方，走回到小棚屋。她已听到了车声，在等待我的到来。她牵着我的手，把我拉进屋，然后很快地转过身去闩门——一把小孩都能弄开的锁，那仅是一团缠绕在钉子上的绳。

注释

[1]普食，医院伤病员饮食的一种，通常是指一些固体类食品。

[2]南非兰特（South African Rand），由南非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于1961年2月正式发行，取代之前的南非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