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牡蛎产业链典型特征

（1）牡蛎养殖是该地区较为重要的传统产业

广东东部沿海地区2011年的牡蛎养殖总面积约0.89万hm2，分别占全国、两广地区和广东的7.31%、17.02%和25.43%，带壳总产量约24.1万吨，分别占全国、两广地区和广东的6.42%、16.04%和23.22%（见表4-10），是重要的牡蛎养殖区域。其中，汕尾全市海岸线455.2km，城区、陆丰和海丰三地临海，水质较为优良，牡蛎养殖面积约0.40万hm2，有一定的区域品牌效应。汕尾的汕城区红草镇晨洲村位于广东省三大牡蛎生产基地之一的长沙湾中游，属省级湿地保护区，“一湾海色四面景”，地理优势得天独厚，湾内两侧都是鱼塭和滩涂，水质优良，海上浮游生物丰富，附近没有污染源，各种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合牡蛎的生长，村民世代养殖牡蛎，这里是汕尾最大的养蚝基地，出产的香港牡蛎因个体大、肉细、汁多而价高，“晨洲蚝”品牌因此而具有较大知名度。汕头牛田洋各专业合作社养殖的香港牡蛎品质也不错，大发水产有限公司2011年还注册品牌“汇广元”。

（2）没达到以附加值高为特征的规模化生产水平

作为产量较大的大宗贝类，加工止步于前处理的牡蛎产业并没有真正达到规模化生产水平。除汕尾有一定的加工设备可将牡蛎加工成“明蚝干”和“熟蚝丝”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加工。饶平县是牡蛎养殖大县，养殖面积2.4万亩，带壳产量达5.7万吨，有20家水产品加工企业，其中9家企业、11个样品具有出口权，但这些企业只加工生鱼片、鱼胶、鲍鱼、鳗鱼和鱿鱼，不加工牡蛎，这种反差说明以养殖和初加工为主要特征的牡蛎产业属于低端产业，价值链残缺。

（4）形成“香港牡蛎南下、太平洋牡蛎北上”的销售格局

广东东部沿海地区牡蛎的销售渠道因品种不同而异，形成了“香港牡蛎南下、太平洋牡蛎北上”的格局。除产地销售外，香港牡蛎的销售渠道是“南下”，主要最终目的地是居民偏好香港牡蛎的深圳、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太平洋牡蛎的销售渠道是“北上”，主要最终目的地则是居民偏好太平洋牡蛎的福建、台湾和潮汕等地。汕尾和深圳形成了香港牡蛎销售的一级和二级中转站，即潮州、汕头的香港牡蛎销往汕尾，在汕尾经过初步加工后，再通过深圳转销香港等地；福建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地形成了太平洋牡蛎的销售中转站，即汕头、潮州和惠州的太平洋牡蛎销往福建，在福建经初步加工后通过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地转销台湾和其他地方。

（5）重金属事件的较大影响反映出产业的脆弱特质

牡蛎重金属严重超标的事件时有发生，“生蚝铜元素超标740倍”事件更是达到极致，广东东部沿海地区牡蛎受此影响较大，如汕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牡蛎鲜肉平均批发价格分别是55元/kg、44元/kg和30元/kg，销量也有所下降。该地区海洋生态环境有所变差，污染源主要有：一是工业污染，大唐国际潮州火力发电等工业项目使得柘林湾的水质变差，惠来拟建的大型石化项目的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二是生活污水，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功能不全致使不少沿海城镇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榕江等河流夹带着生活污水流入海域；三是养殖污染，养殖户将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其他养殖户，造成海域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海域污染对牡蛎养殖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深受问题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的消费者对牡蛎产品安全的担心颇多，而牡蛎的相关检测和通报机制又不健全，导致牡蛎产业在发展中时常受到偶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只有建立起常规的检测机制，在生产源头和市场流通环节加强检测，并适时予以公布，才能确保牡蛎产品安全可靠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6）贴牌销售行为损害广东东部沿海地区牡蛎产业整体信誉

利用“晨洲蚝”的区域品牌影响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商贩越来越多，他们从其他地方采购牡蛎，到本地短暂育肥后再冒充本地产品出售，更有甚者直接把其他地方的成贝贴牌成“晨洲蚝”进行售卖，其品质与真正的“晨洲蚝”有很大差距，这种伪劣牡蛎大量流入市场，对“晨洲蚝”品牌造成很大损害。还有不良商贩长期冒用深圳“沙井蚝”品牌销售香港牡蛎，隐患无穷，有必要建立自主品牌。其实，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已有打造牡蛎区域品牌和产品品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