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现实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生产性服务业体系是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内核，现代化服务经济体系与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现代化工业经济体系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现代化产业经济体系。生产性服务业是当前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知识密集度最高、高层次人才就业最集中的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集聚辐射能力和产业引领力，是一个国家、区域乃至现代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上，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不仅制造业强大，生产性服务业也十分发达，依托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经济体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形成全球产业控制力；在国内，虽然有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区域竞争力强、生产性服务业较发达的城市，但从全国层面上看，生产性服务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依然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部分从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和现实经济背景出发，对新时代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进行剖析。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刘志彪，2011）。在制度创新的支持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在于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由此才能用高经济回报化解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价格再评估的巨大压力。在创新经济中，国内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条件下，我国没有理由再错过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需要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处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占领世界经济科技的制高点，从而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经济体大而不富，原因是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品牌也不在我们这里（洪银兴，2013）。由此产生高产值低收益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转变发展方式，依靠创新驱动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依靠原创性自主创新技术增加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提高中国产品的品牌价值。在功能上，则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循者变成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弱势的追随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链主”（刘志彪，2015）。为此，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的转型、形成财富效应的氛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定期垄断制度、通过服务业全球化集聚高端人才、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建设创新文化等，就成为决定我国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关键因素。

具体包括两方面的战略转换：一是要依托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二是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逐步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轨道的转变。中国企业在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可以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短缺问题。战略转换的具体形式是推进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这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抓手、突破口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必将带来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李东兴，2013），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创新驱动的重要行业，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为加快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制造强国战略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确定了“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制造2025”的指导思想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而依据国际经合组织的估算，中国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为67.8%，而同时期的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85.3%、85%，以色列、印度也达到了74.7%、75.9%的高位。即使是制造业发达、产业集群密集分布的江苏省，2018年工业增加值率也只有20%多一些，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50%的水平；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30%多一些，低于美国、日本70%左右的水平。这两个客观指标反映了我国产业链的地位仍处于中低端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创新驱动的不足以及核心技术的缺失。因此，未来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培育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使若干有竞争力的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而制造强国建设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引领。

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同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这标志着对中国发展将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

改革开放前30多年中国以积极“引进来”的方式深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共建“一带一路”则标志着以中国“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中国期望在符合当前世界发展机制和趋势的前提下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而且强调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总体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来表达。“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从《愿景与行动》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框架。但是，它也不是简单地延续以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融入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简单地讲，“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没有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即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从自身的发展阶段看，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步入“新常态”。一方面，持续了4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竞争优势。这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周期律，即每三四十年发生一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十多年过于乐观的能力扩张，中国部分原材料产业随经济增长放缓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技术上并不落后，只是供大于求，需要向外转移。此外，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孕育了一批大企业，正在成为具有跨国投资和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这些因素叠加促使中国正在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期。“一带一路”是高层次、全方位的宏大战略，承载着全面开放、统筹发展、民族复兴的崇高使命。“一带一路”非具体、微观的项目规划，需要从顶层设计和大局谋划出发，形成国际、区域、国内等多层次、多视角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贸易及成套设备进出口等领域，将依托沿线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扩展国际空间、整合全球生产要素提供了平台，而整合全球资源更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其明确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依靠要素投入驱动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高速经济增长在保障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和就业率稳定的同时，在数量上也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然而，要素投入驱动型的高速增长也诱发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经济社会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也转向“好不好”与“强不强”的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唯一路径。高质量发展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相契合，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发展基础，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经济发展从数量的扩张到质量的提升，传统动能的支撑力量正在衰减，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既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以释放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更要坚持创新驱动、转变动力机制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也将助力经济结构与形态的升级，催生新经济的发展。当前，在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欲待突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引致的新经济，与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度契合。大力发展新经济既是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更体现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本质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需要发展，尤其是需要高质量发展。

五、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实践证明，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经济发展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决定人们的生存条件。要坚持保护优先方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坚持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利用好改善环境质量、增进民生福祉的倒逼机制，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政策，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传导到经济转型升级上来。要结合贯彻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积极开展研究论证，尽快形成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的完整方案，抓好组织实施。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看环境问题，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要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教训，又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创新，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来进行综合治理，发挥体制和制度优势，尽量缩短污染治理进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复杂，解决起来的难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大，任务更加艰巨。我们既要打好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逐步改善环境质量，让人民群众看到政府的决心，看到环境问题解决的希望，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增加考核权重，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遵守生态文明发展理念，需要转变发展动能，即由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物质要素驱动，转变为知识、技术、信息等非物质要素驱动，而知识、技术、信息等非物质要素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六、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近年来，中国通过吸引直接投资、人才引进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颇感震惊，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的制定与发布，让美国感觉到自己在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的龙头地位岌岌可危，危及其霸权地位。因此，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尽力阻止中国技术、经济的全面崛起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自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但也摩擦不断，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挑起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2018年5月初，美国代表团来北京与中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尽管“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同年5月中旬，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与美方在经贸领域进行第二轮谈判，发布了《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避免了贸易摩擦升级，中美经贸关系看似由此从正面冲突转向长期谈判。6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置中美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顾，批准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于6月18日威胁中国，若中国继续反击，将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7月6日，美国正式对第一批清单上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采取同等规模和力度的征税措施，并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正式实施的征税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追加起诉。美国这种不顾世贸规则的霸凌主义行为反映了美国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满，以及对中国进军高科技领域威胁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的担忧，表面看是挑起贸易争端，归根结底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企业进行“精准打击”以遏制中国技术赶超。

中美贸易摩擦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封杀、打压，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的“软肋”，打破美国对我国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的封杀，最有效的办法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能力又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