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经济就难以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只有充分依靠服务经济才能驱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服务经济的主体地位日益明显，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显著提升。作为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引领力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的高低可直接影响产业链前、后端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能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创新发展及产业关联效应，可形成向制造业产业链的全方位渗透，能够起到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升级的作用（贺小丹、田新民，2018）。因此，为了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建设制造业强国，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向，承载着带动社会扩大就业、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任务。然而，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遭遇来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制约。国务院在2014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亟待加快发展。”那么，新时代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应推行何种发展战略，采取何种推进路径？在当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背景下，研究上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首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典型事实与主要困境展开了系统分析，然后分别从交通基础设施、政府行为、开放政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供给条件与发展能力，进而从产业关联、制造强国建设以及创新能力提升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条件与发展动力。最后，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并从七个方面阐释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路径。本书的整体研究框架如下：

第一篇为典型事实与主要困境。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行跨国比较，总结相关国际经验，刻画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张、比重变化、行业结构及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识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困境，进而描述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并存之谜。

第一章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实进行了系统刻画。本章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色、差异和优势，总结不同政策制度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经验，通过比较国内不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来研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特征，从而可以更好地认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必须确立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地位，应该立足制造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进而立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端服务经济，并努力打造“主动创造性”的供应模式。

第二章描述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并存之谜。在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和隐含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这一特征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历程，而且还有悖于经典发展理论。本章试图从理论逻辑角度解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之谜。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有效需求不足，技术创新乏力，产业价值链低、产业链短，专业化、集聚水平低，产业结构趋同、层级分工不明显，制度不完善。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不高、人力资本相对缺乏、技术创新乏力、相关制度不完善、先进制造业发展质量偏低以及“应付型供给”模式占主体。

第二篇为供给条件与发展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政府行为以及开放政策是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条件和发展能力的三大关键因素。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能力的前提；政府行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决定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开放政策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部要素（尤其是中高端要素）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基础和供给能力。

第三章从交通基础设施的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本章阐述了高铁经济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在对高铁经济与中国产业发展现实进行描述的基础上，研究了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于专业化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高铁开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提升区位可达性、改善区域要素丰裕程度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总体而言，交通基础设施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能力扩大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从政府行为的层面探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首先，对政府行为、要素错配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围绕政府行为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素错配的影响，以及要素错配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角度来看，中国式分权均促进了服务业生产化而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中国式分权扭曲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从而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其次，从中国式分权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行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素供给的影响，围绕中国式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政府行为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素供给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模式加重了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这提高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成本，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章从开放政策的视角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制造业的开放程度明显高于服务业，偏向性开放特征较为明显。在描述偏向性开放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偏向性开放政策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展开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偏向性开放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且偏向性开放政策与财政分权的联合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滞后状态。综合而言，开放政策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部要素的可能性，从而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基础和供给能力。

第三篇为需求条件与发展动力。产业关联、制造强国建设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是当前决定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条件和发展动力的三大关键因素。其中，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需求规模；制造强国建设则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倚重于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能力提升属知识密集型领域的高端需求，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手段。

第六章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研究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析了“两业融合”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并展开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显著提升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多样化集聚相对于专业化集聚更显著地提升了工业企业生产率；无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还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都显著提升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国有工业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要大于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表现在对民营工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多样化集聚不能有效提升民营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因此，欲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重要途径之一，且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需求规模。

第七章从制造强国建设的角度探索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的中高端需求。制造强国建设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结构演进无法匹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动态需求，发展方式“雷同”无法适应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被动”供给模式导致其无法有效引领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引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领制造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以及引领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品孵化与行业培育等渠道推动制造业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梳理了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证据，并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要形式。综合而言，制造强国建设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结构，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尤其倚重于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第八章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角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品进口的技术复杂度，挖掘了以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展开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进口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能力；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随着点位的逐步提高，生产性服务品进口对高科技行业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强化；在细分服务贸易类型中，金融服务品进口、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品进口可显著提升进口国的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因此，欲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关键手段。

第四篇为战略谋划与推进路径。基于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相应地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即优化行业业态、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汇聚高端要素、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完善基础设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集约；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层级分工、发展动能转换、价值链攀升、跨界融合、创新供给方式等五个方面阐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第九章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规模持续扩张，内部结构也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但也面临着在GDP中所占比重较低，低端环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竞争过度”，高端环节“投入不足、低环节化、业态缺失、寡头垄断”等发展态势。因此，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从优化行业业态、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汇聚高端要素、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完善基础设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集约等方面推行生产性服务业新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产生新的突破和创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第十章从五个方面提出推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路径。深化区域分工，推动由“大而全”向层级分工转变；加快动能转换，推动由传统要素驱动向新兴要素驱动转变；促进价值链攀升，推动由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推动跨界融合，推动由“相对分离”向“两业融合”转变；创新供给方式，推动由需求依赖向发展引领转变。

本书在总结、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凝练问题新。政府财政资源有限，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势必会挤占地方在科技领域的财政投入。科技投入的缺失会减少创新要素供给，进而冲击以知识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带来以建筑业与房地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工业化”。房地产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值增加又会造成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大超前于研发、金融和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致使“产业结构虚高”和二、三产业互动不足。整体而言，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将通过减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必需的创新要素供给，进而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因此，应致力于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转变的相关问题，以更好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理论观点新。较为全面地从供给条件与发展能力、需求条件与发展动力两个方面探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将目前“碎片化”的诸多因素整合在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之中。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政府行为以及开放政策是现阶段影响和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条件和发展能力的三大关键因素；产业关联、制造强国建设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是现阶段决定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条件和发展动力的三大关键因素。通过上述两个维度的归纳与概括，实现了对诸多具体因素的整合，是在传统研究视角基础上的一种集成创新。

三是政策依据可靠。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结论，结合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验，基于中国现阶段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并从结构优化、区域分工、动能转换、价值链攀升、发展能力、跨界融合、供给方式等七个方面阐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路径，以更好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谋划与推进路径，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