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陈皆明

摘要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合约”，这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关键词 代际关系 养老模式 家庭边界

自1949年以来，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父母威权的衰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及随后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大大削弱了家庭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褫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运用权力所依赖的物质基础（Davis和Harrell，1993；Ruggles，2007；Whyte和Parish，1984；Wolf，1988）。现代中国家庭中的老年父母已不再拥有传统社会赋予家庭长者的经济资源、政治支持以及道德权威。

虽然这些结构性变化很清楚地表明家庭中的老一代不再在家庭中保持无可争辩的权力和权威，但这种权力的变化对代际关系有何种影响，尤其是对体现了代际关系特点的家庭养老制度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所知仍然不多。可以想见，当父母失去了对成年子女的经济上的控制以及孝道伦理所赋予的道德权威，而子女也不必因为担心经济上的惩罚或道义上的责难而对父母表示绝对的顺从，那么亲子之间的互动必然会促生出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这种新型的代际关系是否会导引出一种新的家庭养老制度？或者，从一个更一般性的层次来看，父母和子女间的权力平衡与家庭养老之间存在一个怎样的因果机制？

以往的文献中就父母权力和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共识。无论是早期强调工业化与核心家庭结构的对应（Goode，1963；Levy，1965；Parsons，1949），还是后来强调不同家庭制度连续性的历史比较研究（Cowgill，1972；Hajnal，1982；Laslett，1972；Macfarlane，1986；Shorter，1977），它们都有一个隐含的共识，即父母权力（尤其是对财产的控制权力）的削弱将导致家庭养老制度的式微。但是，当代中国的家庭生活显然并不符合这些预测。虽然老年父母已经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对老人的照顾通常还是由直系亲属（包括子女）来完成。大部分老人与已婚子女居住在一起，这样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可以由这个子女解决（Davis-Friedmann，1991；Whyte和Parish，1984；Ikels，1990，1993；Sheng，1990；Shen，1990），即使有些子女居住他处，父母与子女仍旧保持着感情及经济上的联系（Davis-Friedmann，1991；Unger，1993）。

既然父母威权已经大大减弱，为何中国的家庭养老制度仍充满着生命力？本文的主旨是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的养老制度模式做理论上的探讨。以家庭成员在一个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追求某种特定文化目标而采取的适应性策略为出发点（见Davis和Harrell，1993；Thornton和Fricke，1987），试图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来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本文给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父母控制子女的能力大大降低，但孝道伦理仍旧获得道德上的认可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中，正是父母与子女两代人在家庭生活中的合作与协调，使得家庭养老制度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