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

《太平洋》杂志于1917年3月1日在上海创刊，英文名The Pacific Ocean[48]，到1925年6月终刊时，共出版四卷四十二号。杂志采取当时流行的同人刊物的运作方式，在上海英租界白克路10号成立“太平洋社”，自行组稿和编辑，发行和出版则由泰东图书局负责。在该刊创刊前一个月左右，泰东即已委托当时读者面较广的《申报》和上海《中华新报》，逐日登报说明“太平洋杂志即将出版”的广告，宣告杂志的办刊宗旨和撰稿同人，以取得社会的关注。

如果说留英学生在《甲寅》杂志上渐渐聚拢，是由于章士钊、吴稚晖等留英前辈联络的缘故，那么《太平洋》杂志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具有留英同人杂志的色彩。《太平洋》作者群体的演变，第一卷主要是湖南籍留英学生为核心的“圈子杂志”，第二、三卷以后作者群逐渐开放，成为聚集“东西各国勤学之士暨国内名贤”[49]的社群，第四卷以后杂志编辑社迁往北京大学，作者也多为北京大学的教员。以下依此分成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一 湖南籍留英中国学生的同人杂志

《太平洋》杂志的核心人物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均是湖南籍的留英学生。他们少年时即是湖南省立第一小学（即第一师范前身）的同窗好友，周鲠生与杨端六还是“梳辫子时的密友”。[50]辛亥前他们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并加入同盟会，与黄兴、宋教仁等过从甚密；辛亥之后返回国内，在汉口共同创办《民国日报》。因宣传反袁斗争，报馆被封，他们几人为法巡捕房逮捕，但幸未被引渡给袁政府。获救之后，得到黄兴等欧事研究会同人的支持和协助，获得湖南省政府（时都督是谭延闿）的官费名额，于1913年初赴英国留学，分别在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等开始长达数年的留学生涯。[51]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等人成功留学和日后有所成就，也是欧事研究会人才培养计划的一部分。

以下以个人传记的形式说明《太平洋》核心人物的基本情况，及他们在杂志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剑农（1880～1963）

湖南邵阳人。《太平洋》杂志创办人，核心社员之一。1910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留日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均有接触。辛亥之后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报馆被查封后，他又于1913年7月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旁听生和自由研究。到1916年初，伦敦的报纸登出袁世凯要当“总统皇帝”，伦敦的留英学生也被激怒了，许多人决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李剑农即其中一员。李剑农、吴稚晖及当时在伦敦西南学院旁听的朱东润，于5月初，一同搭日本轮船回国。船经好望角穿过太平洋，历经50余日，抵达上海。时袁世凯已经暴毙身亡，讨袁军事结束。李剑农则暂居上海，协助欧事研究会、政学会的报纸《上海中华新报》主持社论版。[52]或许是李剑农游子归乡，乘坐轮船千辛万苦穿越太平洋的这段经历，使他在半年后创办自己的杂志，即取名“太平洋”。

因为李剑农是上述几位同学最早回国的，故由他担任《太平洋》第一卷的主编兼联络人。第一期杂志出版以后，《上海中华新报》主编吴稚晖即以“杂志界之明星”为标题向读者隆重推介《太平洋》杂志的主编及其创刊宗旨。文曰：

共和再造，日报增多，求一阐发学理、立论精确，确有价值之杂志，足以贡献政府开启社会者，几寥寥不可多得。兹有李君剑农者留欧数载精研政法各学，归国后雅不愿插足政界，思本所学以供输于国家。爰纠合同志组织一种太平洋杂志，已于本月一号出版。披览内容，材料丰富，取舍精严，而该杂志之主旨，尤在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于财政、经济各问题多所论列，且不为何种政团张党势，亦不自立门户，以别成一新政团机关。其纂述员泰半系现驻东西各国勤学之士及海内名贤宿儒，故所列论文皆本其夙研之学理，发为救国之宏文，将来纸贵洛阳可操券而预卜矣。[53]

1919年8月，李剑农受聘为汉口明德大学教授，[54]1921年以后更由于参加湖南省宪运动而逐渐脱离杂志事务，从第2卷第4号以后，他很少在《太平洋》上发表论文。[55]

沧海（1880～1963）

系李剑农的笔名。经过笔者细心比对，确认“沧海”系李剑农的笔名，其理由如下：

第一，二者的直接联系出现在署名“沧海”的《韩德生退出战时内阁》一文。在这个标题下，主编李剑农写了一句注释如下：“‘韩德生’本杂志第一期译为‘汉德生’，韩、汉音近，故从韩似较便记忆。”[56]以此为线索，查第一期文章中将英国工党领袖Henderson译为“汉德生”正是在署名“剑农”的《英国之旧内阁与新内阁》一文中。而且，从行文上说，二者文风是相似的。“剑农”和“沧海”的文章都是以清通明朗见长，都喜欢在某一段话前用“现在”开头，喜欢通过设置问题引入下一个话题的讨论，等等。

第二，从文章的内容比较上，二者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李剑农是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的支持者，他在1917年《太平洋》上发表数篇署名“剑农”的政论文，如《调和之本义》、《读甲寅日刊之舆论一束》等，都是在呼吁“调和立国”。而“沧海”所撰的虽然以对海外政潮的评论居多，但其评论的视角都带有调和论的基调，如沧海写作的《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一文，对二月革命后俄国形势剧变的分析就是一种调和论，他说：“夫俄国此次之革命，最初内幕中，原为缓进派之通力合作，其结果则缓进派之势力渐被逐出，即急进派中之较为温和者，亦有不能见容之势。”[57]这正是李剑农在《调和之本义》中阐述的论点。在同时期的其他报刊上署名“沧海”的文章极少，笔者仅发现《上海中华新报》于1917年年底刊发的《大权旁落之由来》一文系署名“沧海”。此录最后一段话：“一言以蔽之曰：今日各派势力已达于地丑德齐之域，欲求统一首在维持现状，于此现状之下急谋地方制度之确定。若仍欲假一种之特殊势力为中心以控制全国，徒见大权之益趋于旁落，增加其纷扰之程度耳。”[58]这里谈到用“地方制度之确定”来解决统一问题的政治观点，无疑来自李剑农在《太平洋》上发表的《地方制度之终极目的》。

第三，《太平洋》社员中，两个署名并用的情况，并非李剑农个案，如下文将叙述的周鲠生另外使用“松子”的笔名，皮皓白使用“石公”的笔名。笔者以为，这可能是一种编辑策略，大概是为了避免作者面目的重复。《太平洋》第1期并没有出现笔名使用的情况，以“剑农”的名义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大概出于作者单调的考虑，第2期即出现署名“剑农”的3篇文章和署名“沧海”的三篇文章。后面数期，在第十一期，《太平洋》取消栏目设置，结果出现第一篇论文署名“剑农”，第二篇是署名“沧海”的文章。后面数期基本上形成两个名字交替使用的特点：署名“剑农”的文章一般是“论说”栏目的政论文，而署名“沧海”的文章基本在“海外大事评林”栏目。那么，为什么李剑农身在国内，仍能够大批量做海外大事评论呢？这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他在《上海中华新报》担任国际版和社论版编辑期间所获取的信息。当时的《上海中华新报》大量地译述在华的英文报纸，其中最重要的就有《字林西报》、《大陆报》等。两个署名的交替使用，给笔者一个启发：或许，李剑农写政论表达政治理念的时候，愿意直接署名“剑农”，而将这种评论海外政潮作为一种副业，则使用笔名“沧海”。

另外，在联省自治运动期间，《太平洋》支持省自治论，李剑农、向复庵等人受聘为湖南省制宪委员会委员，参与湖南省宪法的起草工作。《太平洋》第2卷第10号以“沧海”为名发表《对于湖南制定自治根本法的私议》，表明李剑农作为制宪委员，已不方便直接发表看法，但以自己的笔名发表意见，则是合适的。等湖南省宪最终通过以后，李剑农即以自己的本名署名发表了《由湖南制宪所得的教训》一文，公开向外界表达自己对新宪法的批评。[59]第3卷第8号以后，再未见到“剑农”和“沧海”的文章。

杨端六（1885～1966）

《太平洋》杂志核心社员之一。原名勉，改名超，湖南长沙人。1906年赴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1908年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又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留日时参加中国同盟会。1913年初，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系，习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5月杨端六回国不久，即接替了李剑农的主编职务，历时三年有余。从杨端六在第4卷第3号中公布的一份《启事》中，大体可了解到《太平洋》在编辑时间上的交接。该《启事》说：

鄙人自民国九年回国以来即在上海办事，当时留欧同学多未言（归），旋以事务之便宜，嘱鄙人担任《太平洋》杂志编辑事，阅时三载，虽未能增进本杂志之精神而勉强支持，得留其躯壳者，仍赖乎海内外同志之襄助。近以同学多归，亟思整顿。第一，扩充内容；第二，按期出版。本杂志前途实有无穷希望，惟是鄙人学力既形竭蹶，他务亦日见彷徨，深恐有碍本杂志之进行。特此宣告，自第四卷起，所有本志编辑责任均归北京同人负之。鄙人仅为普通献稿者之一人，嗣后，凡关于投稿通讯等事均请直接寄交北京后门内东吉祥胡同三号《太平洋》杂志编辑所可也。谨启。[60]

从这篇启事中，可以了解到《太平洋》确实是一份具有明确圈子意识的留英学人的同仁刊物。杨端六回国后接替李剑农担任主编，编完第二、三卷，到第四卷，他辞去主编职务，编务由已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鲠生、王世杰、陈源（西滢）等人共同主持，编辑部亦迁往北京大学的社员住处——“东吉祥胡同3号”。但改组后的杂志，仅维持到1925年6月，出到第4卷第10号，即告停刊。

同时，杨端六回国后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并兼任《东方杂志》的编辑。他在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一开始就相当出色，其缘起是留学期间他先后发表于《甲寅》杂志、《中华新报》和《太平洋》杂志上的关于金融、商业、会计方面的系列文章，受到国内知识界和企业界的关注。1921年夏季，胡适考察商务印书馆时，曾征询过杨端六对于馆务改革的意见，并认为他的批评意见是“极中肯要”。以胡适的考察为契机，商务印书馆与杨端六订立筹办新会计制度合同，同年8月成立筹备处，又开办讲习所培养新式会计人员。1922年1月起，新会计制度付诸实施，中国惯用的旧式直行记数法，改为现在通用的新式簿记法。改革获得成功。商务印书馆原先混乱的财会工作走上正轨，扭转了亏损局面。国内其他公司纷纷仿效。1923年，杨端六被正式任命为商务印书馆会计科科长。[61]

周鲠生（1889～1971）

原名周览，《太平洋》杂志核心社员之一。湖南长沙人。1906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留日时亦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后即与李剑农、杨端六等人流亡英国，周后来进入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硕士学位，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1920年以《外交之国会控制》论文获法学博士学位。

周鲠生于1921年年底回国，也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因为是欧美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在商务馆中颇受重用，高薪受聘为法制经济部主任，但或许是不擅长编译工作，周鲠生在商务印书馆的成绩较不如人意。[62]因此，任职不久，1922年他便应蔡元培邀请，从商务印书馆离职，接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职位。1929年9月，受聘武汉大学教授。[63]

松子（1889～1971）

系周鲠生的笔名。说明如下：

笔者通过将周鲠生、松子的文章对照，确定两个名字系为同一作者。例如，在《太平洋》4卷2号署名“周鲠生”的文章《时局之根本的解决》开头一段话说：“‘在今日之中国，以言解决时局，以言统一，首须对待一个大事实，此事实不能打破，则凡百政策主义都托空言。……统一之阻力，民治之障碍，胥在于是。历年时局纷纠不能解决，即由于无术以打破此项事实。’（本志第三卷第三期联省自治号）吾为此言，适在去年奉直战争事之后。”[64]查此段来源出自署名“松子”的文章《释联省自治》的一段原话。松子自认身份的说明，还出现在第4卷第10号署名“松子”的《时局问题与民众势力》中，劈头的一段话复述了上述署名周鲠生的《时局之根本的解决》中的一段话。因此可断定，《太平洋》上的“周鲠生”和“松子”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周鲠生在同一种刊物上同时使用两个名字的署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评论》时期，孔祥宇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松子）在《对外关系的新纪元（一）》中曾指出：‘在国民革命进行中，因为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不确定，中外关系上，表现许多矛盾的现象和困难问题，我在本周刊第三年纪念增刊《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篇中已经指明过。’而《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是周鲠生。由此可见，松子就是周鲠生，是周鲠生的笔名。”[65]

尽管编辑并未对此加以说明，不免使人认为是两个作者。但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编辑策略，大概是为了避免作者面目的重复，因为在第1卷中，署名“周鲠生”的文章一般是“论说”栏目的政论文，而署名“松子”的文章均在“海外大事评林”栏目。自第2卷起，《太平洋》取消栏目设置，但两个名字仍然交替使用，甚至在《太平洋》“联省自治号”一期中，出现了署名周鲠生、松子的文章各一篇，这与前述李剑农的情况是一样的。

皮皓白（1887～1967）

《太平洋》杂志核心社员之一。原名皮宗石，湖南长沙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与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通缉，流亡日本；后得到黄兴等人的帮助，191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留学期间，在《新中华》、《上海中华新报》上常用笔名“石公”发表文章，在《太平洋》上主要署名“皓白”，但在第4卷出现了一篇署名“石公”的时评文章。1920年回国，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66]

向复庵（1884～1946）

原名向绍轩，《太平洋》杂志社员之一。幼年于家塾中习四书五经，少年时先于常德中学，后转入长沙经正中学，仍以汉、宋学为主课。随后又入江南高等商业学堂学习银行科，“虽信为当务之急，而志不专于是”。后进入京师大学堂预科班，师从林纾、谭绍裳等人，学习国学三年，同时亦得洋教授传授西洋文学等科目，“于西洋学术思想，不觉渗入日常研究生活中间，成为知行之一种新因素”。1913年夏获得官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一年。因国内政局所累，官费生被取消，为减少生活费用，不得不转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自费读经济系荣誉班。1917年秋官费名额恢复，进入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研究土地经济问题。1918年冬回国，任职长沙明德学校专门部，翌年专门部迁往汉口，改成明德大学，任大学教授职到1926年冬。1921年间，曾被聘为湖南省宪委起草委员之一。[67]

《太平洋》第1卷的时间跨度是从1917年3月到1919年7月，期间共出版12期刊物，统计作者有62人。[68]除以上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皓白核心作者外，其他可稽考姓名的作者，有向复庵、沧海、钱天任、彭一湖、吴稚晖、汪精卫、曾嵩峤、周春岳、戴成祥、邓大任、朱东润、刘半农、徐天授、陶孟和、李寅恭、张绍南、杨树人、李泰棻、姜伯明、曾毅、胡适、曾思鲁、郁嶷、王喆、朱文黼、陈宗岳、刘劲等。

其中具有英国留学背景的作者如下表所示[6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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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作者群的构成，结合《太平洋》杂志本身内容，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太平洋》作者团体的组成，应有社员、同人与一般作者之分，或者至少说他们有一种相互认同的社群意识。社员均是湖南人，大致包括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皓白、向复庵、赣父、钱天任等人。故可如前所述，早期《太平洋》杂志是以湖南籍留英学生为核心的“圈子杂志”。杂志所载以社员文字为主，而且通观以后各卷，历经数年，除少数几人未能坚持下来，核心成员始终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在我们认定的七位社员中，发表在《太平洋》四卷的文章数（237篇）将近占总数（497篇）的百分之四十八，尤其是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和皮皓白四人，所发表的文章（213篇）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第二，《太平洋》也不排斥社外稿件，杂志宣言指出：“本志撰述社员，多现驻东西各国勤学之士，暨国内名贤，所列论文，各自负责（别号隐名随本人意旨）。社外投稿，亦一体欢迎，意见不必悉同，但不可与本志大旨相违反。”[70]社外人员的投稿，尤其是社论栏的作者，除思想主旨不违背外，一般情况下又与杂志主编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太平洋》第一卷由李剑农编辑。从李剑农的政治立场及刊物的创办过程来看，早期《太平洋》杂志的人事与先前的欧事研究会和政学会及它们的机关刊物均有一定关联。《太平洋》杂志第一卷交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和发行，已说明李剑农本来就与欧事研究会、政学会颇有人事渊源。杂志上所登载的书籍广告，多为泰东图书局出版之政治、经济、外交类图书。出于对“调和立国论”的信仰，李剑农编发了李大钊、高一涵、郁嶷等《甲寅》旧同人的长篇幅的政论文，使章士钊于1914年阐发的“调和立国论”在1917年又在政坛上引人注目。除此以外，胡适、刘半农等人也都是《甲寅》的投稿人，似乎是因为《太平洋》与《甲寅》的联系。

前文已述，《甲寅》解散以后，《太平洋》社员在拥有自己杂志以前，又加入了《上海中华新报》，作为欧洲通讯员为其撰稿。而且李剑农归国初期曾任职《上海中华新报》的社论编辑，《上海中华新报》编辑之一苏理平的联系地址就设在《太平洋》杂志社。由于这些因缘，《太平洋》与政学会的《上海中华新报》关系颇为密切。在政治上，二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例如，在重大政治问题的判断上，《上海中华新报》直接转载《太平洋》杂志的政论文，作为报纸的“代论”，尤其是李剑农的《民国统一问题》一文影响最大，在《上海中华新报》上做了五次连载。[71]再如，在借款问题上，李剑农曾经让《上海中华新报》代为转发一篇《太平洋》来不及刊登的稿件。[72]由此可见，《太平洋》杂志与政学会的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的关系颇密切，该报成员如吴稚晖、朱东润、刘半农、李凤亭等均应李剑农之稿约。

而吴稚晖在《太平洋》上发表文章，恐怕不是出于偶然。《太平洋》社的数位社员如杨端六、周鲠生、皮皓白及李剑农等人在日本、英国留学时，与吴稚晖就相当稔熟。所以《太平洋》创刊时，吴稚晖发出了一封贺信，鼓励他们以言论报国。[73]1922年杨端六在北京与袁昌英举行婚礼时，吴稚晖作为他们的主婚人。[74]在《太平洋》第一卷时，吴稚晖投寄过几封通信，其略带讽刺且新颖的观点，曾得到一位叫张一湖的读者的回响和进一步讨教；[75]他的《欧战前后两游法国记》在《太平洋》上连载两期，后为《上海中华新报》转载，可见颇受读者欢迎。而1923年他再次给《太平洋》投稿，则在读书界给这个刊物带来了一定名声，郭沫若说：“那个月刊（指《太平洋》）虽然从不曾左右过中国文化界，但在科学与玄学之战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吴稚晖在那儿发表过一些突梯滑稽的论文，把读书界轰动过一下。”[76]

陈万雄曾指出，《新青年》第一、二卷的作者大都来自《甲寅》和《中华新报》的编辑或作者。[77]这里亦不难发现，《太平洋》第一卷的作者基本来源亦出于此二者。这情况正透露了《太平洋》与《新青年》在人事、思想上有相近的一面，也有分疏的一面。

更何况，《新青年》中的核心人物如胡适、李大钊等人都与李剑农有一定的交谊。还在留学中的胡适曾于1917年4月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本来是要寄给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发表，不料该杂志已经停刊，遂由《太平洋》杂志代为刊发。[78]这是胡适与李剑农最早的学术思想上的联系。对于胡适正在开拓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李剑农也颇有兴趣地关注，并予以介绍广布。1918年胡适在北京学术研究会上做了一篇讲演《墨家哲学》，李剑农读了演讲稿单行本后，便亲自写信给胡适，要求转载在《太平洋》上，“以广传播”，所以在第11、12号杂志上便有胡适这篇演讲稿的连载。[79]同时，第11号上，李剑农专门设立新书介绍一栏，为胡适新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做了宣传，并希望胡适能够把中、下卷的中国哲学史也写出来。[80]这表明李剑农对新文化人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及新学术都有趋近的看法。

在政治上，二人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他们曾经共同“以诗言志”，对于军阀割据下的百姓生命、财产损失，表达无比的愤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发表胡适的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表达他对军阀混战下的中国国将不国的状况的强烈谴责。据胡适自叙，原本不打算发表这首诗，是因为读了《太平洋》上署名“劫余生”的写给李剑农的通信以后，才决定重新修改以后发表。[81]“劫余生”是李剑农的湖南老友，写信痛诉南北军阀在湖南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夫国何以必救？亡国又有何可悲？朝鲜已亡其国，吾意朝鲜人，未尝受吾湘民今日所受之痛苦也。”[82]紧接着，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又见到了李剑农发表的唯一一篇诗文《湖南小儿的话》，在“代序”中，李称胡适是“吾兄”，说：“吾兄那首‘你莫忘记’的诗实在狠好。因为你那首诗，我也试作了一首，题曰‘湖南小儿的话’，是套袭你那一首的架子并意思，略参些湖南话，写在后面；请你指教指教。”[83]在1922年的争自由运动当中，李剑农和胡适也是南北呼应，形成相当强大的思想舆论。

李大钊亦与李剑农熟稔，因他的朋友李泰棻与李剑农曾就“民主”、“共和”的翻译问题发生争执，他写信给李泰棻调解说：“阅《太平洋》，知阁下与剑农之争，据理均有独到，所有稍涉感情者，惟有‘苟非……如劳乃宣’一语，但此乃剑农行文之际，偶一失检，断非有意隐风吾兄。剑农敦厚朴实，醇乎儒者，至堪钦佩，幸勿以此区区有所介意也。”[84]吴稚晖曾把《太平洋》的最初几册交给蔡元培，并且代李剑农邀请蔡氏也为《太平洋》投些学术性的论文。蔡元培回函说：“《太平洋》弟正读过数册，诚精实可佩。征及拙作，暑假中当勉作一二首以应之。……或未完成《康德美学述》，故未便登诸《太平洋》，请鉴谅。”[85]足见《太平洋》与《新青年》有一种精神上的契合。

第三，如上所示，《太平洋》第1卷的突出特点，即留英学生云集。除上述社员之外，还有周春岳、吴稚晖、陶孟和、之奇、介石、李寅恭、张绍南、邓大任、S.R.生、朱东润、刘半农等留英学生，自愿以《太平洋》作为思想学术的交流平台。我们统计第1卷“通讯”栏的作者来源地情况，共64封信函，有明确标明来自英国的信有25封，来自美国3封，来自日本3封，来自国内（含不标明来源）33封。可以看出留英学生的积极性。这么多的留英学生聚在《太平洋》，在当时刊物中甚为少见。与《太平洋》诸君子邂逅海外的汪精卫在1917年春回国后，即给李剑农去信祝贺，说：“记者足下，过伦敦时，晤皓白、端六诸君，知《太平洋》杂志之出版，为期不远，忭舞无已。遥知此杂志于法律政治经济诸方面，必能为正当之主张，精密之辨析，以大有裨于国人也。”他希望留英学子能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又说：“而当今之时，欲穷列强现在之形势，与将来之变化，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者，留学于外之诸君子，不可不任其责，意者撰述诸君子，当亦深念及此，而有以诏我国人乎，是尤不佞所日夜望之者也。”[86]

经此简单的对《太平洋》第1卷社员和作者背景的疏解，可知《太平洋》第一卷时期基本是以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为核心的湖南籍留英知识分子的同人杂志。刘晓琴博士的专书《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列举民国以后与留英学生关系比较密切的四个刊物，其中就包括《太平洋》杂志，颇有道理。[87]但《太平洋》自第2卷以后，作者群体发生变化，原来留英学生同人杂志的性质日益冲淡；准确地说，《太平洋》第二、三卷作者群体继续扩大，事实上形成了“东西各国勤学之士暨国内名贤”[88]的同仁杂志。

二 “东西各国勤学之士暨国内名贤”的同仁杂志

从第2卷第1号起（1919年11月），《太平洋》杂志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成为当时商务馆主办的13种大型期刊中的一种。这个变化，大概由于陆续回国的杨端六、周鲠生等社员主持杂志而造成的。如前所述，他们两人最初是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新人引进编译所任职。

杨端六主持《太平洋》第二、三卷，时间起于1919年11月，迄于1923年6月，共20期。除了第一卷中继续供稿的作者外，新加入撰稿人又有52名，有名有号可考诸人，有高一涵、刘经庶、李凤亭、张嘉禾、刘彦、张菘年、曾仲鸣、袁昌英、陈承泽、梁龙、李四光、黄耀武、张三眼、刘秉麟、陈震异、胡庶华、田汉、许仕廉、杨璠、李敬思、萧征铭、曹杰、阎一士、宁协万、杨少荻、余籍传、唐德昌、王祉伟、张季鸾、武堉干、丁燮林、朱希祖、吴颂皋、方君璧、董时进、张务源、燕树棠、石瑛等。

第4卷起于1923年8月5日，迄于1925年6月5日，共10期，新作者有26名，有陈源（西滢）、杨树达、张效敏、戴修骏（毅夫）、李书华（润章）、慕渔、曲殿元、程振钧（弢甫）、王竞、梁纶才、江绍原、王星拱（抚五）、唐钺（擎黄）、李耕砚、刘光一、周佛海、徐旭生（炳昶）、白鹏飞（经天）、陈沧来、冯友兰、张非怯等。从第4卷第5号起（1924年3月），编辑所迁往北京大学的社员住处——东吉祥胡同3号。

以下试列举较为有名的作者，然后加以分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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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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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第二、三卷多为杨端六编辑，但周鲠生在联络欧洲作者方面亦有贡献，所以作者群与第一卷相比，有一些变化，如社员文章相对减少，而加入的新作者不少。杨、周二人在1919年前后均离英而前往法国、德国访学，自然与欧洲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多有联系，如袁昌英、阎一士、张务源、杨润余、胡庶华、杨少荻、许丹歌等留法、留德生，均应邀为《太平洋》撰稿。1920年5月杨端六回国，在留日好友郑贞文的引荐下，加入了“丙辰学社”（1923年后改名“中华学艺社”）。[89]后来《太平洋》上亦可见《学艺》杂志的部分作者如陈承泽、曾仲鸣、杨树达、李书华、白鹏飞、周佛海等人的文章，[90]大概是应杨端六的邀约。同时，杨端六在1921～1922年兼任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的主编，部分《东方杂志》的作者如刘秉麟、刘彦、张效敏等，多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也同样为《太平洋》供稿。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太平洋》第二、三卷的作者群已突破了留英学生为主力的局面，而开放给更多的留学生和国内（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这样该杂志原来留英学生的“圈子杂志”色彩已大为减弱。

从第三卷后几期（1922年年底）起，《太平洋》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原来的老社员如周鲠生、皮皓白、王世杰等人，此时已分别受聘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系的教授。[91]他们在北京大学还组织了《社会科学季刊》杂志（1922年11月创刊），并由顾孟余主编，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等人担任编辑委员。其他新加入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朱希祖、江绍原、石瑛、陈源、丁西林、李四光、唐钺、王星拱、郁达夫、戴修骏、程振钧、白鹏飞、刘光一等，则成为了《太平洋》的新成员，他们关于史学、科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为《太平洋》增色不少。以上教员大都是五四后蔡元培校长亲赴欧洲时礼聘而来，成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系科的师资。

后来一位北大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的一段话，恰足说明《太平洋》同仁与北大社会科学起步的关系：

当时在第三院叫的最叫座的教授，首推安徽高一涵老师的政治学。法律、经济两学系第一年级生合班听讲，到了迟了便无座位，窗户外面也有人站着听，高老师是刚从日本东京帝大回来的。本系主任崇阳王世杰开的比较宪法，慢吞吞讲得最有条理，层次分明，最易笔记。……教经济学原理的，是蔡校长新从欧洲礼聘回国留学英伦的湖南皮宗石（皓白）教授，可是他口词笨拙，兼之一口佶屈聱牙的湖南方言，抱着一本Seligman： Principal of Economics念，甚不为学生所欢迎，很快的由一位也是留英的刘光一教授所接替。……学生嘲弄“去皮而牛光，一也”。……教务长兼系主任高阳顾孟余，只好自己开这门课和马寅初唱对台。……可是后来国立武汉大学历任校长王雪艇老师、安徽王星拱（抚五）和湖南周览（鲠生）莫不倚皮皓白教授如台柱。[92]

又因其中一些教员曾在吉祥大院共同租住一所民房，在学生中流传着“吉祥八君子”的说法，而鲁迅后来攻击的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亦有所指。[93]

1924年12月，以“东吉祥派”为中心的太平洋社与创造社骨干之一的郁达夫合作，成立了新杂志《现代评论》。关于两社的合作，郭沫若回忆说：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的。太平洋社本来有《太平洋》月刊在商务出版，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我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仿吾有同乡之谊，而与仿吾的长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仿吾随着他的长兄留学日本时，是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同居过的。其在达夫，则因为多是北大的同事，过从当然更加亲密。有这种种关系，加上我们自己本已有趋向政治的要求，两社的合伙，除掉我自己的一点点洁癖和矜持之外，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然之数。[94]

而《太平洋》自1924年12月出版第4卷第9号以后，已处于半停刊状态；直到翌年6月才出版第10号，并转载《现代评论》对于时局问题的主张的数篇文章，已有终刊的迹象。但在这最后一期的杂志中仍然附上启事说要继续出版《太平洋》：“本杂志社近因编辑出版分在京沪两处，诸多不便屡致出版愆期，对于撰述人及读者俱深抱歉。现在第四卷业已出完，决定重新组织，移到北京出版，务求按期发行，以副读者之望。兹经与原出版家上海商务印书馆解除出版合同，从第5卷起由本社在北京自行经理，一俟筹备就绪，再行宣布出版，此告。”[95]事实上，《太平洋》第五卷并没有再出版，它的成员大多数加入了《现代评论》。[96]

尤须注意的是，在“同乡、同门、同事、同道”[97]诸种因素的促成之下，《太平洋》留英同仁经历了留学、办报刊和大学任教，他们之间的合作始终都比较密切和一致，后来也不因为《太平洋》、《现代评论》的解散，而趋于瓦解。1929年，原来的同仁又聚集到了刚刚成立的武汉大学，原来所谓的《太平洋》留英同仁竟构成了武汉大学的教授班底。据统计，到1934年，任职于武汉大学的留英学人即有18人之多，分别是王星拱、皮宗石、任凯南、朱世溱、李剑农、周鲠生、邵逸周、俞忽、胡光廷、韦润珊、梁骧、郭霖、陈源、杨端六、袁昌英、刘乃诚、戴铭簨、萨本圻等。其中一些人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的校长、院长或教授，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98]

朱东润的回忆录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

武汉大学是1928年开办的，由湖北建设厅长刘树杞担任校长，原是挂名差使，后来刘树杞调任福建建设厅长，武汉大学的班底就形成了。这个班底，一般教师称它为“中执委”，是以北京大学部分教授为基础，吸收了清华大学一些人士联合组成的。校长王世杰，教务长王星拱，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共四院，院长是闻一多、皮宗石、王星拱、石瑛。各院之中又有重心人物，为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任戆忱（即任凯南——引者）、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法学院是武大的中心，而法学院的皮、周、杨、任都是湖南人，更成为重心的重心，因此武大开办时的湖南教授特别引人注目，时人称为湘军。[99]

上引文中提到的王世杰、皮皓白、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王星拱、石瑛等人均是曾经聚集在《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同仁，这不能说只是一种巧合，《太平洋》杂志对同仁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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