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刊》第1期
第1～14页
©SSAP, 2018
本期引言：文化社会学的二三事
周怡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以“文化社会学”专题研究作为《社会学刊》创刊辑，心中甚是欣喜。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在热衷于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大宏观叙事的同时，曾经长期忽略文化的重要作用，更忽略文化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根本原因既在于“知识陌生”，又在于文化研究所走的科际整合抑或学科杂盘路线，为其植入社会学领域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在于恢复重建时的社会学，正面临改革初期社会结构大转型的国势，经济转型带动的社会结构变迁远胜于文化变迁。这一切都使得极富强烈问题意识的中国社会学者顷刻“一窝蜂”式致力于对中国社会重大宏观议题的研究，而把文化当作一个相对微观、次要的“缓不济急”的社会方面，不加重视甚或排斥。
直到改革开放整整40年过去，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由改革引发的急剧社会转型渐进稳态，文化对结构变迁的推动抑或掣肘逐渐从后台彰显到前台、由无形变为有形。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国家意识形态倡导“文化自信”的“强国梦”背景下，国内社会学者才开始对文化的精义有所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闭锁文化之门无异于放弃颇有学术价值的国际对话及其中国优势。原因有以下三点。（1）三四十年的研究积累表明，真正可以拿来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如关系社会等）恰恰是文化的事实，抑或属于镶嵌文化的社会结构特质（如嵌入单位制中的集体主义文化，镶嵌在社会治理中的威权文化等）。（2）三四十年过去，宏观经济转型的后效早已辐射和渗透到微观的百姓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共享价值体系乃至一种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而昭示着中国本土文化的在场。（3）文化乃制度之母，中国历来的政治制度得自根的自主（钱穆，1994）。自古以来，与众不同的中国发展道路，皆因文化使然，亦因此表征了文化。比如，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成功发展了统一且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就孜孜以求破除门第之见，推行公正选贤的官员聘用制度。我们几千年来都执着于通过礼法刑纪来治理广袤的社会疆域及管理生活在其中的民众，而在历代救亡图存的运动中我们找寻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用40年的改革和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毫无疑问，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力是古今中外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复制的，它植根在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那么，文化显然应该是社会学研究不可规避的重要社会事实。继2017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后，今天我们又在这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刊》创发之际，以专题形式抒发文化社会学己见，除了欣喜也多少肩负着学科“启蒙”的责任。
一 美国的文化转向
历史总带有某些惊人的或诡异的巧合。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启对社会结构转型进行宏大叙事的时刻，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却出现了有目共睹的文化转向。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文化正以内在或外在的、本土或全球化的方式塑造世界文本及其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秩序。至今同样40年过去了，在中国文化社会学处在起步的初蒙阶段，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的文化社会学已经成功完成文化转向。那么，要弄懂什么是美国的文化转向，首先要明白何为文化社会学。其实，在学科知识谱系中，但凡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对文化现象进行的分析研究（如对文化产业、价值理念、社会意识形态等的社会学研究），或以文化视角（文化理论）对社会结构现象所做的分析研究（如对社会分层、权力结构、制度环境及经济现象等做文化视角的解释），统统归属为文化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范畴。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在揭示社会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时，前者多半视文化为因变量，考察物质的、客观结构的社会事实对文化现象的掣肘和影响；后者则将文化当作自变量，强调符码、语境、文本、仪式、评价、文化过程等对社会结构要素的支配或操控作用，强调文化的自主性。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意指从前者迈向后者，即由“sociology of culture”转变为“cultural sociology”，这个转向显然提升了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转向促进了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繁荣。近些年在美国社会学会（ASA）下设有的十几个专业委员会中，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及其年会论坛已经成为最大的一个分会。不少社会学领军人物（如Jeffery Alexander, Michele Lamont, Paul Dimaggio, Robort Wuthnow, Ann Swidler, Viviana Zelizer等）用他们独特的文化进路，分别对公共领域（Alexander, 2003, 2006）、阶级阶层（Lamont, 1992, 2000, 2012）、组织和市场（Dimaggio, 1981, 2002; Dimaggio and Powell, 2004）、宗教信仰（Wuthnow, 1992, 1994）、社会行动（Swidler, 1986, 2002）以及经济行为（Zelizer, 1979;Chan, 2009）等这样的社会结构现象做了极富社会学意义的文化诠释。由此标示的文化转向不仅挑战了西方社会学传统内涵上较为稳定的结构解释优势，也为文化社会学学科开启了若干光鲜亮丽的主题及其流派。
以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为代表的耶鲁文化社会学，秉承了晚期涂尔干的理论传统，他们援用神圣－世俗意义的二元符码、仪式中的集体表征、社会团结中的道德以及图腾的符号象征等涂尔干的文化思想，以公共领域、文化创伤、社会表演、符像意识等为议题，探讨了美国的社会秩序、政治事件、环境污染以及消费实践。他们提出并发展了耶鲁学派的“强文化范式”（strong program）或称“强文化纲领”。该纲领强调文化具有社会结构之外相对独立的自主性，作为自变量的文化要素会对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深描”构成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生活意义的最主要的经验方法（周怡，2004, 2015）。他们近期的有关符像转向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强文化纲领的主张。那些一向被当作人内在系统的社会生活意义，在该研究中被赋予具体的视觉感受到的物质性，即研究强调了“意义的物质感”（material feeling of meaning）。
哈佛大学的米歇尔·拉蒙（Michele Lamont）同样是国际社会学领域践行文化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三部著作——《货币、道德和态度：法国和美国中上层阶级的文化》（1992）、《工人的尊严：道德、种族边界、阶级和移民》（2000）以及《专业人士如何思考：学术评价的奇特世界》（2009）以三种不同类型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关注了阶级、阶层差异。将群体分割的象征边界区分为道德边界（对忠诚、工作职责、利他等的评价）、社会经济边界（对他人财富、权力和职业地位的评价）和文化边界（对教育、品味和高雅艺术的评价）之后，拉蒙的主要研究发现是，无论是中产上层（Lamont, 1992），还是工人阶级（Lamont, 2000），或是专业技术人员（Lamont, 2009），道德边界都是他们最为器重、最为明确的群体分割标准。如果说象征边界出自人主观的评价系统，属于文化的解释范畴，那么通过文化因素去区分社会群体，构成拉蒙乃至哈佛文化社会学派的主题关照。哈佛学派在新近刊发的《何者缺席：文化过程与不平等的因果路径》（2014）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往的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研究忽略了人们建构意义和共享分类系统的文化过程，其中文化过程被该研究操作化为身份化（种族化和污名化）和理性化（标准化和评价）两个分析维度。在理论沿革上，如果前三部著作多半传承（验证或对话）布尔迪厄的文化分层模型，那么，近期的这篇有关“文化过程”的论述则明显表现出拉蒙对“文化工具箱”（Swidler, 1986）理论立场的采纳：文化并非体现为一套对行动者行动目标产生终极影响的价值观，而是一个为行动过程提供策略的“工具箱”，抑或一套“评价模式库”（Lamont and Thevence, 2000; Lamont, 2012）。“评价”是拉蒙始终看重的文化分析维度。而方法上，拉蒙并没有将文化这一较为内在、主观的东西停留在抽象或悬置层面；相反，她能够时常运用经验资料的比较，鲜活呈现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文化理据。
普林斯顿大学被誉为文化社会学的重镇之一，是因为那里出现过像罗伯特·伍斯诺、保罗·迪马乔、维维安娜·泽利泽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等那样颇有建树的文化社会学家。他们各自在其兴趣领域实实在在开启并推动了文化社会学的发展。伍斯诺除了对文化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流派和新方向提出系统的基本框架之外（如《文化分析》, Wuthnow, 1984），他的经验研究聚焦在共同体的文化变迁（Wuthnow, 1991, 1992）上，特别关注从国家－社会视角探讨宗教团体议题（Wuthnow, 1994）。迪马乔作为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擅长研究非营利的文化生产组织（如艺术博物馆、波士顿交响乐团、21世纪的电影等，Dimaggio, 1981）以及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艺术参与（Dimaggio, 1992; Dimaggio and Powell, 2004）。他的研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探索镶嵌组织中的制度变迁与文化实践，并对布尔迪厄所及的“客观化文化资本”（objective cultural capital）做了尚好的经验验证（也包括Richard A. Peterson等的若干音乐研究）。泽利泽尽管是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但她注重经济现象的文化意义和道德考量（Zelizer, 1979, 1985, 1994, 2005, 2010），也是美国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之一。她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儿童社会价值的变化》（1985）研究中，通过考察美国社会儿童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发现孩子的价值最终体现为情感道义上的“无价性”，即文化意义在价值判断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她的《亲密关系的购买》（2005）一书则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嵌入理论（1973）以及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 2002）和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 1992）的社会网络分析基础上，提出以往的关系研究仅看到关系的结构要素，忽略了具体的关系内容，所谓关系内容即指关系本身所反映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始终与结构要素形影相随，如同浪漫爱总与货币交织一样，文化与结构互依而存在。威利斯在聚焦于教育的经典著作《学做工》（1977）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孩子得到工人阶级职位是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反抗学校教育的本质原因是其内化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体力－脑力劳动分工的社会价值观念。因而阶级再生产本质上是文化的再生产。
如此等等，美国学界的文化转向明显充斥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讲坛上，也在一流学者的诸多著述中。必须承认，他们领军并建构起的文化社会学，为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化社会学开启了一条“启蒙”的学术捷径。
二 可能的发展瓶颈
返回中国的现实。在学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社会学缺席太久，忽略抑或轻蔑、懵懂抑或迷茫都曾一一“在线”。这种长期的忽略使得刚起步的中国文化社会学面临三大可能的发展瓶颈。
一是学界存在不少关于文化社会学的知识盲点或知识陌生。“不仅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社会学等概念知之甚少”，而且一些“研究本身就属于文化社会学范畴却因 ‘不懂’而被误读”（周怡，2011: 1）。正因如此，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国社会学总站在文化社会学门外，缺乏随潮而动的文化转向以及就此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中国社会学者并非对文化熟视无睹。早年老一辈的社会学家都曾关怀中国文化的研究，如潘光旦教育思想中的“位育”、费孝通中西文化对照中的“差序格局”、林耀华《金翼》研究中的“家族制度”、吴泽霖《社会约制》中的本土观察等。今天的许多社会学者亦不乏讨论本土的“关系”文化、儒家的“孝道”与“国是家”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思潮，研讨过中国的民间宗教、宗祠文化、婚丧嫁娶的仪式、广场舞等文化现象，甚至也有用文化资本、文化过程去解读社会分层结构的作品。但这些文化“在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显得非常分散，缺少适度的整合；另一方面研究者本身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研究属于文化社会学；更重要的一方面还表现在，提及文化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会认为它是抽象、主观、不太具体而无法量化的概念，要么总想在传统的本土文化中寻找文化价值，要么就是将文化分析完全等同于对目前文化工业、文化产品的研究，再或者干脆让社会学研究疏离文化、避而不谈文化。这样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文化“在场”，反映出社会学界存在大量的对文化、文化社会学的知识陌生，亟待从学科意义上做适度的引导和整合。
二是原本带有交叉学科特点的文化研究，对社会学介入文化分析形成一定的障碍。学术以知识的分工为基础，但文化本身像是一张复杂的网，交织了诸多不同学科、不同民族可以互为基础、互为渗透的位置。人类学最早用民族志的丰富田野采撷宣称它对文化研究的霸主地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有关工人生活方式的诸多作品，至今堪称文化研究的经典范本；19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转向背景中诞生的文化社会学习作与中国本土化倡导下的“国学热”形成了不同路径的文化教研之取舍。文化研究曾经声称自己是走一条反学科化的整合道路。的确，就充斥图书市场的众多文化研究作品来看，支离破碎的各部分知识似在打破学术壁垒，看不出它们能够被归属于哪门学科或哪个体系，也不见得能形成一个融合的新知识系统，因为不规整、不规范而零散的铺叙成了文化研究的重大缺陷或败笔。而中国的国学研究大多侧重于国学文本的释义、解读和争论，走头脑风暴路线的文章比比皆是，很少有现实“接地气”的实证经验研究。面对这样一番交叉学科碰撞下的碎片以及中西方文化研究的规则差异，初创期的中国文化社会学任务相当艰巨。需要注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严谨规范地用兼容性、贯通性去实践中西方及各学科交叉知识的融合，找准属于自己的社会学取向的文化进路。
三是方法上面临科学实证主义取向的挑战。如果说前两个发展瓶颈是回答文化社会学的“在”还是“不在”之问题的话，第三个困境则为“在场”的文化社会学能否为“实”、能否“精确”的问题。一直以来，相比结构分析注重规律的因果解释而言，文化分析侧重意义的解释。因为文化社会学相信，是行动的意义建构了社会，构筑了人类的物质世界及其需求。意义的解释借助于与扎根理论相对应的“深描”，这是由人类学传导给文化社会学的主打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文化社会学更多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而非使用坚信科学价值的定量研究方法。相比量化研究重视技术操作规范来说，质性研究大多更偏资料呈现过程中的理论提升，因而以质性研究见长的文化社会学经常被喻为理论上的高手，故事（资料）夹杂理论构成其独特的写作分析风格。上述两点表明：方法上，如果量化代表“精确”，那么文化社会学对“意义”的质性分析可能就意味着某些不精确的“任意性”；写作分析上，如果故事（资料）代表“实”，理论代表抽象的“虚”，那么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就容易游离在虚与实之间。如何拿捏好或突破这两个方面，需要学界同人为此付出加倍的努力和心血。姑且期待，中国文化社会学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不在场”到“在场”，从“务虚”逐步走向“务实”，在社会学领域中找到自己合适位置的同时，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添砖加瓦。
三 专题文章导语
选择怎样的论文作为创刊号作品？我们的原则是在中外学科发展出现落差的情况下起点要高。中国的文化社会学需要使用既有的、前沿的文化方法和理论，去描述与研讨中国经验，这样才能有望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由此凸显中国学界的后发优势和“文化自信”。遴选出的习作都出自年轻学者之手，他们受过或正在接受规范的文化社会学训练。本刊专题区分为三部分，分别为4篇经验研究、2篇理论综述和2篇译介。8篇文章都紧紧围绕文化社会学议题展开。
第一部分为经验研究，4篇文章从中国不同的田野收集资料，且以不同的文化理论视角，针对医生收红包、教育出路、优生优秀的评价以及广场舞现象进行了定性研究分析。郭巍蓉的研究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公立医院的医生“收红包”现象。该现象本身应该是牵扯经济利益交换的医患关系研究，属于经济社会学抑或结构关系研究的范畴。但该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了鲜明的文化社会学立场：（1）运用薇薇安娜·泽利泽的“关系运作”“关系标记”文化理论框架做出类型化区分，探究医生对不同关系类型在收礼决定上的差异；（2）如何产生差异取决于医生对自己与患者关系的认定，即收礼意义的道德考量；（3）最终收或不收“红包”、接受什么样的礼物，其背后的支援体同样被作者归结为文化，包括现存的规范文化、威权文化、血亲关系文化和市场价值文化。郑雅君一直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她的这篇题为“名校大学生出路分化”的研究，就学校－工作转换过程中的不平等做了良好的文化解释。结合Swidler的“文化工具箱”和韦伯的“文化驱动”理论，作者建构了“文化－行动二元路径”下的四类型分析模型。通过对国内两所名校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她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不同机制。该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树立行动目标的意识和运用文化工具组织策略的能力具有明显差距，价值信念对学生的职业选择行为起重要作用。相对来说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学生，由于家庭资源欠缺，社会化过程积累的稳定心态与主流期待存在差距，其职业选择更多受到学校文化价值环境和同辈群体文化的影响。组稿巧遇某些耦合算是一桩幸事。前述郭巍蓉、郑雅君的研究田野分别为医院和学校，这里李思宇和邱济芳合作的文章则通过分析这两个独立的田野研究材料，研究了医院和学校中的制度化择优过程，即讨论“优生”“优秀”评价的生产过程。他们的研究清楚表明：（1）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生育制度，使得处于高考备考和孕妇生产两个特殊时间段的人，对量化工具格外依赖；（2）在中国优生优育和素质教育的政策背景下，制度中的专家对量化工具的不同使用方式和阐释方式将影响政策落实和制度文化的形成；再次，制度文化反过来对量化工具的效力起限制作用；（3）作者强调，量化评价产生的数字经过阐释，将个体的特点客体化，而这一过程产生的意义影响着制度参与者的行动。显然，这项研究援引了哈佛拉蒙教授器重的“评估”和“过程”分析的文化理路。最后一篇研究撰文出自于佳煖之手。相比前三篇针对社会结构现象做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诠释来说，这是一篇针对广场舞这一特有的中国文化现象进行的经验分析。于佳煖在其积累的两三年田野调查经验基础上，就不同类型广场舞团体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共同体凝聚这一研究问题，从涂尔干学派重视的“仪式”“象征边界”理论出发加以说明：将不同的广场舞团队看作一个个具有差异的类仪式群体之后，“群内边界”即群体内部成员所感知到的内部角色分化或等级差异，对团队凝聚力的形成及发展起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群际边界”强化“我群”与“他群”之分的结构解释。
第二部分为理论综述或理论评介，由2篇文章组成，它们同是偏向政治文化理论的社会学综述。李皓玥和其导师Ronald Jacobs合作的研究述评，紧紧围绕社会学核心议题之一的公共领域展开。但他们的笔锋仅触及文化社会学视域下公共领域的研究文献。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基础，作者具体考察了文化社会学对当代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研究的参与及其理论创新，重点综述和探讨了公众交流在公共领域的呈现、公共议题与多元主体的建构、媒体组织及其形式对公共话语的影响以及新娱乐领域中的媒体政治。结合中国公共领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经验及其文化实践有可能提供超越现有西方传统公共领域理论羁绊的重要作用。另一篇由周睿睿写就的关于德国、欧盟文化政策的分析述评，同样在政治文化范畴里给我们以文化社会学某些别样的启示。文章致力于以德国当代文化政策转型和欧盟叙事构建的新模式为契机，探讨国家文化政策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传统社会理论认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功在于它能够通过动员建构起社会成员共享的身份或价值认同。但这篇文章却从既有文化政策及历史资料的梳理中发现，德国和欧盟并没有任何可以验证传统理论假设的叙事文本。相反，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文化政策所带来的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型，致使公民个体率先以行动者身份出现，再经由他们的文化活动，积极参与了社会空间的构建。而且如今这种新变化已从社会微观和中观层面不断向上渗透，开始在宏观层面上获得积极的政治表达。作者的分析还试图说明，德国在欧盟的统领作用抑或地位，并不仅仅依赖于其经济实力的领先，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由文化过渡到政治实力的范例。
第三部分为译介，我们精选了两篇新近颇具前瞻性又不失主流社会学关怀的文化社会学论著。一篇题为《何者缺席：文化过程与不平等的因果路径》的研究，由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米歇尔·拉蒙及其同事联合撰写，2014年发表于美国杂志《社会－经济评论》。作者在综述社会过程导致的物质不平等、象征不平等和地域不平等之后明确指出，既有的关于不平等的类型分析忽略了重要的文化过程。文化过程具体包括身份化和合理化两部分，其核心特点在于主体间性的意义建构。其中，身份化被操作为种族化与污名化；而合理化则由标准化与评价加以测量。将文化过程加入分析后，他们的研究为理解当今社会过程如何产生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也是较为完整的框架。另一篇译文题目为《关系账户：一种文化的方法》，是普林斯顿大学Frederick Wherry教授写于2016年的研究作品。这是一篇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经济现象的文化社会学力作。具体表现在，Wherry教授从杰弗里·亚历山大的社会表演理论视角拓展了薇薇安娜·泽利泽提出的关系账户理论。将“关系账户定义为个人和家庭用来组织、评估和记录财务活动的一整套文化和社会过程”（Wherry, 2016: 23）之后，作者发现关系账户具有三个不同层面：（1）在上层，可辨识符码和结构化意义系统形塑了个体行动过程中选项与非选项的集聚决策态，以及个人或家庭对该决策态的感受，嵌入符码中的道德考量将影响个人决策态的样式；（2）在中层，一些富有意义的规范仪式会改变账户记录实践的优先顺序；（3）在下层，参与到关系运作的不同主体，彼此的关系意义会在运作过程中展演出来，使得交易富有意义。其中，第三方会对关系的展演进行仲裁。最后，作者用两个关系账户的实例——奢侈交易和高额债务，进一步阐释了上述发现。
总之，真诚期待作为《社会学刊》创刊号的这期文化社会学专题能够获得学界同人的关注，姑且作为一次抛砖引玉，让我们有条不紊地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及文化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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