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构论思潮兴起的学术背景

社会建构论是当代欧美国家兴起的一种庞杂的社会科学理论，其思想来源驳杂，流派纷呈。例如，康德（I. Kant）提出了以先天综合判断来建构知识的认识论思想，这意味着知识是被建构的。而维科（G. Vico）清晰表明了真理建构性的观点，被奉为建构论的先驱。建构论理论的近代渊源可追溯至韦伯、齐美尔、米德（G. H. Mead）、曼海姆等，而其在当代的发展则受到了库恩、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皮亚杰、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等的影响。

迈克尔·林奇对社会建构论的谱系做了梳理，他认为与建构论科学研究相关的思想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前史阶段。这开始于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时期，以20世纪“维也纳学派”等科学哲学观及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为主导，包括卡尔·曼海姆在内的知识社会学家，都主张科学定律不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2）危机阶段。这来自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关于“科学革命”的新观点，同时人们对关于事实和观察的认识提出了质疑。

（3）分裂与解决阶段。这以与爱丁堡学派“强纲领”及相关发展有联系的“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为标志。

（4）发展阶段。这包括近期有关科学的研究中与相对主义纲领相关的各种经验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实验室研究”。

（5）扩散阶段。建构主义观点逐步扩展到了一些相近的研究领域，比如技术研究、社会问题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这时期，建构主义观点也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和质疑。

（6）重生或“后”史阶段。这时期最初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观点开始跟激进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认知主义等当代的各种新学术运动相结合，从而进入新阶段，表现为：科学被看作“异质性的”，而不再是统一的；“实践”成为关注的中心；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是暂时的和被建构的……

但更广义地来看，建构主义思想来源于多个学科。我们把与社会建构密切相关的建构主义的学术传统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现象学社会学传统，二是心理学传统，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传统，四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传统。

一 建构主义的现象学社会学传统

尽管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传统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建构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也可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如沃特斯指出，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脉络可追溯到两位德国理论家：齐美尔和韦伯。齐美尔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在美国兴起的以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的理论为基础的符号互动论。而在韦伯的影响下，后兴起的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观点及其所影响的常人方法论，则与建构主义的发展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具体分析社会学思想谱系的建构主义源流及发展，这里只是简要说明其现象学社会学的渊源。

在西方学术界，受新康德主义等观点影响而兴起的现象学，成为20世纪以来反实证主义观点的一股强大学术思潮。现象学学者主张，社会世界是由不同意义构成的一个世界，社会成员以此作为参考构架来理解和解释现象。常识构架包括一套社会规则和标准，它们是社会成员形成其社会世界图景的基础。于是他们主张，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社会世界建构的过程。

现象学方法的提出者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针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实证主义，他认为现代科学出现了“危机”，从而提出了其现象学观点。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后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理论观点的出现就是突出表现。例如，美国现象社会学家舒茨在综合韦伯和胡塞尔的理论观点基础上，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性，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现象社会学观点。他在肯定了对意义、生活世界和常识世界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常识、实在的研究。舒茨超越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主张用经验方法去考察“主体间性”这一重要社会实在。他通过“主体间性”的创造与维持概念，提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常识的、潜在的典型化，并把生活世界这种典型化的建立分为初级建构和次级建构。

因此，舒茨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存在极大的不同。他说：

自然科学家所必须处理的这些事实、材料和事件，在他的观察范围内只不过是事实、材料和事件。但是，这个范围对于其中那些分子、原子和电子来说却不“意味”任何东西。……在社会科学家面前，这些事实、事件和材料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从根本上说，他的观察范围——社会世界——并不是没有结构的。对于人类在其中的生活、思考和活动来说，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关联结构。

舒茨认为，人们通过一系列决定他们的行为、行动目的、行动方式的常识建构，事先限定和解释了生活世界。社会世界由生活于其中的成员运用一系列客体典型化的形式，把日常世界解释成了一个有机的意义系统。典型化使用常识形式来解释它形成日常知识，包括行动者的个人经验，构成被认为是自然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所谓初级建构。他认为社会科学家首先应关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这类“自然态度”。同时，他提出，社会科学家不能停留在初级建构上，而应从旁观者角度做研究，在行动者关于社会因果的建构基础上来建构，这就是所谓次级建构或二度建构。社会科学家用其建构的结果——侏儒——代表实际行动者的模式。

由此来说，现象学观点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根本不同于实证主义观点，他们倡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性。首先，他们主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在研究对象和目的等方面，特别重视理解方法；其次，重视对社会行动及其意义的研究，重视价值问题，倡导特定的分析视角；最后，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为特征。从韦伯到舒茨，他们都是唯名论者，关注对行动个体的研究。这些基本理论观点对后来社会建构论的发展，特别是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的开创性研究有直接影响。

二 建构主义的心理学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出现了重大危机与转折。而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出现被看作这一变革的产物，它标志着心理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二次认知革命质疑认知心理学的基础假设——在千变万化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同的和内在的认知机制，推动了社会建构论的产生。”

新兴起的社会建构论跟传统的心理学存在根本的不同。维维恩·伯尔指出，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如下七个方面：（1）反对本质主义；（2）反对实在论；（3）重视知识的历史和文化特性；（4）把语言看作思想的先决条件；（5）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行动；（6）关注互动和社会实践；（7）关注过程。

当然，这一转变也跟西方更大范围的学术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有学者指出，心理学的这一发展受到了外部因素的激发。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作为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2）受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反对方法》、奥斯汀（J. Austin）《如何以言行事》、伯格和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等论著的影响；（3）对欧洲大陆哲学和语言哲学有了更多认识；（4）归功于像罗蒂（Richard Rorty）和德里达（J. Derrida）等哲学家的工作。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成果，也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叶浩生把它总结为三种主要形态：（1）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亦称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根为主要代表。（2）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以英国心理学家黑尔（R. Harre）为主要代表，其特色为话语心理学和后结构主义倾向。（3）修辞－反应（rhetorical-responsive）的社会建构论，以肖特（J. Shotter）为主要代表，强调语言的修辞和反应特性。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主张建构论观点，即认为各种心理现象不仅是个体行为的表现，而且与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密切相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认为知识和理论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他们的社会建构论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1）传统的认知（包括知觉和记忆）、动机、情感、学习、社会行为等范畴，都不是每一个体大脑的属性，而是以话语为基础的；（2）话语在至少说的社会现实的构成中处于中心地位。”

在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肯尼斯·格根是一位最为活跃和有影响的社会建构论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建构论研究，形成了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新流派。格根从元理论方面提出了其社会建构论的五个基本假设：（1）我们并不是通过“这是什么”来理解世界的；（2）我们表述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是由关系决定的；（3）建构的重要性源于其社会效用；（4）正如我们所描述和解释的那样，我们也一样造就将来；（5）我们对“理当如此”的世界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将来享有的福祉。格根同时指出，人们通常是在三个层面上使用社会建构的：元理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首先，作为一种元理论（或者说是有关理论的理论），社会建构论不仅对经验论知识形成挑战，而且对所有的第一知识哲学构成威胁。其次，社会建构论可用于解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或事物。最后，在实践层面上，人们可借助社会建构论造就新的实践形式。格根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不但在心理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在其他学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发展中，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也是一项重要成就。英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波特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等一直致力于话语分析的探讨与运用，他们发展了“话语建构论”，并把话语分析成功地运用于社会心理学，促进了“话语心理学”的发展。波特等指出，话语建构具有两个含义：话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他们认为：同一现象可以用若干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而在解释中会存在相当大的可变性；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类可变性问题；语言使用中的建构性和灵活性应该成为研究的核心主题。因此，话语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信息媒介，它具有强大的建构力，用波特的话说，世界“是按照人们谈论它、写作它和争论它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建构出来的”。

因此，话语心理学非常重视话语分析（DA）。“话语心理学就是把来自话语分析的理念运用于心理学中的问题。”“话语分析将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对所有社会心理学的主题都有所裨益。”波特等在社会心理学中系统发展和运用了话语分析，其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将在后面专门探讨话语分析与话语建构问题。

三 建构主义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尽管建构主义有多个学术传统，但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作为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默顿学派发展到顶峰，此后开始走向衰微。而此时，各种“新科学社会学”观点陆续登场，包括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观、经验相对主义观点、“实验室研究”、话语分析等。它们又被统称为“社会知识社会学”（SSK）观点或建构主义。

传统的知识论者和科学社会学赋予科学以特殊的地位。他们认为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如宗教、意识形态等）有着本质的区别，认为后者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而科学知识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因此，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没有把科学知识列入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例如，作为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的默顿明确提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类社会制度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制度规范结构，而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不属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回避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因为他所持有的典型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赋予科学知识以特殊的地位，即认为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态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明显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但科学知识是关于自然界客观事物的反映，由自然界事物所决定，而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默顿曾明确指出：“具体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纯科学以外的因素无关。”因此，默顿学派没有把科学知识列入其研究范围之内。

但是，建构主义的兴起完全改变了传统科学社会学的范例，由此带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转向。

（一）知识社会学转向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批深受科学哲学家库恩观点影响的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将研究中心转向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矛头直指默顿学派的软肋。特别是爱丁堡学派提出了所谓“强纲领”解释，主张各类知识的“无偏性”、“对称性”和“反身性”等观点，甚至提出科学知识不但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科学家“利益”的直接影响。例如其主要代表人物巴里·巴恩斯等提出，科学是“利益”目标导向的活动。他们明确指出，其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旨在说明“科学研究过程跟目标和利益相关联，而且科学研究和对研究的评价这两个方面都应被理解为内在地受目标引导的活动”。他们又说：“在所有实际情境中，目标和利益与科学研究总是密切关联的，且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充当构成科学研究活动或系列活动的原因。”他们用图1-1对此做了直观解释。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尔凯通过对西方知识社会学传统的系统梳理，分析了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忽视科学知识研究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应把科学知识的生产列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他说：“科学的经验结论必须被视为解释性的建构物，因为它们的意义依赖于一定环境并受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在特定时点上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的制约……简言之，我认为科学认识的技术资源随着意义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因此，自然界中决不存在着独一无二的决定科学家结论的东西；相应地社会学家应更密切地考察科学家建立他们有关世界的解释的方式和考察在科学观点的形成和接受过程中，不同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方式。”于是，马尔凯倡导和确立了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修辞学或话语分析方法。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虽然弥补了默顿学派的不足，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经验研究范畴。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他们持有明显的相对主义立场，把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同等对待，甚至不承认存在被普遍接受的客观的科学观点，并认为科学知识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建构”的产物。史蒂芬·科尔概括说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观点，指出其主要假定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科学不是寻求规律的活动，科学家的工作并无一套固定的程序，能使他们都赞同什么是真实的。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常常不是靠经验证据来解决的，因为证据只对理论的形成有意义，但不能解决不同理论之间的纷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采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因而否认客观外在的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内容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科学不受自然界的决定，相反，是实验室中的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着如何提出自然界的规律。

（二）微观研究转向

“新科学社会学”的倡导者不但开拓了对科学知识的经验研究，而且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完全不同于默顿学派。其“内在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1）偏重于对科学实践的微观研究；（2）倾向于优先关注提出科学家是“如何”谈论科学和做科学这个问题，而不关注他们“为什么”那样去做的问题；（3）倾向于采用一般所称的建构主义观点去做分析。这些方法论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所做的“实验室研究”、案例研究、话语分析等方面。

例如，“实验室研究”是由一批学者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等方法，所倡导开展的对实验室这一所谓“自然”场所中科学家的日常研究活动所做的观察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常人方法论者迈克尔·林奇、布鲁诺·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等。“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成就体现在：第一，他们通过对科学家实验室活动的人类学研究，突出说明了科学知识成果的社会建构性，认为科学成果是人为的产物或人造事实。第二，其研究重点由作为产品的知识转向了知识生产活动本身，强调所研究的科学是“制造中的科学”或“行动中的科学”。因此，可以用经验观察方法，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做描述分析。第三，对“实验室”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解释，即实验室不仅仅是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场所，而且是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要素之一。如诺尔·塞蒂纳指出：“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中，实验室本身已变成了一个理论概念。依据这一观点，实验室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agent）。”

例如，布鲁诺·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通过对科学家实验室活动的人类学研究，强调了知识成果的社会建构性，否定了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事实的直接反映。用诺尔·塞蒂纳的话说就是：

我们并非把经验观察看作用可理解的语言对自然界发问，而是去认真地考虑科学的“构成性”问题，并把科学研究看作生产过程。我们并非分析科学成果如何抓住了什么，而是分析它们如何有选择地从中刻画、转变和建构了什么。而且我们并非考察科学与我们所知的它所描述的那个“自然界”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去考察科学活动的那些内在关系，我们把这些看作建构性的。

默顿学派虽然也非常重视经验研究，但他们更多的是在实证主义框架下强调量化分析。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更多地借用常人方法论和民族志的微观定性分析法，注重科学家具体研究活动细节的描述分析，从而试图揭开科学建构活动的神秘“面纱”。不过，“实验室研究”由于其“强建构论”色彩——认为科学事实都跟“生产事实”的过程密切相关，结果其主张也受到了很大质疑。

新的科学社会学观点把默顿学派所说的制度性规范之类的东西看作一种相对的意识形态，认为它们受特定的社会结构或背景影响。因此，在他们看来，科学中对首创性的承认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当这种首创性未超出一定的认识范围时，它才会被承认。故科学中的社会交流或交换过程并不遵从默顿学派所说的规范，而是对主流知识框架的应从。

对科学共同体中的共识（consensus）问题的诠释，二者也是截然不同的。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是以客观性的自然规律为基础的，因而科学家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科研成果也便具有可重复性。但建构主义观点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统一性，认为科学知识是相对的，因而所谓共识也必然是相对的。这样他们也就否定了科研成果的可重复性。如兰德尔·柯林斯等就明确提出，科学中的重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否认共识，科学评价的客观标准也就值得怀疑了。缺乏以客观成果为基础的评价标准，就意味着承认存在更多的特定性、相对性的标准。这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要求是相背离的。此外，建构主义观点，总的来说，尚缺乏有力的经验上的佐证。

（三）实践论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科学大战”之后，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向，或者说从SSK演变到了后SSK，其突出体现是“实践论转向”。“这一转向关注研究科学实践，即科学家实际做什么，与之相关的转向是研究科学文化，研究实践活动运作于其中的资源领域的意义。”在这个转向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美国学者安德鲁·皮克林所提出的“实践冲撞论”（the mangle of practice）。皮克林指出，科学实践的基本特征是实践性与目标指向性。所谓“实践的冲撞”是指“能动性之舞”（a dance of agency），即人的能动性与物质能动性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种“实践论转向”实质上反映了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关注表征（representional idiom）转向关注运作（performative idiom）。以往的SSK主要把科学当作一种知识去加以研究，关注表征问题，即科学研究产品如何“再现”问题。但皮克林指出，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应只是关注表征，更应把科学看作一种实践运作过程。他说：“我们既要删去SSK中的K，因为关注的核心主题变为实践而不是知识，也要删去第一个S，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文化时，看起来无须再设定社会因素的因果优先性。”第二，从“人类主义”转向“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这种“后人类主义”主张在科学实践中，非人的因素跟人的因素是对称的，应把物质的能动作用跟人的能动作用同等看待。强调能动性作用是实践论的突出观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后人类主义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能动性概念，看到了科学实践中物质条件也具有能动性作用。通过这一主张，他们旨在消解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这种“广义对称”的后现代论观点，倡导人类主体的“去中心化”，但其观点还有待商榷。

四 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极为密切和特殊的关系。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产物，二者有诸多共同之处，甚至有人把建构主义看作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如格根提道，有人广义地把建构主义称为“后现代主义”。维维恩·伯尔等明确指出，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实际上，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术界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思潮蔚然成风。后现代主义原仅指称一种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这一后现代转向引起了社会理论家的极大关注，并做了深刻论述。例如，斯蒂芬·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科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过去几十年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而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则从西方社会理论的新发展角度指出：“在西方社会中，一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正在上演，而‘后现代’这个概念至少抓住了这场社会变革的某些方面。”他列举了后现代转向的一系列表现：

后现代的主题在知识领域似乎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学科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而诸如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研究、民族研究、城市研究和文化研究等这类跨学科、交叉性的知识，正在成为人文研究的核心部分。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学批评之间，哲学和文化批评之间以及高雅文化批评和大众批评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知识的含义本身正在发生改变。

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以下论题的关切：（1）表现的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的不确定性；（2）知识的确定基础的缺失；（3）语言、话语和文本在分析上的核心地位；（4）关于理性自主主体的启蒙运动假设是不适当的，与之相对的是关注个人被构成主体的种种方式。当然，后现代主义已形成了众多流派或形态。如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福柯、巴尔特等后结构主义者，主张解构整个西方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而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学说对传统宏大叙事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及知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简而言之，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质疑”。在美国，以罗蒂等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则企图通过重新构建实用主义来批判和超越近现代西方的思想传统。此外，还有些后现代主义者以批判传统的理想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等为目标。有些学者概括地把后现代主义划分为三种主要形态：一是激进的或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二是建设性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三是简单化的或庸俗的后现代主义。总之，当代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指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即可以把那些具有这种倾向的学者都归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不但对整个西方文化和思想传统形成了极大挑战，而且重塑了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促进了研究范式的改变。例如，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从其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来看，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之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从其比较温和的声明来看，后现代主义提倡实质性的重新界定和革新。”谢立中也指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当中蕴含着的，对社会学研究人员来说也当是最具意味深长的价值，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研究模式。这种社会研究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多元主义的）‘话语（或文本）建构论’立场之上、以话语分析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模式（‘把话语既当作主题又当作社会学分析的手段’）。”因此，各种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兴起是后现代主义学术运动的必然产物。“其结果是，这种后现代冲击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而且也产生了对后现代现象本身的多面性加以界定的理论意图。”后现代理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提出了批判，主张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析策略，即“后现代理论还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赞成多样性、多元性、片段性和不确定性。此外，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大多数现代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赞成被社会和语言非中心化了的（decentred）碎裂的主体”。

在后现代主义者中，福柯的建构主义色彩极为突出。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键人物，其观点在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特别是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方面做了独到论述，精辟地论述了现代知识的构成基础问题。其中，福柯尤其重视话语问题，他把话语看作不同历史时期语言使用的各种社会规则与实践，认为话语是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福柯的思想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社会建构主义以及话语分析的发展。我们将在后面做更详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