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社会建构论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呈现许多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受后现代主义、后人文主义等观点的影响，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基本观点、理论取向以及特征等方面都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各种各样所谓“新—”理论或“后—”理论层出不穷，异常活跃。其中，社会建构论就是最有影响的新思潮之一。近年来，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传统社会理论的新观念得到了广泛流传，各种形式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从不同层面试图颠覆传统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形式。而且它已在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建构论涉及不同学科、各种新的社会研究领域，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社会问题研究、常人方法论、话语分析与科学修辞研究、社会心理学、社会性别研究等。“社会建构论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但也极具争议的思潮的统称”,它已导致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或认识论危机，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探讨。

本书试图在全面回顾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以及社会理论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本质、流派、主张及其对传统理论观点的挑战，探讨其新发展及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本书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分析社会建构论的理论立场与应用，它们分别为“表征与建构”、“话语与建构”、“实践与建构”。对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建构论思潮进行全面梳理研究，不仅对认识整个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创新性”的提升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首先，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已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甚至有人提出了“传统理论终结”的观点。社会学理论出现了许多新的生长点，社会建构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些新的理论发展趋势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新动向，深入认识理论发展的潮流，促进学术发展。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中隐含的社会建构论传统的挖掘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深入探究社会建构论与传统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关系的基础上，拓展社会学的思维空间，开拓出新的话语体系，从而为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寻求新的突破点。

其次，对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建构论思潮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实现理论自觉和学术创新提供重要借鉴和契机。我们要发展中国学派的社会学，应首先批判吸收西方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批判性借鉴，再结合本土社会文化资源，我们才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学派。因此，梳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最新发展趋势、系统深入研究社会建构论观点、批判吸收其有价值的成分，一方面可弥补我们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对提升我国社会学理论水平、把握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动向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对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研究基础上，我们可探寻如何从西方主导的社会理论话语中解放出来，提高社会学自身研究的反思性（reflexivity），加强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以最终实现真正的“学术突围”或创新。

二 国内外研究回顾

（一）国外相关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已在西方多个学科中得到流行。它广泛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文学、政治学、教育学、国际关系学等一系列学科。如詹姆斯·霍尔斯坦（J. A. Holstein）和贾伯·古伯里厄姆（J. F. Gubrium）2008年所编的《建构主义研究手册》，就列出了与社会建构论相关的近十个学科，包括人类学、传播研究、教育学、管理学、护理研究、科学技术论研究等。所列主要研究派别包括福柯派建构论（Foucauldian constructionism）、话语建构论（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叙事建构论研究（narrative constructionist inquiry）、互动建构论（interactional constructionism）、越轨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建构论等。

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去广泛地讨论西方建构主义问题，而是将集中研究跟西方社会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建构论问题，把建构论纳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之中，以探讨其理论意义、学术地位及影响。

有关社会建构论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西方学者已从不同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与反思。比如，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对重要社会学理论派别做了梳理，他根据两个维度——认为社会世界的构成性要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以及理论家的解释角度是个体论的还是整体论的，把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四种类型：建构论（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批判结构主义（详见图0-1）。其中，建构论（主义）（主观的/个体论的）寻求的是理解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其理论脉络从经典时代的齐美尔（Georg Simmel）和韦伯（Marx Weber），到现代的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再到当代的结构化理论。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各种新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人们更加关注非正统的新理论和新事物，各种反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观点开始流行。社会建构论思潮的兴起成为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例如，据美国社会学家乔尔·贝斯特（Joel Best）所做的统计，近几十年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学主要杂志上的文章，讨论“社会建构”问题的论文数量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社会问题”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更为集中（详见表0-1）。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受哲学中的直觉主义、认知理论以及某些艺术流派的影响，特别是受俄国“立方主义”艺术流派的影响，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出现了所谓“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构主义观，强调各种结构要素之间的组合。例如，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所主张的“建构主义”观点，就具有突出的结构主义色彩。皮亚杰提出：“认知的结构既不是在客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为这些客体总是被同化到那些超越于客体之上的逻辑数学框架之中；也不是在必须不断地进行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此，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接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他在另一著作中还明确指出：“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尽管它们是有多样性的。”皮亚杰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行为主义观念，为建构主义教学观和学习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后来兴起的社会建构论显然跟以上的“构成主义”或结构主义观点存在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它们属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建构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康德主义或现象学传统的影响。现象学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又译许茨）在胡塞尔（E. Husserl）的现象学观点基础上，强调了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性，关注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实在之间的关系，这为后来的社会建构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是常识的潜在的典型化（typification）、人们的常识意义的形成分初级建构（first-order constructs）和次级建构（second-order constructs）等观点，都成为社会建构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正是在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观点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于1966年出版了《现实的社会构建：知识社会学论》一书，此书被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经典之作，也成为知识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著作。此后，“社会建构”概念在社会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传播，建构论观点开始流行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末，建构论观点已经在社会学研究的四个领域被大量采用。这四个领域分别是新闻研究、科学研究、越轨行为研究和社会问题研究。例如，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如冲突论、社会解组论、社会病理论、失范论、标签论等。其中，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标签论主张“社会群体导致了越轨行为，因为它们定立了哪些人的行为属于违法越轨的规则，而且把这些规则用于特定的人，使他们贴上越轨标签而成为局外人”。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人们被他人认定为越轨者，并进一步影响到越轨者的生涯。这种标签论强调对社会问题主观认知的社会相对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建构论的色彩。

而一些主张社会建构论的学者，后来明确提出了社会问题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成果是马尔科姆·斯佩克特（Malcolm Spector）和约翰·基特修斯（John I. Kitsuse）1977年出版的《建构社会问题》（Constructing Social Problems, 1987年和2000年再版）一书。在此书中，他们对传统的关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和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指出，所谓“社会问题”可以看作个人或群体做出宣称（claims-making）的活动，即他们认为某种社会状况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或有害的，因此应予以关注。“我们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关注的是社会成员把某一认定状态看作社会问题的过程。因此，我们把社会问题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对于某种认定的状态做出不满的判断或宣称的活动。社会问题的出现于是因对要消除的，或要改善的，或要变革的某些状况的判定活动而变化。社会问题理论的中心事情就是对这种做出宣称及相应活动的形成、属性和维持提供解释。”

按其观点，社会问题产生于社会互动过程，并被看作社会中的事实，认为社会问题的形成不在于其自然事实性或实际状况本身，而在于人们通过宣称过程建构性地生成的活动。因此他们提出，关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就是要关注这一过程和社会事实的产生机制，关注人们宣称的表达和价值观诉求。他们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出了一种关于人们对社会问题做出宣称活动的建构论观点。

《建构社会问题》一书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建构论研究范式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有学者指出，该书代表了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是社会问题理论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而在该书出版25周年之际，社会学家乔尔·贝斯特则撰文指出：《建构社会问题》一书开创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建构论这一新路径。他说，正是由于斯佩克特和基特修斯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出现了。此后，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困、疾病、犯罪等。还有些学者尝试进一步拓展关于社会问题的建构论解释。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斯佩克特和基特修斯研究基础上的。正如有人所评价的：“过去的25年里，在社会问题理论的发展中，如果说社会建构论观点不是最有影响的，那也是最引起人们热议的方面。《建构社会问题》一书提供了一般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理路的典范表述，从而使社会问题社会学发生了转变，并使其获得新生。”

美国心理学家肯尼思·格根（Kenneth Gergen）是社会建构论的一位有力倡导者，他结合社会心理学研究发表了大量相关成果，包括《现实与关系：社会建构中的回应》（1994）、《社会建构论导引》（1999）、《语境中的社会建构》（2001）等。1985年，格根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了《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运动》一文，“该文因此被视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也是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宣言书”。“此文把社会建构论引入主流心理学，并倡导用社会建构论取代实证主义作为心理学知识的元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格根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外心理学界围绕其建构论心理学展开了激烈争论，相关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如《理论与心理学》（Theory ＆ Psychology）杂志2001年第3期、2002年第5期先后两次刊发社会建构论专刊，围绕格根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做了讨论。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受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等观点的影响，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出现了重大转折。学者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研究方法论，更加重视话语建构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学界还出现了一个“话语建构论”流派。例如，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极力倡导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DA），并把话语分析成功地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从而开辟了“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新方向。他把“对话语的分析看作社会科学的一项中心任务”。乔纳森·波特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于1987年出版了《话语和社会心理学》一书，系统阐述了话语分析这一新的研究理路。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自其出版20年来，《话语和社会心理学》已经帮助把话语分析（以及随后的言说心理学）确立为社会心理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研究分支。它也帮助着确立起在社会心理学中使用定性方法的合法性，以及发展出使用定性访谈和对互动的记录进行研究的新方法。它也推动着新的学术氛围的形成……”

2012年，在《话语和社会心理学》一书面世25周年之际，特别是为祝贺英国拉夫堡大学“话语与修辞研究团队”（Discourse and Rhetoric Group）成立25周年，《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第51卷出版了一期专刊，集中发表了一组从事话语分析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的文章，回顾总结了话语心理学的发展与成就，把它的兴起看作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不过，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建构论观点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领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家曾赋予科学以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他们认为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如宗教、意识形态等）有着本质的区别，认为后者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而科学知识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适性。因此，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家没有把科学知识列入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

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批深受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观点影响的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的研究中心转向了科学知识。他们提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故这种观点又被称为“建构主义”。这种研究的转向与英国的“爱丁堡学派”以及哈里·柯林斯（H. M. Collins）和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法国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德国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等所取得的成果密切相关。

“爱丁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他们以提出“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而闻名。在《知识和社会意象》（1976）、《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1974）等著作中，他们提出，科学知识不但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科学家“利益”的直接影响。他们认为，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布鲁尔提出了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四个“信条”（tenets）：第一，应当从因果关系方面去分析那些形成信念的条件和知识形态，即“因果性信条”。第二，应当不偏不倚地对待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即“无偏性信条”。第三，在解释类型上应当是对称的，也就是说，相同类型的缘由既可解释真实的信念，也可解释虚假的信念，即“对称性信条”。第四，原则上其解释模式应当可用于社会学自身，即“反思性信条”。布鲁尔强调，对各种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应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说明，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他们并不否认这一点，认为这种观点不是反理性或反科学的。另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就大张旗鼓地宣扬“相对主义纲领”。他说：

这种形式的相对主义是一片令人神怡的林间通道，它就在我们日常乘坐的轨道列车那可感知的铁轨附近。实际上，相对主义的林间通道式的不同小径，也能引导至铁路到达的大多数目的地。然而，它们不是以完全相同的预定方式进行引导：一条林间小径所带来的探索具有可选择的路线，而且，与一条铁路相比，它提供更加广泛的风景供人选择。

柯林斯指出：“我通过对科学的考察努力说明，个人怎样创造变化的潜力，其他人如何促进或妨碍这个过程，这些努力怎样蕴含于更广泛的社会当中，更广泛的社会如何成为概念秩序的所在地，以及如何使事实成为像事实的样子，尽管事实是人类的创造物。”他根据布鲁尔的“对称性信条”，指出“什么算做真（what counts as true）是社会过程的结果，真理不是这种结果的原因”。因此，柯林斯指出，从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来看，“自然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只有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简言之，按照他们的建构主义观点，“社会过程产生科学事实”。

另外两名有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于20世纪70年代末，运用民族志方法对科学家在实验室这一所谓“自然”场所中的日常研究活动做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发表了著名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第一版，1986年修订版）一书。他们通过一系列经验资料得出的结论，更明确地提出科学成果是人为的产物或人造事实（artefact）。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第一，科学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字和解释活动；第二，科学事实就其书面表述形式而言是被建构的、被散布的和被评价的。或者说，“科学研究活动不是‘有关自然界本性的’，而是为建构实在进行的激烈战斗。实验室就是战斗的场所和富有战斗力的地方，从而使得建构成为可能”。因此，他们把实验室看作科学家“建构”或“制造”科学知识或科学事实的主要场所，对之开展了人类学研究。

德国社会学家卡林·诺尔·塞蒂纳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建构主义的有力倡导者。她于1981年发表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成为建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她认为，所谓科学事实也是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诺尔·塞蒂纳明确提出：“科学成果必须被看作通过生产过程高度内在构成的。”她又说：“科学成果，包括经验资料，其特征首要的就是它是建构过程的产物。”

诺尔·塞蒂纳把他们对科学活动的这一研究界定为建构主义的解释，或称“强建构主义”（strong contructivism）观点。尽管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甚至被指这类建构主义纲领是“多余的和倒退的”,但是诺尔·塞蒂纳一直维护这种“实验室研究”的分析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认识文化”（epistemic culture）概念，拓展了其建构主义观点。

在这种建构主义影响下，其他科学社会学家进一步深化了有关研究，特别是从微观行动方面分析了科学实践与成果的建构性。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深受常人方法论首倡者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影响，关注对情境性活动和实践理性的研究。他运用常人方法论观点研究了科学家的微观实践活动，发表了《实验室中的艺术与人造事实》（Art and Artefact in Laboratory Science, 1985）、《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1993）等著作。但是，林奇指出，他对科学实践的研究跟以往的建构主义有所不同，他更加重视研究的经验性，力求避免一些哲学性的争论。他强调：“我相信，相比于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将对语言应用和实践行动提供一种更深邃的理解。”

在对科学实践的研究方面，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做的工作更为突出。他把科学研究明确界定为一种实践活动，这实际上代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种转向，或者说是从SSK到后SSK的转变。这一转向的突出特征表现在，由原来的把科学看作知识，转变为把科学看作实践（science-as-practice）来加以研究。皮克林在1992年发表的《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这一重要转变。他主张，应关注作为实践建构的科学，而不是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

皮克林早在1984年出版的《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一书中，就表现出实践建构观。他当时选择高能物理学中的科学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对象，对科学的微观实践过程做了考察，试图说明基本粒子夸克（quark）的实在性是跟科学研究实践相关联的。皮克林得出，夸克实在是粒子物理学家实践的结果，故其书名为《建构夸克》。后来皮克林在1995年出版的《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一书中，更鲜明地关注科学实践的建构问题。他以“实践的冲撞”来描述作为实践的科学动态生成性和演化特性。皮克林认为，科学活动可以被看作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瞬间突现而形成的一种耦合，且这种耦合具有一种“后人类主义”特征。按其“后人类主义”主张，科学实践中非人的因素跟人的因素是对称的，且应把物质的能动作用跟人的能动作用同等看待。皮克林指出，他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去说明科学实践，“把科学看作‘被制造的事物’（made thing），其中包括技能和社会关系、仪器和设备，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由此，可以说我始终关注的是科学实践，把它理解为文化拓展工作”。皮克林的实践冲撞观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关讨论反映在其于2008年出版的《实践中的冲撞》（The Mangle in Practice:Science, Society and Becoming）文集中。

而作为“巴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布鲁诺·拉图尔后来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实践转向。他在1987年出版的《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说明了科学家实践活动的方法规则。他把科学看作制造结论或产品的过程，是“正在制造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拉图尔在分析科学的制造过程时，引入“行动者”（actors或actant）概念，既包括行动者人的因素，也包括非人（non-humans）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科学实践网络，这就是所谓行动者网络理论，它是拉图尔实践建构论的核心理论。

拉图尔在2005年出版的重要著作《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中，系统阐述了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其核心概念除行动者之外，还包括能动性（agency）、转义者（mediator）、转译（translation）、网络（network）等。拉图尔提出，他关注的是关于“联系”（associations）的社会学，这种联系形成了网络。但他所说的这种网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它是各种人的和非人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worknet，而不是network。在对科学的分析方面，拉图尔“提出了新的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用‘实践建构’来取代‘社会建构’，摆脱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的套路，而试图代之以具体的实践过程”。他指出，科学家作为重要的转义者，把各种异质要素（人的和非人的）连接在一个相关的体系之中，通过转义过程，共同建构、完成科学实践。所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被称为“异质建构论”。这个理论有其自己独到的概念解释框架，跟传统的其他学派观点有很大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与社会建构主义比较而言，ANT在‘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中汲取了‘建构’分析的基本内核，但通过角色建构网络的策略消解或试图消解新康德主义建构论的思想痼疾。”

总之，以上学者在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普遍地把社会建构观点扩展到了科学事实的分析，进而对科学实践活动的微观建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所谓“黑箱”问题，即“按照拉图尔、伍尔加、诺尔·塞蒂纳、柯林斯和皮克林的观点，不但科学信念是社会建构的，科学事实也是如此”。

此外，建构论新思潮之所以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迅速在社会学等领域中勃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巨大推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或许［随着后现代主义发展］这一过程最广泛和富有成果的产物是社会建构论，它［在社会理论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后兴盛起来了。”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强大的思潮，表现在艺术、电影、建筑、哲学及社会思想的多方面。尽管其流派众多，观点纷杂，但存在某些共同之处，比如强调反理性、反主流文化，倡导多元主义和非正统观点等。建构论者在很多方面汲取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他们也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例如，最典型和有广泛影响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极大地影响了建构论的发展。特别是对话语建构论者来说，他们追溯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福柯的经典著作，如《词与物》、《性史》、《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等。在福柯那里，话语不再被视为简单的语言表达，而成为用以说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语言使用的各种社会规则与实践。

实际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出现已成为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重大转向之一，对传统社会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其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这一发展的成果。对这些发展，西方学者已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如美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瑞泽尔（G. Ritzer）在其编著的《社会理论的前沿问题：新综合》（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一书中明确提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个明显发展趋势就是理论的新综合。他指出，当代的理论支持者很少再有兴趣去捍卫传统的理论解释，而是更关注于提出不同于其他理论传统的新的更为综合性的理论。这些新发展的综合性理论包括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等。瑞泽尔后来又出版了《后现代社会理论》（Postmodern Social Theory）一书，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影响。其他一些著作也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及其跟社会建构论的关系。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相对于西方学者的建构主义研究，国内的有关研究相对滞后。尽管近年来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领域，有些学者已关注到西方建构主义观点的发展，并翻译和介绍了西方学者的部分重要成果，已翻译的重要著作包括莱斯利·P．斯特弗等编《教育中的建构主义》、约翰·R．赛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伯格和卢克曼著《现实的社会构建》、肯尼迪·格根著《社会构建的邀请》等。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以翻译评介为多，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从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有个别论文讨论过“建构主义”，但大多限于跟皮亚杰理论有关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如王至元和陈晓希的《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介绍之一》。显然，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跟后来流行的建构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从中国知网检索的结果来看，2000年之后相关论文数量急剧增多。其中，1986—2014年，在中国知网中以“建构论”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相关论文345篇（详见图0-2）。

另外，以“社会建构论/主义”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相关论文2664篇，同样2000年之后相关论文数量急剧增多（详见图0-3）。

具体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哲学领域，部分学者从哲学认识论，尤其是从科学哲学方面相对较早地关注到西方建构论思潮的兴起。例如，20世纪90年代，有些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及技术哲学的学者，就对跟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相关的建构论做了评介，如方卫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评述——对建构主义的分析》、曹天予的《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个批判性的评论》、李三虎的《当代西方建构主义研究述评》等。但当时这类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也没有引起学界对社会建构论的广泛关注。

近十年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或者广义的科学技术论（STS）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量增多。其中，较为集中的研究方面有：一是有关西方SSK和STS新成果及其发展的研究，既有对爱丁堡学派的研究，也有关于“巴黎学派”、“巴斯学派”以及“约克学派”等的研究。二是集中关注西方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的研究，如安维复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超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探索》和《科学哲学新进展：从证实到建构》等。三是结合对后现代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批评，关注后SSK的发展，特别关注“实践转向”，如蔡仲等发表了大量有关“科学大战”和建构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他一些学者讨论了相关的“实践转向”问题。另外，刘保和肖峰所著《社会建构主义——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则把社会建构主义看作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对其思想渊源、主要流派和研究问题、哲学意蕴及争论做了系统论述。

在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学者较早就关注到跟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相关的所谓“建构主义”（或“构成主义”）。在这些领域，相关的研究似乎更为活跃，但他们更多的是从认知发展或教育学习的方面加以关注，把建构主义看作“当代教育心理学中的一场革命”。因此，这种“建构主义”跟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建构主义”不一样。不过，在心理学领域，格根等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把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出现看作心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对之做了研究并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如王小章的《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叶浩生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与社会建构论的产生》、《社会建构论与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社会建构论与心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杨莉萍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等。

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领域，部分学者把建构主义运用到对民族国家、国际关系建构问题的研究，如郭树勇的《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秦亚青的《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

在社会学领域，最早对社会建构论做系统阐述的是苏国勋。他于2002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具体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在社会学中的理论渊源及发展。该文还从社会建构论应用的角度，提出了“建构论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的观点。赵万里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于2002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则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新发展，对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纲领和经验研究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该书“对于建构论的学术实践做出了全面而且具体的总结概括”，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把社会建构论应用于对社会问题、社会性别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研究。例如，闫志刚在《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和《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等成果中，介绍了社会建构论作为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结合国内农民工问题，运用建构论做了深入分析。其他学者运用社会建构论研究了社会性别（郭爱妹，2003；潘绥铭、黄盈盈，2007；马姝，2010；王昕，2010）、环境风险（赵万里、蔡萍，2009；张虎彪，2008；蔡萍，2012）、积极老龄化（郭爱妹、石盈，2006）、留守儿童（贾云，2010）、残疾人（葛忠明，2015）等问题。

但相比来说，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对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有些学者只是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建构论。例如，夏光在2003年出版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只是广泛地对西方后结构主义及各种后现代理论思潮做了评析，没有做专题研究。谢立中一直关注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关的研究，他近年来也特别关注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发表了《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蕴》、《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以“罗斯福新政”为例》等著作，对话语与建构问题做了深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表明了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意义。郑震新出版的《另类视野——论西方建构主义社会学》，则通过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大线索，梳理了建构主义社会学的历史脉络和思想风格，并对建构主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做了分析。该著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哲学意涵，未涉及更广的社会学理论议题。

但总体而言，国内社会学界对当代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的研究还很不够，尚未有人系统深入探讨社会建构论在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方法论地位及对当前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学术界，人们关于建构论褒贬不一，对其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同认识。因此，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做更深入全面的探讨。

三 本书分析框架

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所提倡的是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或认识论。建构论者试图解构传统的经验解释模式，主张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并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与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认为我们人类的一切社会现实（包括目标物、知识以及行为准则等）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例如“社会性别”、“社会问题”、“同性恋文化”、“科学知识”等都是社会建构物。重要的是，社会建构论者试图颠覆我们传统上所认识的社会世界的根本属性、认识方式和解释方式，以确立起新的社会认识论与方法论。他们倡导知识的社会性、实践性、反思性、多元性等，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取决于经验有效性，而是取决于社会行动过程（沟通、磋商、话语等）。因此，建构论从根本上有别于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它特别重视社会过程、话语体系和社会建构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当然，由于西方建构论思潮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或来源，因此，关于建构论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争论与问题。有人把建构论看作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也有人把它看作反本质主义、反实证主义、反客观主义等，另外还有“强建构论”与“弱建构论”等不同的划分。

社会建构论实际上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后现代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新的学术思潮汇流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而是力图将建构论纳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之中，结合建构论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去分析它给社会学研究所带来的理论变革及产生的影响。

为此，在这一研究中，我们将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或“元理论”法，系统考察西方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理论来源、流派和观点，分析社会建构的机制及其与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建构论对当前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等。具体来说，我们将从如下方面开展相关问题的分析。

第一章研究社会建构论思潮兴起的学术根源及社会背景，通过厘清其发展的学术和社会脉络，试图对建构论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内容包括关于建构论的界定、与建构论相关的争论、建构论思潮兴起的学术脉络及社会背景。

第二章梳理社会学思想谱系中的建构论源流及其发展脉络。内容包括经典社会学家的建构思想、符号互动论与意义的建构、现象学社会学与多重实在的建构、常人方法论与日常生活的建构、知识社会学与现实的社会建构。

第三章研究表征危机与社会建构，从有关“表征”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入手，深入探究“表征”与科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及面临的困境，最后结合社会学研究的实践转向将表征与建构纳入实践视域，提出研究过程中表征与建构整合的实践机制。内容包括表征方法论与科学、表征危机及其当代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表征取向及其困境、社会学研究的建构论转向及其风险、表征与建构的整合。

第四章研究话语建构论，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所谓“语言学转向”，话语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话语研究随之兴起，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就是这一学术发展的主要成果，而话语建构论作为建构论的重要一派，是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内容包括话语研究的兴起、话语建构论主要观点、话语分析与社会研究范式变革。

第五章研究实践建构论，指出实践建构论尤为重视对人类实践性建构行动的研究，这为我们理解社会建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但由于研究者关注领域、研究视角和旨趣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实践建构的分析各有侧重，观点不一。该章将主要讨论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内容包括社会研究的实践转向、实验室研究与秩序重构、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科学的操作性与“实践冲撞”、场域与实践建构论。

第六章讨论时空研究与社会建构论，时空是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范畴，一切社会现象与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时空之中。但在以往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中，时空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位的，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兴起，人们关于时空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时空的社会建构意义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讨论时间的社会建构意义，说明时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然后结合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通过对社会空间概念的辨析，从社会理论上提出深入探讨空间的社会性问题的一些议题。

最后结语部分，探讨社会建构论与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之路，指出社会建构论作为跟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的一种新学术思潮的兴起，对传统的思维观念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也正在重塑我们关于社会的认识以及社会学学科本身的认识。但这是一场重要的社会认识论危机，还是反映了知识的进步？目前学术界对此尚存争议，我们将主要从元理论的变革、知识生产与社会研究的新转向几个方面分析社会建构论产生的影响。最后结合“反思性”主题，我们探讨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分析了中国社会学实现学术突破和创新发展的前景。

为突出研究重点，并使本研究尽可能地贴近学术前沿，在上述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将在建构论视域观照下重新审视“知识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经典的研究论域，以此作为整个研究的理论突破点。具体说来，就是从“表征与建构”、“话语与建构”、“实践与建构”三个维度系统深入地探究“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社会又是知识建构的结果”这一建构论的知识社会观，从而为把握建构论对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影响提供具体的逻辑与思维通道。

当然，这三个维度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它们构成了我们研究当前社会建构机制与过程的主体内容。具体来说，我们可用图0-4概括。

具体而言，本书试图在如下两方面有所创新。第一，我们将在新的知识社会学框架下，从元理论的层面上系统考察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实质与内容。特别是，将把它放在社会学理论解释的脉络之下，做系统的探讨。我们试图说明，新的社会建构论观点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思维，是一种新的理论解释取向，它将会改变我们对人类知识属性及社会理论的传统认识以及对社会实在的认识。

第二，我们系统说明了由社会建构论所带来的关于社会实在及知识观的变革，并概括指出，由于人们对知识生产过程认识的改变，社会研究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新转向。这些转向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社会研究由重表征到重社会建构的转变；社会研究由重经验描述到重话语建构的转变；社会研究由重知识本身到重实践建构的转变；社会研究由寻找一般规律到重多元文化意义的转变。

当然，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我们这里主要是结合社会建构论的发展来探讨其对理论创新的意义。因此，从理论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一研究必然也有其局限性。